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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存昕。資料圖片 |
除了臉上刻下的些許皺紋，66歲的濮存昕與舞台上精神抖擻的狀態別無二致。
採訪是在9月8日，電影《決勝時刻》北京發布會之後。在這部群星雲集的獻禮片中，濮存昕是以配角身份參與的。他很久沒有參演電影了。當記者提到，他的上一部電影作品距今已近十年光景，“十年了”，濮存昕有些感慨地應了一聲。
是的，近十年間，他將大把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舞台。在這方寸之間，他對戲劇有著如痴如醉的執著。
去年記者也曾在北京人藝的後台採訪過他，當時濮存昕正站在退休這一重要人生節點，他更多在捫心自問：“我這輩子做對了沒有”。退休之後，濮存昕沒有半分鬆懈，他像一枚勻速旋轉的陀螺，不知停歇。他會感慨於歲月飛逝，“這行還沒幹好，沒幹對，我就退休了”。而他對未來的期許很簡單——能像人藝的前輩那樣拒絕浮躁，踏踏實實地演戲。
“我不適合商業電影”
《決勝時刻》的監製兼導演黃建新花了兩個晚上，打了七個小時的電話，才成功說服濮存昕參演。黃建新特別希望他能來，在他看來，像濮存昕這般具備深厚藝術功力的演員，才能讓李宗仁這樣的角色立住。
“歷史人物中，我也不知道我像誰。”最初受邀演李宗仁，濮存昕的反應是，怎麼演啊？從身高到外形都相差太大了。“李宗仁的個兒很矮，我與他長相相似度也不高，他的眉骨很高，牙床突出。”濮存昕對記者說，“我這張臉比較『世俗』，大家是把我划到和藹可親的範疇里的，演戲的時候怎麼讓大家有代入感？”
黃建新記得，當時溝通到第二天，濮存昕說參演的一個條件是，得去醫院做一個牙托，如果戴上牙托，在濮存昕看來能有百分之五十的自信。結果濮存昕還真找了一家醫院，第四天說他來，“我就知道他戴著牙托來演了。”
這些年，濮存昕的影視作品寥寥無幾，更多的呈現，是他一次又一次在舞台上詮釋李白、常四爺等他早已熟絡於心的角色。
他也提到，“我不適合商業電影”。有限的精力，他都集中在舞台上。
“我60多歲了，演員已經當了三四十年了，逗不了笑了。演電影不做就不做了，我有地方、有舞台、有機會。”舞台上的事，得投入時間，很多演出都是一年前就排好了，幾乎把演員接下來的時間都佔滿。在濮存昕看來，影視作品都是“臨時的投入”，接了戲，要跨組、要跑場，“腳踏兩隻船做不好事兒”。
然而《決戰時刻》對濮存昕而言是有魅力的。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濮存昕更多的是出於情懷參演。該片講述了1949年中共中央駐紮香山，在那裡指揮渡江戰役、會見民主人士、籌備新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等決定中國命運走向的關鍵瞬間。
只客串了幾天，但他下了不少工夫。濮存昕試著“解密”這個人物，“我要解讀歷史，解讀劇本，解讀我自己。我要設身處地，我是李宗仁。”
深入生活才能演好戲
形似易，神似難。
扮演歷史人物，除了外形接近，更重要的還是要把握他們的精氣神，也就是要研究人物的歷史、境況、思想、習性等各個方面的內容。
為了演好李宗仁，濮存昕翻閱了很多相關資料，儘可能地從人物傳記中體會他的內心活動，“歷史上的這些大人物，無論正面角色還是反面角色，都有很多故事。”
濮存昕認為，別看李宗仁的歷史照片中總是神采飛揚的模樣，眼睛瞪得圓圓的，“那都是假的、裝的，他根本扛不起，但他要做出個姿態來。”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幻想通過“和談”，阻止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他終於站在（代總統）這個位置上，就要受夾板氣，他實際上是一個傀儡。”讀透了人物，濮存昕演起來便得心應手。
《決勝時刻》於9月20日上映。在上映前的小範圍放映中，濮存昕的表演已經收到各種讚美之聲，認為雖是客串但格外出彩。
北京人藝的開創者、總導演焦菊隱先生認為，堅持現實主義的表演方式，要求演員們深入生活、立足人民，只有這樣才能演好戲。
從藝多年，濮存昕總是認真專註為詮釋角色做最充分的準備，以期與角色融為一體。
濮存昕說他的父親蘇民先生特別渴望能在舞台上演魯迅，甚至從劇院里拿走鬍子道具，在街道的理髮館裡剃成寸頭，黏上鬍子，讓兒子給他拍照，過了把“飾演魯迅”的癮。
不成想，兒子替他圓了演魯迅的夢。
2005年上映的電影《魯迅》，講的是魯迅最後三年的生活。從魯迅的坐姿、走路的姿態、到拿煙的姿勢，濮存昕想要“從頭到腳都成為魯迅”。
第一次看樣片時，濮存昕感覺自己抽煙不像魯迅。“魯迅抽煙不把煙圈吐出來，要咽進去，鼻子和嘴不能再吐煙了。”拍完最後一個鏡頭，濮存昕翻出來一根煙抽了，最後體會一下角色。他清楚，接下來要和這個人物告別了，在那之後他再也沒抽過煙。他還特別申請把飾演魯迅時身上穿的棉袍留在家裡，當做紀念。
做演員就要敢於出醜
人藝經典話劇《李白》是濮存昕的代表作之一。“李白”這個人物，他演繹了近三十年。在濮存昕的解讀中，李白的人生中最有魅力的形態與經歷，其實不是他受寵的前半生。在後半生中，李白報國無門，身陷亂黨，他“進又不能，退又不甘”，這種糾結是濮存昕對李白更深的解讀與詮釋。
《李白》的導演唐燁說，濮存昕已經和“李白”融為一體。濮存昕更傾向於如此的表述：“李白就是我，我就是李白。其實是李白在塑造我，我特別想像他一樣無拘無束。”
濮存昕說，原本他“很謹慎、按規矩辦事”，後來琢磨著，這對演員來說是不行的。“做演員必須有率性，要能夠遊戲般地去詮釋各種各樣的演法，要敢於出醜。所以我們要像李白一樣真，太好玩了。”
在外界看來，濮存昕也是個率性而為的人。他常會說“保持真實和本真”“我就是個演員，背台詞兒的”。
他逐漸變得更加通融、更加真實，也更為專註。
在劇團長大的他，從小耳濡目染著前輩們的求真務實，始終抱著精益求精的態度。他堅信想要做好一件事，必須全心投入，把時間、精力、心思都投入進去。
多年的舞台經驗也使他更加明白，自己還不能夠離開舞台，而是要繼續把這種責任擔下去。“或許是命運或使命感使然，我不能離開舞台，離開了，那口氣也不對了”。
接受採訪時，濮存昕主演的話劇《德齡與慈禧》即將上演。因為“流量”演員參演的緣故，該劇的票價一度被炒至過萬元。對於“流量”進話劇圈，濮存昕持溫和鼓勵的態度。
在“超女”“快男”風靡的年代，他就說，靜觀其變。在他看來，年輕演員們的相貌是很多人買票的理由，但他們要想做一輩子演員，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與觀眾一同成長，“不繼續學習是不行的”，如果立志當一輩子演員，應該從“流量”派轉變為演技派。
藝術創作應厚積薄發
1953年，濮存昕出生在北京的一個藝術家庭，父親蘇民是北京人藝的導演和演員。受父親的影響，濮存昕從小就對表演興趣濃厚。
雖然沒有系統地學過表演，但濮存昕是在劇團長大的孩子。在他年幼的時候，叔叔阿姨們會手把手教他怎麼去表演。平日里，濮存昕也常到排練場泡著，圍觀各位前輩們的表演。“我講不出道理來，我也是40歲以後才開始慢慢上道的。但40歲以前，你懵懵懂懂看到的那些東西，都有用。”
除了多看多學，濮存昕也保持了良好的閱讀習慣。對他而言，閱讀是一輩子也離不開的事情，書一定得看，看到好的東西，一定得抄到本子上。讀書、記錄，這樣的習慣讓濮存昕一直保持著很好的文學修養。
在人藝過了大半輩子。他說，做這一行，它的深度、它的高度、它的寬度，使得從事者不能浮躁。耳濡目染中，他清楚，藝術創作應該是厚積薄發，從事藝術創作的人，應該注重自己的修養，包括生活中的學習、自我的修鍊、約束。
濮存昕還提到了自己心中的楷模董行佶老師。董行佶是人藝的優秀話劇演員。他刻苦、勤奮、有追求、有才華，塑造了眾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因為沉迷角色，董行佶患上了抑鬱症，得病後，他仍在劇組認真拍攝影片，在《廖仲愷》中成功塑造了廖仲愷的光輝形象，為此榮獲了第四屆電影金雞獎最佳男演員獎。董行佶前輩對藝術的極致態度，直到現在還深深地影響著濮存昕。
退休這件事給濮存昕帶來的最直觀變化是，工資走社保，再演戲就得返聘。
從業幾十年，濮存昕一直覺得自己仍未達到好演員的標準，一直覺得在這一行里自己沒幹好、干對。
濮存昕對京劇大師梅葆玖說過的一句話印象深刻。
人家說：“玖爺，您選的這段不太好。”
梅葆玖答道：“回家叫好不遲。”
做演員，應該不爭不搶不討人好，但下了工夫做好自己的本職，讓別人好好地琢磨你，從心裡頭覺得你對，這是濮存昕理想中最好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