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雖然評論兩極，但我還是去看了

2020-08-26 22:18:20 電影快訊 1105℃

歷史不會忘記英雄。

文 | 清晏編輯 | 沈小山

時隔一年多，《八佰》終於上映。

喜歡的觀眾會很喜歡，不喜歡的觀眾則會很不喜歡。

如果喜歡，那喜歡的理由會大抵相同：國產戰爭的頂尖製作，血流成河，悲壯慨然，激發起的民族大義、愛國情懷和對戰爭的反抗，讓人心有戚戚焉；

如果不喜歡，那不喜歡的理由則可能會有不同：有些人會覺著凌亂，因為從去年確定上映但直到現在才跟觀眾見面的遭遇，讓它失掉了本該屬於電影的精氣神；也有些人會覺得虛假，它逃兵的懦弱視角沒能準確地反應當年的歷史真相；更會有人覺著這電影帶有某種諂媚主義，尤其是以導演為主的主創們，動機就很可疑。

但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無論作為觀眾的我們如何爭先恐後做自來水，或是義憤填膺地譴責它不配做中國電影的急先鋒，都無礙於管虎和他的《八佰》，註定要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就像電影里，主將和特派員關於「四行倉庫守衛戰」到底有什麼意義的爭論：

看似他們是要阻擊日軍侵略的腳步，實則是彼時高層用數百條人命，給國際社會看的一場悲壯表演，用意是爭取國際社會的援助；但戰役進行到最後，國際援助遙遙無望，卻意外喚起河對岸乃至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和愛國熱情。

雖不能說是歪打正著，但這世間運行的規律之一，就是即便我們再無法就最根本的問題達成共識，卻仍舊沒辦法阻止它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去發展。能拖延的只是時間，卻不能改變歷史最終的走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仍是如此，關於《八佰》的評判也會如此。

所以我並不是要參與這些爭論，而是要就事論事：作為戰爭電影，《八佰》哪些地方做的好，又有哪些地方確實糟心？諸如此類，僅此而已。

就戰爭電影而言，《八佰》較好地完成了這個類型的電影，歷來就肩負的兩項最基本也最常見的類型使命：激發家國熱情，並反對戰爭。

但凡以戰爭為背景的影視作品，都會帶有這兩個主旨。而《八佰》的好就在於，它避免了主旋律電影里慣常的臉譜和說教，而是用更潤物細無聲的群像細節和事件，來誘導觀眾的家國情懷，讓觀眾在熱淚盈眶時才反應過來：即便平素不承認，也無法擺脫身為同族人的血脈情懷。

這也是《八佰》的最成功的地方：它以凌亂龐雜的群像視角，構築起多個鮮活真實的角色，並由此完成對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的渲染和推崇。儘管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戲份寥寥，但從前至後的狀態和反應，卻把普通如你我的情緒轉變，摹刻得層巒迭起、人心激蕩。這些角色雖然台詞極少、鏡頭極少，但在愛國情懷面前卻有著微言大義的人物弧光。

就像侯勇。他亮相時，河對岸的四行倉庫保衛戰已在昨晚打響，而他不過是穿著睡袍、拎著飯盒出來買早餐的——他與戰爭之間，似乎完全無關；就像他在滿坑滿谷的難民中間，滿臉嫌惡地躲閃走過那樣，他並不覺得自己跟周圍的人有多大關聯。

相比於家國情懷，他更在乎的是，能不能買到包子油條。

但對岸不停殉國的壯士，很快讓他意識到，家國情懷比包子油條更真切——這就是為什麼他不停變換手裡的物件，從最初的飯盒到望遠鏡，再到捐獻家裡的金飾，甚至最後端起獵槍，眼含熱淚罵罵咧咧地朝日軍開槍。

類似細節，《八佰》中比比皆是。比如人群中敬軍禮的小姑娘、拚死一搏送電話線的刀子、向河對岸行抱拳禮的戲班班主、關鍵時刻捐獻嗎啡的賭場老闆、默默為殉國壯士流淚的教授妻子、為前線戰士捐獻全部積蓄的秦淮歌女……這些一閃而過卻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與那些舉著牌子、敲鑼打鼓，為八百壯士提醒日軍進攻方向的群眾，和結尾處一雙雙伸出圍欄施以救援的手，共同構築起國人由旁觀到震撼再到激憤的愛國熱忱。

家國情懷的激蕩，靠的是在四行倉庫里與日寇浴血奮戰的士兵——除了激發家國情懷，他們還肩負著在慘烈的戰爭場面里，醞釀出反對戰爭的重任。這就能解釋，為什麼管虎會矮化敘事角度，把原本被定義成民族英雄的八百壯士，重點調整到一幫怯戰的逃兵身上。

在成為民族英雄之前，他們首先是如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他們挂念老家的爹娘和田地，想念老婆跟孩子，或者只是想來上海見見世面，甚至連最基本的軍人素養和愛國情懷都沒有。他們也壓根沒想過要狙擊日軍，更別提要在這小小的四行倉庫里馬革裹屍為國捐軀了。

但也正是這群普通人，比如從東北一路潰敗到腮幫子被打穿的老鐵、想著去外面看看世界的端午、臨死還在好奇女人是什麼滋味的羊拐、想靠著半本鬼谷子去盜墓的洛陽鏟，和被死亡逼迫著過早過快長大成人的小湖北……卻成了這群人里絕未辱沒盛名的壯士。

鮮少在國產戰爭電影里，看到主角被生存本能給帶著走。

與之相比，《八佰》顯出極大不同：它要在犬儒主義和貪生怕死里告訴觀眾，家國情懷之所以宏大、悲壯和慨然，並不全在視死如歸，更是因為那些壯士在慷慨赴義前，對好好活下去的眷念和割捨。明晰這一層，也就能懂得，為什麼經過長時間怯懦、窩囊、悲慘的壓抑狀態後，《八佰》在情緒上突然拔高，會發生在機槍連渾身綁滿手榴彈，然後喊叫著自己的名字和籍貫，說著「娘，孩兒不孝」後縱身一躍時候。

較之於從頭到尾都浩氣長存的英雄，怯懦畏葸的小人物如何一步步成長為英雄，對普通人而言才更有說服力。

這個成長過程越慘烈，電影傳遞的反戰情緒就越強烈。

畢竟，如果能做普通人，鮮少有人會主動選擇成為《八佰》里以身許國的英雄。

說罷家國熱情和反戰情緒，特別想提一下電影里，兩處個人最愛的細節：

一處是白馬——管虎慣於在電影里穿插些看似遊離在敘事之外的物象，比如《老炮兒》里的鴕鳥，《廚子戲子痞子》里的河豚，《鬥牛》更別提了，那頭母牛是僅次於黃渤的第二主角。這些動物關照著主角的處境，有著詩意表達的傾向。

《八佰》中的白馬更是如此，它既映照著壯士們困守孤城時，渴求自由和不死的希望，又與戲中戲的趙子龍一段形成呼應：守城軍士壯烈殉國，空留白馬獨活人間。所以戰場上的最後一個鏡頭，是白馬從戰壕里躍出，渾身血污。

另一處是方記者的攝像機——他在四行倉庫里拍了很多素材，並幫士兵帶遺照和書信，卻在隨軍通過垃圾橋時遺落，慌亂中被槍彈掃射損毀。這既是電影的曖昧不明，也是那段歷史真相的曖昧不明，屬於管虎導演在敘事價值觀上的剋制和野心。

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曖昧不明都是有效的，比如某些角色的最終結局，分不清煽情還是反高潮的結局等等，都讓這部電影在可供解讀的空間里，留下了被人膜拜或是詬病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方記者的身份，就相當含混不清。與其說那是導演在追求人物角色的複雜性，不妨說他沒能在有效的時間裡，完成這個角色的人物弧光，以至於電影結束時，他只能淪為道具，成了歷史真相曖昧不明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