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影片的創作者在為作品擬定題眼時會賦予它雙重的深層含義，亦如導演文晏在評價自己這部作品時所說「嘉年華本意是指兒童歡樂的樂園」，但小文、小米等眾多未被世人看見，隱去了面貌的女性卻在這所樂園裡被摧毀了理想，彼時的嘉年華卻已成為成年人迷亂縱情的夢幻之地。
「嘉年華」還是那個「嘉年華」，來來往往的人會變，唯一不變的是它被賦予承載孩童理想生活起點的本意。這部影片也可以視作普通人的成長史，由理想到悲觀，最終向現實妥協。小米、小文及郝律師乃至生活中的我們，實則都曾遊走於此，只不過每個人最終停留止步的終點不同。
理想到悲觀主義撕裂性的過渡與崩塌
故事始於一個看似普通的夜晚，小文和她的同學張新新以「玩耍的名義」被劉會長帶到一家偏僻的海濱旅館過夜，被替班的前台登記員小米目睹。全然不知已經被危險籠罩的兩個女孩，仍天真的在房間里玩鬧，小文還帶上了會長乾爸爸送給她的禮物，那如瑪麗蓮·夢露般充滿誘惑的銀色假髮。
第二日兩個神情恍惚、披頭散髮的女孩在面對老師「為什麼沒有交作業」質問時的異常反應引起了老師的警覺，而後醫院的檢查報告單更是「灼傷」了所有人的眼睛。家長的憤怒與嚎啕，小文不明所以的懵懂哭泣，無辜的美卻被凌辱和審判。在那一刻，小文純真的孩童夢遭受了讓她無力抵禦的慘痛重擊。
理想在不被察覺之時，就逐漸走向了幻滅。
小文母親對美的粗暴踐踏，似乎讓她的孩童夢再無重燃的可能。從警察局歸來後，小文母親將心中扭曲壓抑的怒火發泄在小文身上，華服、長發在這裡成為了一個隱晦的符號。
從母親「像你那窩囊廢的爸一樣」的隻言片語中，可以一窺小文及其母親的單親生活環境。打心底起母親對小文全無憐惜之意，她只認為小文是生活加諸在她裊娜軀體之上的苦難產物。她曾經的愛與美被小文、被社會困境粗暴地閹割，正如劉會長對小文所做的那樣。
她把生活對自己的痛苦的精神暴行折射到了小文身上，造成了一種殘暴、對立的錯覺。因此小文漠然空洞地毀掉了母親的化妝品，一個人爬出徹底坍塌的理想世界，隱身於漫長又無聲的悲傷中。
人的本能是迴避痛苦趨向快樂，在跌落至悲傷深淵的過程中，小文回顧了她曾經的樂園。悲觀主義世界的大門逐漸向她敞開，裹挾著現實逼迫著她抬頭目視前方。也因為懂得並經歷過，所以自覺無法面對。
如小文早起的道路不再是輾轉坐公交去學校。會躲在門口看見郝律師與父親交談時轉身發瘋一樣奔逃。此時伏在郝律師懷裡的小文尚沒有完全被悲傷吞沒希望，但生活的浪潮總是這樣被推波助瀾交疊而至。在小文父親被老闆要挾簽寫承諾書，張新新父母代劉會長與小文父親說和撤銷訴訟後，最致命的一擊終於到來。
在新聞發布會上，警局王隊長和醫生堂而皇之的拿著小文和張新新鑒定的檢查報告單對著眾多媒體記者撒謊，無視小文父親在一旁悲憤的怒吼。這一場悲劇似鬧劇終於落幕，轟然一聲驚醒了小文。
悲觀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清醒地包羅萬象，但悲觀主義複雜的實質是純粹，而現實主義則是在眾多雜亂之中滋生複雜。但孩童的世界非黑即白，逃不回已然坍塌的理想樂園，也無法承受這鋪天蓋地如芒刺在身的真相。所以小文悲劇性的宿命，似乎只能隨著個體世界的坍塌被掩埋。
虛假的階層外衣被碾碎，她在血與哀中重生
而小米這個人物則被編劇賦予了多重的複雜性，她的本質透露出孩童的幼稚與純真，但迫在社會底層謀生，以往的生存經驗讓她學會了用拙劣的手段，將自己的需求融入成人社會的交易中。
作為事發當晚唯一握有視頻證據的見證者，小米在郝律師第一次追問時，將當晚零碎的事實稍加修改作為獲取錢財的渠道交換了出去，僅僅五十元。
「想到了什麼給我電話」，「你會給錢嗎」。故作老成的手段實則脫離不了孩童的生硬粗糙，自以為成功地索要錢財。錢、錢、錢！你我不必笑話她的勢利庸俗，這只不過是通過小孩子不經意間流露出的稚嫩，向觀影者展示艱難躋身社會生存中的苦難。
第二次與郝律師在賓館碰面後，小米為賓館引來了一場瘋狂的打砸報復，被迫打包走人。諂媚、妥協、閉口不言，當小米試圖成為階層中的一員卻反被扒下襤褸的外衣。
在瀕臨生活困境的擠壓和猥褻事件背後隱藏的巨大商機誘惑下，小米鋌而走險給劉會長寄去了一封訛詐信試圖換取辦身份證的一萬塊錢。當她帶著錢去找辦證的阿傑時，卻被戲弄並加價「一萬塊錢哪夠，至少得一萬六」。被戲弄的小米在回去的路上被劉會長安排的打手打得遍體鱗傷。至此小米才在診所里第一次主動聯繫郝律師，並交出了可以擊倒劉會長的視頻證據。
格尼茨李斯特在《隱性動機》一書中曾提到，促使人們做出這樣或那樣選擇背後的動機是人的自我利益。儘管小米的選擇不那麼純粹，當從旁觀他人的無力與哀愁，再到自己驟然承受棍棒重擊在皮肉之上的疼痛與鮮血，她也終於了悟。
存活於現實中的理想主義者，敗於現實的制衡
「做這一行多久了」，「十幾年了」，「沒有想過轉行嗎」，「這一類的案子需要人來做」，這是劇末警局王隊和郝律師的一段對話。
自始至終，郝律師都散發著理想主義的光輝，她是繼小文之後推動劇情發展的主要人物之一，也間接改變了小米的命運。之所以沒有把郝律師定性為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是因為知道皎皎者易污。能長久屹立不倒者，胸中除了有堅定的理想，也要有足夠支撐其信念的其他品質。
接手小文和張新新兩個女孩的案件後，郝律師將第一切入點放在小文母親身上，也許這是她作為律師的直覺和理想化的判斷，但小文母親漠不關心的態度，只能讓她將重點放在還處於創傷之中的小文身上。郝律師不是剛步入行業的新人，她深知處理這一類案件的艱難所在，也清楚受害者和她本人所付諸的努力和期盼很容易無疾而終。
但理想主義者，常常與現實中的眾人逆行，而這條逆流而上的道路註定泥濘坎坷。最直白的證據監控錄像恰有一段最關鍵處被抹去，唯一握有視頻證據的小米為求自保最開始不肯說出實情，張新新父母被收買試圖勸阻小文父親撤訴。
當郝律師終於跨過這一切艱難險阻拿到視頻證據交到警局，準備申請拘留劉會長。以劉會長為首的現實力量突然以不可思議的力量逆轉了整個局面，在新聞發布會上無良婦科醫師聯合警員捏造假的檢查報告單，向媒體記者宣布並無猥褻事件發生。
若渡河者的命運註定是墮河而死，那麼涉水渡河的意義何在？所謂理想主義的吶喊與奔走，悲觀主義一日日試圖鑿穿困鎖自己的圍牆，但如果沒有現實的支持，他們終究不會是自己人生的獲益者。
我曾想，作為理想主義者、悲觀主義者、現實主義者，為何獨獨是悲觀主義者最終折頸而亡。其實理想主義蘊含更多的是天真的信念，現實主義要的是愈加精緻地利己，唯有悲觀主義，在進退之路都被封死之後，他們在愈加狹小的世界裡愈加清醒地劃開自己的胸膛，剜出躍動的心臟向真理獻祭。
倘若發展的腳步是踩踏在每一位這樣知識女性無聲的悲忸之上，甚至恍然覺得應當掩耳閉目才是與所謂階層之中的同道中人攜手並肩，這才是最大的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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