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當代最具影響力和爭議性的哲學家之一，對意識、自由意志、宗教、演化生物學等都有深入的研究，與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及克里斯托弗·希欽斯一同被稱作「新無神論四騎士」。
丹尼爾·丹尼特對於「意識」獨樹一幟的理解和看法，同樣深刻影響和推動了如今炙手可熱的人工智慧的發展，被許多業內人士譽為「ai先驅」。他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譯為中文，包括《自由的進化》《意識的解釋》《我是誰，或什麼？》《達爾文的危險思想》等，在中國讀者中有著廣泛的影響。
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42-2024）。
在下面這篇紀念文章中，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英瑾詳細論述了這位哲學大家的思考對於普通哲學愛好者的啟迪。在徐英瑾看來，丹尼特的哲學精神可以概括為：「斬斷天鉤」。「天鉤」指的是被部分哲學家刻意發明出來的人造概念，丹尼特批評那些依賴未經證實的概念來解釋複雜問題的哲學方法，他認為這是一種智性上的懶惰。
其實，大多數人無時無刻不受到這些人造哲學概念的負面影響，從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對「自由」概念的濫用，到不少碩博士專業論文淪為「哲學大詞」的展示。用作者的話來說：「假若你是在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才意識到丹尼特的學術地位，這就說明你周圍的哲學模因很可能已經被人為控制到不讓你接觸某種特定模因的地步。」
丹尼特的學術譜系
2024年4月19日，美國著名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因肺部疾病逝世，時年82歲。他的逝世，不僅是美國哲學的重大損失，也是世界哲學的重大損失。
與很多從小生活在美國並對外國一無所知的美國人不同，丹尼特是在貝魯特長大的，並因此對阿拉伯文化有一點了解。他父親因空難在非洲離世後（當時小丹尼特才五歲），他是他媽媽一手拉扯大的。小丹尼特曾在美國頂尖私立預科學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這也是最早接受大清留美幼童的美校之一）讀書，然後在哈佛大學讀了哲學本科。
在哈佛，他遇到了當時如日中天的哲學大師奎因。作為亞洲人我在這裡忍不住插一句，奎因也曾與兩位亞洲哲學家結下了深厚的緣分，一位是在奎因的指導下拿到博士學位的王浩，一位是曾在哈佛訪學的大森庄臧（一位將現象學與維特根斯坦哲學結合在一起的日本哲學家）。丹尼特從奎因學到的，乃是一種叫「自然主義」的哲學工作態度，即相信在哲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之間是有著連續的關係的。因此，從自然主義者看來，搞哲學研究的人漠視科學進步可不行。
不過，丹尼特的哲學博士學位不是在美國獲得的，而是在英國牛津。他的博士論文導師乃是吉爾伯特·萊爾，牛津日常語言學派運動的樞紐人物。丹尼特從他的導師那裡學到這麼兩件事：第一，要對諸如「靈魂」、「意識」之類的難以從第三人稱角度加以驗證的主觀主義說教保持警惕態度，因為這些說教有可能都是在「扯犢子」；
第二，哲學家的任務不是增加我們的知識，而是通過澄清概念譜系的關係來讓大家頭腦清楚，因此，哲學家要始終保持謙虛的態度，不要老將自己當成人類導師。至於丹尼特在萊爾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心與腦：神經科學視角中的內省式描述，以及意向性問題》），在題目上就已經暗示了師生共同所從事的這項哲學事業的旨趣：用第三人稱的觀察去剝奪基於第一人稱視角的內省式意識描述的哲學尊嚴。
博士畢業後的丹尼特回到美國後，長期在塔夫茨大學任教，著述非常豐富，其中有不少已經翻譯成了漢語。要在這樣一篇短文中將其各方面的學術成就加以總括，並不是太容易。與其像掉書袋一樣向讀者介紹他的每一本書內的觀點，還不如提綱挈領地對其哲學的總的精神加以提煉。
而我本人用如下四個字來概括其哲學精神：斬斷天鉤。
丹尼爾·丹尼特。
天鉤與天鉤哲學家：
智性研究中的「不勞而獲」
啥叫「天鉤」？這是丹尼特很喜歡的一個比喻，用來指那些被一部分哲學家刻意發明出來的人造概念，以便用來解釋某些現象。這些概念就像在《西遊記》里不時出現幫孫悟空解決那些擋路的妖怪的菩薩一樣，以一種取經團隊中的任何成員都不具備的超級法力將取經之路變得相對平順。
舉個例子來說，康德主義者要解釋為何人類能夠做因果判斷，就發明了一個叫「因果範疇」的天鉤，換言之，他們將溯因推理當成了證據。但從法庭辯論的角度看，溯因推理只能構成一種假設，而不是一種證據。
再舉個例子：假設維也納動物園內的一頭大象昨夜被人殺害並分屍了，而且，當地警方在現場發現數個不同人的腳印與不同人的指紋——那麼，你是不是就能因此推出殺害大象的兇手是多人呢？警察當然有權這麼想，並將其作為破案的一條線索——但這樣的構想未必就是事實。為何真相不能是這樣的呢：一個力大無窮的作案人獨自殺死了大象，並故意在現場留下了不同的指紋與腳印，以便干擾警方的辦案思路？很顯然，不將嫌疑人抓獲並獲取可靠的口供，上述的證據鏈就是不完整的。
同樣的道理，康德主義者有什麼權利認為他們構想出來的「因果範疇」就是對於人類認知架構的正確呈報呢？難道僅僅因為人類的確能夠做因果判斷，就因此斷定人類的心智中有使得此類判斷得以可能的因果範疇嗎？這至多只能作為一種思考線索，而不能做「結案報告」，否則，一個僅僅在犯罪現場看到多人指紋就判斷作案者一定是多人的警察也就有權馬上寫結案報告了。
《黑鏡：潘達斯奈基》（2018）劇照。
這種試圖繞過證據搜集而假設直接當作結論的思維方式，就是哲學意義上的「天鉤」思維。這個比喻的要點是：一個哲學假設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來的鉤子一樣，是智性研究中「不勞而獲」之物，因此，即使你獲得這樣的鉤子，也要將其來歷調查清楚，而不能貪圖方便，先用了事。但在丹尼特看來，在哲學界的「天鉤愛好者」實在是太多了，這就使得學習與研究這樣的哲學，成為了一種智性上的墮落。
——有人或許會說：警察對於犯罪真相的追溯涉及到公共利益，當然不能隨便用「天鉤」來搪塞，但哲學家關於心智本性的討論即使粗疏一點，又能對公眾利益產生什麼危害呢？誰又管你用不用天鉤呢？這些貌似都是「茶杯里的風波」罷了。
情況可沒有這麼簡單。前面已經說過，丹尼特的學術譜系來自萊爾與奎因，而二者（特別是萊爾）的學術譜系又與長期在劍橋大學執教的後期維特根斯坦有關。後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一個要點，就是反對傳統哲學家通過發明一些大詞來將哲學研究變得神秘兮兮，由此造成語言辭彙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的結果，就是學過這些哲學的人，經常像堂吉訶德那樣對抽象的觀念標籤發動攻擊，而對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男女表示無感。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此類哲學作風的泛濫，會造成一群對群眾的真正關涉懵懂無知卻痴迷於概念遊戲的散沙式游士（而且是帶有名校光環的那種游士），由此反而對漸進式的社會進步構成戕害。
《從細菌到巴赫再回來》，作者：丹尼爾·丹尼特， 湛廬文化｜中國經濟出版社2024年3月。
「我當然是有自由意志的」，
但事情真是這麼簡單嗎？
一個經由此類辭彙膨脹而成為西方很多人的思想鋼印卻已然引發無數糾紛的大詞，就是所謂「自由」。自由主義者沒事就將「自由」放在嘴上，而有意思的是，彼此敵對的不同政治陣營都喜歡在自己的腦門上寫上這個大詞（此刻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口號：「從河流到海洋，x終會得到自由」——這裡的「x」留出的空位就像地鐵上的長凳一樣，只要沒人占你就能坐上去）。
丹尼特本人並不是政治哲學家，但在心靈哲學與行動哲學領域，他已經對「自由」概念的心智哲學基礎——「自由意志」——發動了衝擊。請注意，按照丹尼特哲學，不假思索地認定我們有「自由意志」，就是在祈靈於天鉤思維，因為這種思維方式與推導出範疇存在的康德式思維一樣，都是將假設當成了結案報告。按照自由意志論者（即認定自由意志客觀存在的那群哲學家）的觀點，既然我們體驗到了自由意志——「我可以自由地決定繼續讀完這篇關於丹尼特的紀念文章，也可以選擇不讀下去」——那麼，我當然就是有自由意志的。但事情真是這麼簡單嗎？請看看丹尼特給出的另外一種關於自由意志的敘事：
我們對於自由的感受其實與我們的決策機制的客觀運作有關。有些決策不會涉及到利益的衝突，因此，你不會感到你在經歷一些思慮——比如，一般而言，一個正在訓練的士兵在面對戰友遞過來的水壺的時候，就會不假思索地喝了裡面的水，而不會進行任何思考。道理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你不需要思考才知道如何走路、如何喝水，否則，你會累死的。但在涉及到複雜利益糾葛的情況下，思慮就要發揮作用。假設你的戰友給你的水壺裝著全連隊最後的救命水，你要喝掉其中的多少呢？一點都不喝，顯然不利於你自己的健康，但若喝得太多，你的戰友又會怎麼看待你？因此，這時候你就需要盤算，以便把握好行動的分寸：是抿一小口，還是一大口？
《黑鏡：潘達斯奈基》（2018）劇照。
在你進行這種思慮的時候，你的大腦其實是以一種非常複雜的方式來運作的，其中大多數運作細節，都不能被你主觀地意識到。不過，一些重要的思慮往往會觸發你的「理由給出機制」運作，由此使得你的決策理由被你意識到。譬如，如果你突然看到了天邊的烏雲，料想到馬上會有一場雨，你就會推理出你的團隊在未來幾個小時內就會得到水。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會做出「現在不妨就抿一大口水」的決策，因為水的短缺問題馬上就會得到緩解了。而當你意識到你是基於這些理由給出此類決策的，你就意識到你是具有理性的，並因此是自由的。很顯然，所謂「自由意志」，無非就是對於決策理由的反思力所衍生的意識副產品罷了。脫離了這整套機制，根本就沒有什麼獨立的「自由敘事」。
丹尼特的這種觀點，並不能被視為某種否定自由的「決定論」（按照此論，人類如同一般物理對象，其一舉一動都被物理法則所左右），而是所謂的「相容論」（按照此論，人既受到物理法則的限制，又可以被說成是具備自由的）。換言之，縱然他並不反對我們使用「自由」這個概念，但他追尋其導師萊爾的腳印，反覆提醒讀者注意「自由」這個概念在複雜的概念體系（特別是關於「理由給出」的語言遊戲的概念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免「天鉤愛好者」脫離這個網路而過於自由地使用這個字眼。而假若「自由」這詞被如此錯誤地應用了，就會造成所謂的「概念通脹」問題，而由此造成的錯誤，就類似於一個不知道本國貨幣定錨於黃金這一金融事實而濫發貨幣的統治者所犯的錯誤。
《意識的解釋》，丹尼爾·丹尼特著，蘇德超 等譯，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7月。關於這本書的更多內容，詳見：徐英瑾：「意識是被解釋出來的」，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丹尼特的批評者顯然不會就此閉嘴。他們發出的批評有兩類：
第一， 丹尼特自己所給出的關於自由產生的相容論模型難道不就是天鉤？我們為何要買入一個反對天鉤思維方式的哲學家自己強加給我們的天鉤呢？
第二， 假設丹尼特的理論是對的，那麼，人的自主性在何處呢？你之所以被說成是自由的，僅僅是因為這樣的描述符合自然語言使用者的期待——但你自己的自由存在的根本呢？難道脫離了他者的描述，你就是純然消極的嗎？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丹尼特主義者的回復如下：
回答一：相容論的自由模型不是天鉤，而是一種「起重機思維」的產物。啥叫「起重機思維」？就是訴諸於進化論給出的漸變論思想，一點一滴地解釋人類認知架構的形成，在其中堅決不跳步。比如，你要解釋為何鳥臀目的恐龍演化為了始祖鳥，你就要將各種過渡品種的化石列出來，不能突然拿出始祖鳥的化石來嚇唬人。這種思維方式，就對應於起重機的思維，即你要一塊一塊地將建築材料用自己能開動的起重機吊起來，而不能指望有啥天鉤能越俎代庖。按照這個思路，丹尼特在其著作《自由的進化》中描述了自由在自然界中出現的過程，即從簡單的決策機制到複雜的決策機制的漸變過程。在他看來，只要智能體面對的任務足夠複雜，那麼，它就需要在自己的長期記憶中對決策的理由進行記錄，以便在未來處理類似的問題時調用這些信息——而這種對於理由的記錄能力本身顯然是為了提高智能體對於環境的適應度而慢慢被演化出來的，不是「天鉤」恩賜給人類的。因此，對於上述演化過程的理論反思成果（也就是丹尼特本人的相容論的自由觀）也就不是另一種天鉤哲學的產物。
《自由的進化》，丹尼爾·丹尼特著，曲嬌譯，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9月。
回答二：丹尼特的自由模型的確將自由視為了一種話語模式的產物——也就是說，某人之所以是自由的，乃是因為將其視為自由行動者，會帶來一種敘述上的方便。至於他本人是不是自由的，丹尼特主義者並不關心。很顯然，這是一種很容易冒犯到一些人的自尊心的觀點，因為他們認為具有自由（而不僅僅是被說成是具有自由的）乃是人之為人的關鍵性標記。
但在丹尼特主義者看來，丹尼特的理論反而能更好地使得他對於人的行為的說明與我們在心理學、傳播學與行為經濟學層面上的發現相互合拍。剛剛逝世的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內曼早就已指出，人類的心理決策活動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操控——比如，只要你一直通過某種宣傳而認為某個政治團體是邪惡的，而被其迫害的另外一個團體（我們暫將其稱為「x」）則是無辜的，你就會覺得站在x的立場上去喊什麼「從河流到海洋，x終將自由」之類的口號乃是正義的。但很顯然，你可能只是某種被精心設計的認知戰的犧牲品罷了。很可惜，由於即使是在常春藤大學讀書的那些自命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的大腦其實也是繼承了來自採集-狩獵時代的古老架構，因此，他們的認知雷達的有效工作範圍，也肯定處在「鄧巴數」（即150人）的限制之下（按照英國人類學家鄧巴的理論，150人構成的社會網路的複雜性構成了我們處理熟人關係的認知上限）。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判斷就很可能被身邊的「同溫層」所左右，並在面對超越鄧巴數上限的超級複雜的國際問題時失去準頭。
我不希望我上面的文字會讓讀者對丹尼特的理論產生誤解，即認為他將一切人以「自由」的名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予以「祛意義化」。二戰中盟軍以自由的名義解放達豪集中營中倖存的大屠殺倖存者當然是有正面的歷史意義的，只是這種意義的賦予過程與我們是否具有一種脫離了社會評價而自存的自由狀態無關。
丹尼特的這種理論顯然與盧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構成了鮮明的反差。丹尼特主義者或許會這樣來改寫盧梭的這句話：「人生而存於社會評價網路中，且無時不被評價為自由的擁有者」。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恰恰是這種改寫，才使得這種新的自由觀更能見容於公眾的道德常識，而盧梭的自由觀則否。
具體而言，盧梭的理論使得他缺乏足夠的理論資源來批評羅伯斯庇爾以自由為名而進行的濫殺行為（既然羅伯斯庇爾也是生來自由的，他當然也能以自由為名處死幾萬人）。
——而在丹尼特主義者看來，自由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評價的產物，而這種評價所瞄準的，又恰恰是當事人行事的理由的合理性，因此，我們當然能將那些好的行為（即基於合理理由的行為）與壞的行為區分開來。
那麼，哪些理由是好的理由，哪些是壞的呢？
別忘記了，丹尼特是一個超級達爾文主義者，因此，好的觀念——受到科普作家道金斯的啟發，丹尼特也將那些可以被傳播的人類觀念稱為「模因」——的散布能夠促進觀念受用者的繁殖適度，而反之則不能。比如，雅各賓派發明的「殺掉所有的法國貴族」的模因就是一個壞的模因，這就等於消滅了路易十六時代累積的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的肉身載體，由此降低了法蘭西民族以後的繁殖適度（順便說一句，一次大戰之前德國之所以自信能夠打敗法國，就是因為當時的人口統計說明，德國的高生育率使得其具有比法國更豐富的後備兵源）。
《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作者：（美）丹尼爾·丹尼特，譯者：張鵬瀚、趙慶源，中信出版社 2023年2月。
換言之，雖然廣義上的人類道德都反對濫殺，但丹尼特的模因學會特別反對那些旨在破壞重要模因的肉身承載者的濫殺。因此，由於有了達爾文主義所提供的思想基準，丹尼特便不能被視為一個認為「怎麼樣都行」的文化相對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毋寧說，標準的丹尼特主義者會將此類後現代主義者的觀念視為一種壞的模因：因為後現代主義者對於傳統婚姻的放任態度會降低此類模因接受者的繁殖適度，由此使得後現代主義成為一種「斷子絕孫學」——而達爾文主義的本義，卻恰恰樂見「人丁興旺」。
不容於美國文化內戰的鬥士
丹尼特對於後現代主義的批評態度，貌似使得其很容易成為美國基督教保守主義的知音——但麻煩的是，因為丹尼特本人將基督教理念僅僅視為一種模因而拒絕承認上帝的存在，他也一直是保守主義者的眼中釘。
從這個角度看，丹尼特在目前美國文化內戰中的地位就有點類似在北宋朝堂上的蘇軾——由於蘇軾在政治上的特立獨行，王安石的新黨與司馬光的舊黨都排擠他——與之相應，丹尼特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批評使得他無法見容於美國校園內的激進左翼；而他對宗教的批評態度又使得他無法見容於江湖之中的「紅脖子」。但站在丹尼特本人的立場上看，處於如此尷尬的地位，也是其哲學品格所不得不決定的。哲學家最需要展現的學術德性就是融貫性，即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臉。假若丹尼特為了討保守主義的好而去皈依基督教的話，那麼，他又怎麼繼續做斬斷一切天鉤的鬥士呢？難道將一切解釋的難題訴諸於上帝，不就是最典型的天鉤思維嗎？
丹尼爾·丹尼特著作i've been thinking英文版書封插圖。
最後我想說幾句對中文世界的哲學愛好者的掏心話。假若你是在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才意識到丹尼特的學術地位，這就說明你周圍的哲學模因很可能已經被人為控制到不讓你接觸某種特定模因的地步。這種控制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留出生態位給別的哲學模因——保不齊其中的某些模因就會誘使你相信如下遲早會導致「斷子絕孫學」之結論的論點：婚姻是人類發明的虛假社會形式，需要被拋棄；科學本身只不過就是一種權力架構，是一種意識形態幻覺；任何權威都需要被打倒；羅伯斯庇爾是對的，即使他最終殺死了他的革命同志丹東，等等。
我不知道這些負面模因的傳播程度到底有多廣了，但就我做二十幾年哲學教師審讀大量哲學專業學位論文的經驗而言，我的確不想低估其傳播的廣度，因為很多論文都在向我展示作者對於科學的漠視與傳統文化的無知——而用以掩蓋這些知識漏洞的棺材板上，則充滿著作者從「天鉤哲學家」那裡借來的哲學大詞。
於是，很多哲學博士論文最終變成了「大詞展示學」：「哦，我親愛的導師，我已經考證過了，某某哲學家發明的第一個大詞是出現在這本著作的第幾頁的，後來，這個大詞又衍生出了五個大詞，它們都出現在這位哲學家在十年後於巴黎出版的另外一本著作里。你看，我的哲學研究工作是不是很紮實？」閱讀這些論文，使得我經常陷入了倫理上的痛苦。基於人情上的原因，我當然不會給這些論文不及格，但讓我本人的認知系統處理這些負面模因，也的確佔據了我處理那些正面模因的時間資源——比如，讀丹尼特的時間。
斯人已去，唯模因長存。特以此小文紀念我的哲學偶像丹尼特。
撰文/徐英瑾
編輯/李永博 劉亞光
校對/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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