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面臨災難，你是否會像人民子弟兵那樣衝鋒在前？是否能像紳士那樣面對求生希望，選擇婦孺優先？
1912年4月15日凌晨，作為泰坦尼克號郵輪的二等艙乘客，直面生死抉擇的日本運輸大臣、鐵道院主事細野正文，選擇了生存。
螻蟻尚且貪生，更何況是人呢？細野正文的選擇無可厚非，但是他的一時貪生，卻葬送了自己個人乃至家庭，甚至整個民族的榮譽。
因為他面對死亡，不只逃得倉皇，更是男扮女裝，利用他人的紳士風度為自己爭取安全，以至於後續人們鄙夷、控訴他的所作所為。
事件發生後報紙等公共媒介對他的評價更是：「泰坦尼克，沉沒一個日本人的尊嚴」。
他的臨陣脫逃行為似乎是證據確鑿，所以細野正文面對舉世譴責，既無法辯駁也不能辯駁。
於是事故中活下來的幸運兒細野正文，因為自己的一念之差，走向萬劫不復。
他每時每刻都要背負著，比泰坦尼克號郵輪沉沒事件本身，給人造成的痛苦更加嚴重的心理壓力。
通過這件事他變得名聲在外，不過是人人喊打的惡名。他被整個民族視為恥辱敗類，也因此被罷免行政職務，連武士身份也被剝奪。
他的行徑被編寫在了報紙、信件甚至本國學校的教科書里，成為教育後人反思的惡劣反例。
細野正文的行為應當說無可粉飾。
但是我們仍需要注意的是，據他本人的日記里反映，在逃生過程中因為船艙等級不同的問題，竟會直接影響到乘客生存的概率，這也為他後人在為細野正文自辯時提供了一點支撐。
同樣，面對眾口鑠金，事實真的是這樣么？細野正文真的是成為了一個標準的臨陣脫逃者么？這其中是否有什麼隱情？
時隔百年，我們欲想還原當時的情況，還是需要從郵船罹難的那一刻談起。
永不沉沒的郵輪泰坦尼克
1912年4月10日，號稱「世界工業史上的奇蹟」的泰坦尼克號首次出港航行，因其是當時世界上體積最龐大、設施最豪華的客運郵輪，故特冠以永不沉沒的美稱。
時任運輸大臣的細野正文此時正在船上，在為進行訪歐洲考察鐵路網工作奔波，也正因此他才能夠以亞洲人身份，取得二等艙的船票。
直到五天後，也就是1912年4月15日凌晨，安睡在二等艙里的細野正文被敲門聲吵醒，在他還未知曉具體情況的時候，侍者給了他一件救生衣便自行逃命去了。
於是他穿著睡眠時候的衣物，隨著混亂的人流下到了三等艙甲板。也正是他的這個選擇，為後續細野正文自己的不光彩行為，展現更加的突出埋下了伏筆。
將有限的生機留給婦女和兒童，這是船長的強制要求，也是成年男子的自願選擇。
但在三等艙甲板，除了以上幾個約束之外，還出現了新的問題：船員將三等艙乘客阻擋在了甲板之上，由於是最低一層甲板，以至他們無法乘救生筏逃生。
細野正文不一樣，他不願意背棄自身的榮譽，但卻又切切實實地在尋找生存的時機與力量。於是他在得知10號救生艇存在兩個空位的時候，縱身一躍，為自己奪得了一份生存的保障。
後來人們分析，當時海上有霧，導致光線的折射使船員誤判船隻與冰山的距離。
同樣，因為類似海市蜃樓的原因，在泰坦尼克號將要沉沒的時候，接收他們求救的船，也是距離更遠的船隻投射過來的幻影。
那麼面對如此多的突發事件、那麼多的切實問題，泰坦尼克的沉沒理所當然。
然而天災的一視同仁，不等於社會的等次平均，因為三等艙的乘客被槍口勒令在甲板上等待消息。
但因為細野正文是乘坐二等艙的亞洲人，他是恰逢其會站立在三等艙的甲板上，而由於刻板印象，船員也將他阻攔在了救生筏之外。
事態緊急，得知10號救生筏上面還能容納兩位乘船人員，而細野正文是二等艙乘客，因此在生存上的選擇，面對三等艙乘客，他具有相對優先權力。
相比起沉默的其他乘客，細野正文則顯得更加驚慌失措，在面對生死抉擇的情況下，面對救生艇搭載生存位置機遇的時候，他用直接行動做出選擇，直接跳到了救生艇上。
細野正文穿著睡眠時候使用的睡袍，在外邊套上一件外套，加之身材瘦小，身上難以分辨性別的奇異服飾，恐怕在昏昏暗暗的夜晚，讓人誤解了他的性別與身份。
終於細野正文他們獲救了，但是他的苦日子還在後面。
他回到了日本，卻面臨著歐洲紳士、獲救女性的指控，因為他在逃生過程中男扮女裝以虛假的方式騙取生存的機會，因為他在爬上救生艇的時候粗暴的推到了其他亟待救援的人。
千夫所指
然而上岸後的細野正文無法掩飾自己的性別和身份，他的名字也驟然成為世界媒體上臨陣脫逃的懦夫的代名詞，他的事迹也自然傳回了日本。
於是他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在無以復加的恥辱中苟且著他的生活。在他乘坐「喀爾巴阡」號郵輪迴到日本的時候，人們均懷疑他搶奪了婦孺的生存機會。
到了1914年，當時重視榮譽與氣節的日本民族，再也不能忍受這樣一個受到千夫所指的人員作為國家高級官員，他所供職的運輸廳於當年解除了他的大臣職務。
細野正文也因為自己的行為違背道德與榮譽，再也無法恢復他的高官地位，直到他1923年以辦公室半班工作人員身份退休，也沒有得到任何好轉。
等到他去世後，《中國海洋報》對他做出了最後的評價：「泰坦尼克」，沉沒一個日本人的尊嚴。」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大家對細野正文不名譽舉動的態度一致，但是對細野正文的具體行為，至今仍有兩個不同的指控。
其中一個就是，美國作家阿奇博-格雷西四世在小說《關於泰坦尼克號的真相》中的表述：在罹難之際，細野正文男扮女裝，冒著被水手發現打死的風險，爬上搭載婦女兒童的救生艇。
這一點與傳言中，他被喀爾巴阡號郵輪搭救後，無法掩飾自己的性別與身份而被指認的情形相吻合。
而通過這一點，社會普遍認為他是一個喪失榮譽的臨陣脫逃者。
是以，他本國的記者對他的評論是：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在泰坦尼克號上將求生機會留給婦孺的男人，將永活在人民心中；而細野正文，在人們心中早就死了。他恥辱的苟活還不如勇敢死去。
但另一種觀點則是，通過細野正文的筆記所反映的：他在逃生過程中也一直在謙讓，當他作出絕筆後爬上頂層甲板，準備與船共亡的時候，背後有人喊他乘救生船求生。
那時他還在猶豫，直到一位一等艙乘客跳上救生筏後，他才跟著上船逃生。
這一點很有說服性，細野正文的筆記在1941年被發現後，通過與其他乘客的記錄相對照，發現他當時並沒有什麼卑劣行為。
但這是細野正文自1939年去世兩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候他的不光彩身份已經深入人心，翻案並不容易。
後來人們更是發現，他的辯白雖有邏輯，但是一位同船的白人先生提供的信息，與之完全相反，這也使得整件事情變得破朔迷離起來。
這個白人在獲救後，指控細野正文在逃生過程中推倒別人，自己跳上救生艇，混在婦孺人群中僥倖活命。
這個論調也被歐洲社會廣泛認可，並錄入歐洲國家教科書，指責日本人沒有紳士風度。
這個論調被擊破是在1997年的美國《時代周刊》，經美國泰坦尼克研究財團認證，細野正文登上的是第十號救生筏，而指責他的英國乘客是13號救生筏逃生者。
同時據傳言10號救生艇上本來還有兩個座位，在等待乘坐的三等艙客人中，細野正文的二等艙乘客身份具有優先選擇權。
據細野正文自己的手記所寫，他為了不玷污日本人的榮耀，已經做好迎接人生終點的準備，但是他依然沒有放棄求生的希望。
直到有人喊他救生艇還能坐兩個人，他等到一等艙乘客上去後，經水手許可，跳上救生艇。
完全不同的邏輯，都能講得通的事件發展流程，再加上謠言的威力與對亞洲人種的矮化印象，造成了惡劣的結果。
艙的等次與人的意識
在整個事故過程當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彰顯人性的光環與紳士風度之餘，人們的救援模式，是依照船艙的等次來劃分的。
環境決定人的思維。於是我們可以這樣解讀細野正文當時的行為模式：面對死亡的恐懼是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的，但是民族的榮耀、個人的尊嚴與船長的強制要求，使他當時不能直接逃離。
他已經有迎接生命終止的覺悟，但求生的意志讓他依然不停的尋找生存的可能。所以他屈從於當時的社會環境與現實情況。
也因為同樣一個原因，他以二等艙的優先身份，獲得了特殊的求生機遇，這是他在合理地運用規則的優勢。
這一點在他自己的手記中反映為，上船前看到一等艙乘客先登上了救生船，他才在徵得船員同意的情況下，跳上救生船。
從這兩點上，我們可以把他理解為一個渴望生存的正常人、一個順應規定的平凡人。
至於所謂的男扮女裝，可能由於他與歐洲人相比的矮小身形、慌忙求生下的衣冠不整，甚至面對突發事故，不夠沉穩鎮定的驚慌失措與茫然驚叫。
這些細微之處的不足與當時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或許就是他被控訴指責的原因之一。
同樣，水手強制措施的執行，在面對不同群體，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細野正文誤入三等艙甲板，當他像其他三等艙乘客一樣，面對水手禁止逃生的命令與槍口相向的舉止，更加劇了細野正文的恐慌心理。
雖然包括當時的世界首富亞斯特四世，與世界第二巨富約翰-雅各布-阿斯特在內的船上所有男性，均自願放棄機會，選擇讓女性和孩童乘救生艇逃生。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選擇權是靠後的，是無可選擇的，相反，他們是有選擇權的，而大多數人，從一開始就被放棄了，得知自己是被放棄的人，大概也只能靠著本能逃生。
正如三等艙的乘客。船員將三等艙乘客阻擋在最底層甲板上，甚至直接鎖上了他們唯一逃生的門，使他們沒有生存機會。
就像影片泰坦尼克號演繹的那樣，傑克與露絲是不同的，不只在於性別，更在於層級，在於面對生存考驗時候的選擇的權力。
相信作為平凡人的旁觀者，也能理解細野正文當時的選擇吧。
因為我們面臨困境，並沒有那麼多的選擇權力，當終於面臨選擇機遇的時候，我們往往更加珍視、不想放手，哪怕這個選擇讓我們狼狽不堪。
也許我們無法理解當時人完全的想法，即使細野正文的行為在今天看來無可厚非。
所以我們依然無法說清，為什麼細野正文面對舉世非議不加反駁。但我們若是從知善知惡的良知心出發，把細野正文定義成一個知恐懼、怕死亡的正常人，或許也能給他一點理解。
等到細野正文故去以後，他的手記被發現公開，人們才知道那場事故的真實細節。他的後代也因此極力想要為他恢複名譽。
令人欣慰的是，雖然細野正文的不辯解使他的整個家族蒙受恥辱，但舉世的誤解加在他們身上，卻並沒有影響他們各自的發展成就。
日本著名音樂家細葉晴臣就是細野正文的孫子，在經典電影《泰坦尼克號》上映前，他對公眾發布了細野正文在獲救時候寫的家書，這為細野正文恢複名譽提供了一絲可能。
然而時隔近一個世紀，這份遲來的有力證據，也無法再給細野正文本人帶來什麼，他已於1939年帶著巨大的創傷與永久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至今我們仍無法理解，如果細野正文沒有做這些被指責的事情，那麼面對污衊，他為什麼不勇敢的站出來反駁呢？
環球時報指出，細野正文的不再辯駁，可能是因為那場事故使多人喪命，而他活著回來，在心裡一直有負罪感。
如果當時人們能夠這樣理解他，或許他的生活會發生不同的變化吧。
但是不得不說，當生命被依照船艙劃分等級，優先獲取生存權利，依然是泰坦尼克號事件中最令人難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