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5日，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在影院上映。這部電影在當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獲得了八項提名，其中包括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獎，最終斬獲最佳攝影獎和最佳音效獎。
經過多年來不斷的重映，《現代啟示錄》最終在全球獲得了超過1億美元的票房。以下是電影剛剛上映時，《好萊塢報道》的首篇影評。
《現代啟示錄》
在經歷了颶風的影響、馬丁·辛心臟病發作和改寫劇本等等問題之後，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終於得以和觀眾見面，然而這些問題讓電影的成本飆升到了3100萬美元。
儘管一些評論家，大概是根據今年早些時候放映的版本（我沒有看到），已經對這部電影表示了一些保留意見，特別是馬龍·白蘭度在影片結尾高潮處的出場，我只想說，在超過兩個半小時的片長里，我被電影的每一分鐘吸引了，我堅信，這部由聯藝發行的影片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電影之一。
我之所以這麼說，不僅是影片對戰爭的癲狂詮釋，還因為科波拉將深刻的情感體驗和對藝術純粹的掌控力都展現在了銀幕上，而並非每個觀眾都能理解這一點。在影片震撼的開頭段落中，直升機機翼的扇動聲令人想到叢林中奇異的昆蟲，觀眾需要仔細辨認，才能聽出來。
《現代啟示錄》將噩夢般壯烈的視覺效果和具有幻覺感的聲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在背景里，人們在戰鬥、祈禱、死去，提醒著我們這些噩夢和幻覺的真實性。科波拉還喜歡在這部影片里同時呈現三個或更多層次的影像，進行長時間的、持續的光學重疊，為現代、機械、恐怖的戰爭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美感」。
任何人都不可能指責科波拉——他和約翰·米利厄斯一起撰寫了《現代啟示錄》的劇本——是一個戰爭愛好者。電影改編自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之心》，並且將背景放到了越南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馬丁·辛飾演一名美國軍官威拉德，和康拉德筆下的主角馬洛一樣，逆流而上尋找一個高智商的殺手/瘋子，只是這次他穿越的是越南和柬埔寨的河流。這名瘋子正是叛變的陸軍軍官科茨上校（馬龍·白蘭度飾）。威拉德得到的指令是：「中止科茨上校的一切指揮權。」
然而，這次在一艘全副武裝的巡邏艇上的航程，與其說是在探尋「黑暗之心」，不如說是在探索瘋狂的根源。在一系列精彩的場景中，科波拉慢慢揭示了戰爭才是最大的非人道因素。
一個被越共控制的村落被一位狂熱的上校（羅伯特·杜瓦爾飾）無情地摧毀，他關心的兩個問題是他手下的福利和敵人的屍體數量——而且，他明確表示，他認為眼前所有的「斜坡」都是敵人。（這是典型的科波拉式的拍法，也是這部電影的特點，他沒有把這個人漫畫化。他是那種無畏的、無意識的領導者，大多數大兵都希望能感覺到他在負責任。）
巡邏艇到達另一個村莊，那裡有一個巨大的美軍補給站，就在這時，直升機上的「花花公子女郎」被送來為男人們表演節目。她們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表演者與他們的觀眾被圍欄和壕溝隔開。但當女性的舞蹈變得過於挑釁時，美國大兵開始衝破圍欄，表演被迫停止。科波拉以動物園的形象作為隱喻，暗示戰爭把人變成了野獸——只是他們站在了籠子的錯誤一邊。
在河的更遠處，有一座橋，上面掛滿了彩燈，軍隊白天建造這座橋——「這樣將軍們就可以聲稱我們的道路是暢通的了」——而越共則在晚上搞破壞。威拉德尋找著指揮官。「誰是這裡的指揮官？」他問一個由於吸毒而精神恍惚的步槍手。「難道你不是嗎？」那人回答道。沒有什麼比這更能簡明扼要地概括美軍越戰部隊的萎靡不振、瓦解的士氣了。與此相反，由邁克爾·海爾撰寫、威拉德念出的旁白是如此的敏銳：「越南人民只有兩種選擇——死亡或勝利。」
當他們進入柬埔寨邊境時，河岸上隨處都是墜毀或燃燒的飛機和屍體——有些是美國人，有些是越南人。在死亡面前，這並不重要。作為對這種日益增長的精神錯亂的視覺確認，小隊中的一個成員（山姆·伯頓斯飾），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衝浪冠軍，開始畫起自己的臉，和其他人越來越疏遠。（當我們最終見到白蘭度時，他的臉也被塗上了同樣的顏色，這個鏡頭暗示著，戰爭是一種不分等級的瘋狂，）。
科茨上校也是西點軍校的佼佼者，不過他遁入了自己的瘋狂中，他和威拉德的最終對峙也是一個重要的場景；白蘭度加入了很多個人的演繹，這也是全片最複雜、最充滿文學性的一個場景，科茨上校不斷地引用著T.S.艾略特的詩歌《空心人》中的語句。
看看影片最後，科茨棲身的那座昏暗的寺廟吧，那才是真正的「黑暗之心」，在這個陰森、失去控制的領地中，他的信眾自相殘殺，到處都是腐爛的屍體和被砍掉的頭顱。觀眾不難想像，瓊斯鎮的景象也是如此。人們可怕的向所謂的神交出了自己的意志。
科茨上校從黑暗中現身，在疾病和死亡帶來的氣味中，科茨試圖向威拉德說清自己癲狂的原因。他的自身經歷構成了他的哲學。他是一名出色的戰鬥指揮官，一個致力於實現心中「戰爭藝術」的人。威拉德在路上見到的一切，都是科茨哲學的實證：士兵們對領袖的盲目信仰，男人們在性方面的退化，在真正的命令下對生命和財產無意識的破壞，最重要的是，人類生命的廉價和死亡的隨意性。
科茨對殺人和被殺戮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厭惡感，他只是想知道，誰有權利來判斷？而最後當他被威拉德殺死時——這和一個可怕的殺死水牛的儀式交織在一起——科茨說的話和康拉德相互呼應：「恐怖，恐怖......」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場景，它賦予了這部電影統一性和意義，而如果不是科波拉執導，這很容易就會變成戰爭恐怖的一個目錄。科波拉的末日觀延伸的很遠，他調查的是潛伏在人們心中的邪惡（尤其是那些軍事高層），以及它和恐懼、自以為是、對權力的慾望之間的關係。軍方派威拉德這個瘋狂的戰爭殺人機器去殺科茨，並不是因為這個人已經投敵，而僅僅是因為他現在是一個按自己的規則生活的叛徒。（在這種情況下，軍隊在這部作品中「拒絕合作」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相信在未來的幾周里，將會有很多關於《現代啟示錄》製作之不易的文章，其中的細節在實際拍攝過程中儘可能地對媒體隱瞞，因為預算從最初的1200萬美元已飆升到了3100萬美元。也許科波拉認為他不想透露這些細節，但最終電影的偉大證明了時間、金錢和精力的支出是合理的。在我看來，答案也是肯定的。上周末放映的拷貝，既沒有開場標題，也沒有片頭，長達2小時33分鐘，每一秒都是恢弘的史詩。
當然最大的功勞屬於科波拉——他是導演、製片人、聯合編劇以及作曲（和他的父親卡邁恩·科波拉共同完成配樂）。在這些身份中，他似乎不僅在測試自己的能力，而且在測試他所選擇的媒介的能力。如果說他的天賦是驚人的，那麼他對天賦的揮霍則更令人印象深刻。
這一點在許多全景式的戰鬥場面中顯而易見，這些場面是用Technovision寬銀幕鏡頭拍攝的，每一幀都有大幅的動作爆炸；科波拉還使用了杜比增強音，讓觀眾一會兒處於戰鬥的中心，下一秒又處於叢林的深處。
但是，隨著影片進展到「花花公子女郎」表演、襲擊大橋以及最終抵達科茨的柬埔寨駐地等段落，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影像——燈光、場景和人物都經過精心編排，猶如歌劇般嚴謹，以獲得最充分的視覺效果；而在其他時候，在影片更鬆弛的時刻，同樣的巨大銀幕可能被一個人的面部填滿——馬丁·辛或是馬龍·白蘭度通過攝影機鏡頭直視著我們。不得不說，維托里奧·斯托拉羅細膩的攝影，早已超出了科波拉的要求和預期。
我一直認為，一個偉大的導演的成功，不僅得益於一兩名合作過的優秀演員，還有團隊之間的合作。《現代啟示錄》演員陣容十分強大，由專業演員和業餘演員共同組成。但我不想對演員的表演進行分類。毋庸置疑，最後出場的白蘭度猶如一尊佛像，他的憂鬱賦予了影片最後半小時一種強度——一頭失敗的獅子失去了他的驕傲和力量，但仍然相當危險。
科茨上校無疑成為了白蘭度的又一個經典形象。也許更令人驚訝的是，馬丁·辛扮演的受指使的、憤世嫉俗的威拉德在戰爭中浸淫得太久了，以至於對任何其他類型的生活都沒有興趣，但在他的任務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為了發現戰爭的本來面目——把科茨這樣一個優秀的人（或威拉德自己）變成了一個怪物。威拉德沒有什麼自我意識，一直沒有放開自己，以難以置信和驚恐的目光注視著他周圍的大屠殺。我想馬丁·辛的表演肯定會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有所斬獲。
但是，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比如羅伯特·杜瓦爾這樣的配角也是如此，他在戰鬥中戴著騎兵帽，叼著雪茄，發出難以理解的命令；阿爾伯特·海爾作為巡邏艇勇敢的指揮官，具有將船員們團結在一起所需的所有存在感。弗雷德里克·福瑞斯特扮演船上最理性、最可靠的船員；最重要的是，丹尼斯·霍珀扮演了白蘭度身邊一個精神癲狂的追隨者，霍珀的表演讓這個角色顯得獨一無二。
我認為《現代啟示錄》是一部傑出、偉大的電影，值得之前的種種等待。我唯一擔心的是，由於它出現的時間太晚，觀眾可能會把它當作另一部關於越南戰爭的電影，而不太感興趣。
很顯然，它已超出了越戰片的範疇，就像康拉德的小說，實際上寫的是殖民剝削的殘酷一樣。不論是科波拉還是康拉德，特定的環境只是為他們更深層次的關注提供了舞台——對人類之間非人性動機的一次探索。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而且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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