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圈圈丸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導演開始拍攝主旋律電影，並且其中不乏票房極佳的大作，像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和林超賢的《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都是主旋律大片里的票房佼佼者，堪稱主旋律電影的成功典範。而今年國慶檔在三大片「護航」下襲來，其中劉偉強的《中國機長》以及李仁港的《攀登者》，又再次讓我們注意到香港導演在主旋律電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今主旋律電影背後的香港導演們，伴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越發壯大，正站在一個中國電影歷史的新起點上。他們將香港的文化理念以一種非常精妙的方式融入到主旋律電影里，充分表達了對祖國發展的關注，並且通過大片手段展現了香港電影人的藝術性。我們今天就來回顧一下，香港導演們是如何逐漸成為主旋律電影的一份中堅力量。
香港導演演繹的「主旋律」不同在哪兒？
主旋律電影的歷史並不短，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紅色電影開始就已經出現在觀眾視野中。而第一次被官方定義為「主旋律電影」的《開國大典》是1989年誕生，也已經有30年的歷史。傳統的主旋律電影給我們的印象是紀實歷史和弘揚民族主義精神，故事情節強調個人英雄主義（從《邱少雲》《狼牙山五壯士》開始）。
但主旋律電影的反響一直以來都不盡如人意。由於內容實在太「正」且過於「無聊」，主旋律電影一直不是觀眾在影院觀看的首選，大部分主旋律電影的價值也停留在了教育層面。一直到2001年加入WTO後，國家才終於下定了革新主旋律電影內容的決心，要將「主旋律電影商業化」在當時成為口號與目標。
在主旋律電影慢慢商業化的過程中，首先是香港演員們越來越多的參演主旋律電影，再之後就是香港導演開始創作主旋律電影，幫助加速了「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進程。
從陳德森的《十月圍城》開始，到此刻劉偉強的《中國機長》，以及即將到來的陳可辛的《中國女排》。其實不難發現，香港導演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將主旋律電影和商業電影結合起來。香港導演的主旋律電影依然會有民族主義精神，這一點在林超賢的電影里最明顯；同時也會歷史真實人物或者事件與主旋律接軌，像劉偉強的《建軍大業》等都是如此；偶爾還會利用一些紅色經典改編，比如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最關鍵的是，他們會根據時代環境和熱點話題，將當時中國人的心態和精神情感融入到主旋律電影里。
《十月圍城》的票房成功預示了
香港導演在主旋律電影的地位
過去的港片總愛表達人性的複雜，而當這批香港電影人北上並開始拍攝主旋律電影后，他們也選擇將「人性複雜」加入到其中。所以我們看香港導演的主旋律電影里角色不會臉譜化，有血有肉，更容易共鳴。
劉偉強在《建軍大業》里給了觀眾一個超出印象的葉挺，獲得好評
正因如此，我們看香港導演的主旋律電影里股市節奏簡潔明了，沒有宏達冗雜的敘事。同時拋棄了沉重的歷史話題與反思，而是選擇傳達大眾更能接受的普世價值觀。電影角色也不再只是個人英雄主義，轉而強調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配合或和解。
香港導演如何快速對接主旋律？
在傳統的印象里，所有人都認為香港導演拍攝主旋律電影會很不容易。因為香港的意識形態一直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他們一方面有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因為曾長期處於殖民之下而深受英國文化影響。
香港導演也是如此，尤其是九七回歸後，如何在電影里實現身份轉換成為一個難題。好在當時內地迅速和香港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關於加強內地與香港電影業合作管理的實施細則》，促成了內地和香港此後大量合拍片的誕生，這個過程中也幫助香港導演在創作時越來越傾向表現中國傳統文化。
另一方面，因為殖民歷史讓香港人一直以來都對經濟有著極高的關注，對經濟敏感已經深埋在香港的文化之中。而電影產業作為一個經濟體系，香港導演們也就自然明白讓它符合經濟規律才是最切實際的需求。因此過去的港片總是喜歡模仿好萊塢和日本，而在回歸以後香港導演們也願意創作內地市場愛看的大場面。所以香港導演的主旋律電影向來不缺導演們對於各種大場面的操刀把控，而因為這種「大場面電影」有市場，越來越多的內地公司與製片人也願意與香港導演合作。
中國觀眾熱愛大場面
如今的中國電影市場，「香港導演+內地公司與製片人+商業片」的模式取得了經濟上的空前成功。內地與香港地區合拍片是中國目前數量最大、票房份額最高的電影類型。香港導演將他們的商業片敬業和娛樂精神帶入到內地電影市場，進一步帶入到主旋律電影里。香港導演們的經驗已經默默構建了主旋律電影的拍片模式。
而內地製片人和電影公司的保駕護航也是香港導演能夠快速成為主旋律電影中堅的有一個原因。《十月圍城》的時候就已經有黃健新出任監製，而於冬也是參與了《智取威虎山》在內多部香港導演的大片，《中國機長》的製片人劉力鳴大家也已經不陌生了，《紅海行動》也是他擔任製片。而對於中國的製片人們來說，注重經濟的香港導演，有的時候或許比注重學院派表達的內地導演合作起來更愉快。
從《智取威虎山3D》開始，
香港導演的主旋律電影票房節節攀高
當然，對於主旋律電影適應的快也不代表香港導演們能將主旋律電影拍得完美。有的時候故事邏輯上的漏洞，細節經不起推敲，或者影片沒有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找到平衡點，以為堆砌各種大片和主旋律元素讓故事拼貼感太強。以上種種問題都是香港導演們需要再未來拍攝主旋律電影時需要解決的。
內地導演能從香港導演那裡學到什麼？
和香港導演善於將商業片與主旋律融合起來不同，內地導演最不擅長的就是「主旋律+商業」的模式。也正因如此，內地導演需要改變的問題更多，需要走的路也更長。
內地絕對不缺科班出身的導演，也不缺拍攝主旋律電影或者商業電影的專家。但拍來拍去要麼就是依然拍出不受大眾歡迎的「傳統主旋律」，要麼就是忘記了弘揚主旋律變成了純商業。這一點在國家決定革新主旋律電影，將「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早期特別明顯。《雲水謠》和《太行山上》都本來是國家出錢拍攝的主旋律電影，最後都沒拍好，票房也很差。觀眾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看主旋律電影還是商業電影。
2004中央軍委投資了3500萬
（總5000萬）拍攝的《太行山上》，
花了很多錢，但還是沒拍好
不管怎麼拍，內地導演在拍攝主旋律電影時政治意圖都太過明顯，不像香港導演善於將其隱藏在電影之中。所以我們看到《建國大業》里一個「數星星」的出場方式，《紅色戀人》里各種紅色類型片拼湊出來造成成片不合邏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內地導演的主旋律電影都主題單一、沒有擺脫二元對立的故事模式、影片藝術性薄弱、同時有過分強調政治性而忽略了娛樂性。觀眾本就容易審美疲勞，如果一直拍這種明顯的套路故事，沒有受眾也是自然的事情。
《建國大業》劇照，電影在當時內容還是過於「傳統紅色」
近幾年，內地導演開始學習香港導演的套路，比如加多大場面戲、強調人性的複雜以及多利用真實故事改編。但這條路依然很長，內地導演還需要發掘出自己的一套主旋律方法論。
而香港儘管在文化上經歷過殖民地歷史，受到過西方文化的影響，但香港導演們卻能將西方文化和現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將主旋律電影拍成大眾都能接受的商業大片，同時又能反映出香港文化的特點。
香港導演們通過主旋律電影表達了香港人民對於中國人身份的渴求，表達了香港人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尊敬，更表達了他們對於民族性的堅守。香港電影的意識與審美如今已經很好地融合在主旋律電影之中。通過香港導演們在主旋律電影里的優異表現，我們也能更加堅定：香港明天會更高，中國電影因為有香港也會變得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