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戶外音樂節變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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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戶外音樂節變遷史 - 陸劇吧

2018年4月29日,蘇州,崔健壓軸迷笛音樂節主舞台。(視覺中國 圖)

2000年4月的最後一天,北京香山腳下,一場完全免費、即興而起的「音樂節」正孕育而出。這場音樂節由迷笛學校舉辦,本意是學生的彙報演出,舉辦地就在學校的禮堂內。

初夏燥熱,校園裡蒸騰著青草與荷爾蒙的氣息,冰涼的免費啤酒安撫著躁動的心,24台音響匯聚成巨大音浪。

當時的舉辦地迷笛音樂學校禮堂的外面就是工地,熱鬧的音樂吸引了民工師傅,他們光著膀子,搭起梯子趴在牆頭聽。「我說進來吧哥們,然後他們全部進來了。」 迷笛音樂節創始人張帆曾在採訪中回憶,「音樂就是這樣,自由,沒有等級,沒有富貴貧窮,是最直接最樸實的事情。」

在歡呼與喧嚷聲中,台上33支樂隊近乎瘋狂地表演,台下閃過亢奮的臉和舞動的肢體。多年後有人回憶,那兩日時光簡直如同烏托邦。

千禧年伊始,中國戶外音樂節拉開了序幕,至今已經走過二十餘年歷史。到2023年,據統計,全年實際落地的音樂節數量多達560場,相當於全國平均每天都有1.5場音樂節正在上演。

「音樂節其實是一個文化節日,或者說大家比較有期待的一個遊玩的概念。」作為多個音樂節的主理人,馬武觀察到,2018年以前的音樂節更加多元化,「好玩一些」。近年隨著音樂節數量井噴,「導致供大於求,慢慢地市場弊端就會出來」。

搖滾復出,盈利百萬

追溯中國音樂節的歷史,1999年7月,在北京日壇公園舉辦的首屆「喜力節拍99夏季音樂節」,算得上是中國內地第一個由國人主辦的戶外音樂節。

2000年迷笛音樂節的出現,則開啟了21世紀初中國戶外音樂節從沉寂到喧騰的序幕。首屆過後,連續三年,迷笛音樂節繼續在校園裡舉辦,影響力逐漸擴大,並且在2004年時來到北京國際雕塑公園,舉辦了首次校外演出。這也是迷笛音樂節第一次公開出售門票,票價10元。

與迷笛音樂節同時期的,還有誕生於2002年、由"搖滾教父"崔健牽頭的麗江雪山音樂節。在海拔三千米的風雨之中,幾千名樂迷前來觀演。流行歌手與搖滾歌手同台獻技,一位納西族老藝人清唱了音樂節主題曲,歌聲與靜默的雪山和空曠的四周融為一體。當時正是崔健倡導的「真唱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在音樂節舞台上,他宣稱嗓子是人類的第一件樂器,並指責當時的春晚和《同一首歌》節目是假唱的代表。

崔健憧憬中國有一天能辦一個音樂節,有上百萬人參加。和早期的不少音樂節操盤手相似,他也有一個「伍德斯托克情結」。

1969年,正是嬉皮當道、「搖滾有理」的年代,美國伍德斯托克舉辦了為期四天的音樂節,40萬樂迷體驗了狂熱的音樂生活。李安導演的電影《製造伍德斯托克》也曾記錄這一人類歷史的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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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導演的電影《製造伍德斯托克》劇照。(資料圖)

中國的搖滾青年大多滯後地經受過伍德斯托克錄像帶的精神洗禮,他們嚮往著那種象徵愛與自由的烏托邦,但不敢相信那一切真的會出現。

2004年的賀蘭山音樂節,是另一個讓樂迷念念不忘的大型戶外搖滾音樂節,此後也以中國第一個盈利的音樂節而聞名。賀蘭山腳下是一片荒漠,離銀川市區約37公里,主辦方原本預計現場能來1萬人就很不錯了,結果最後竟吸引來12萬人次觀眾。強大的演出陣容和雄厚的房地產贊助為音樂節的成功提供了保障,100萬元的盈利締造了中國搖滾界的神話,但由於投資方資金鏈斷裂,賀蘭山音樂節僅辦了一屆。

參與這場音樂節的18組樂隊和歌手,除了蘇陽、二手玫瑰成軍於2000年之後,其他均為1995年之前出道的「老炮」。崔健歸位,蟄伏多年的張楚、久違的何勇、從德國回來的羅琦,時隔多年於音樂節再聚。這幾乎是中國第一代搖滾人空前絕後的「復出」表演。

21世紀初,中國經濟開始飛騰,物質生活前所未有地豐富,成長於改革開放大潮里的70後、80後,開始成為消費主力,相比於前代人,他們更懂得享受生活,也更需要享受生活。中國戶外音樂節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應運而生。

告別烏托邦,迎來市場競爭

2005年,是中國戶外音樂節告別烏托邦,進入市場化的重要節點。

迷笛音樂節受北京海淀公園之邀,並獲得海淀區文化委員會簽發的《北京市演出許可通知》,成為第一個由政府文化管理部門批准的以「節」命名、由民間機構辦的文化活動。主辦方將單日門票提高到了30元,更加商業化,演出硬體與陣容水準也大幅度提高。

為了吸引觀眾,2005年創辦的北京流行音樂節,先後請來了張震岳、ian brown、placebo、nine inch nails、supergrass等國內外知名歌手和樂隊。表演嘉賓檔次越高,意味著成本支出也越高,隨之而來的便是高票價。在迷笛音樂節的觀眾還為單日門票30元糾結時,北京流行音樂節開出了單日門票150元的高價。市場反饋證明,只要表演嘉賓到位了,票價高一點也沒問題。

輿論也在發生一些有趣的轉變,當年的報道中,「伍德斯托克」的字眼開始被「格拉斯頓伯里」取代。英國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只比伍德斯托克晚一年創辦,但勝在長久,如今已成功經營了半個世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音樂節之一。2005年,《三聯生活周刊》報道迷笛音樂節時引用了該音樂節創始人邁克·伊維斯的話:「人們不過是渴望在這裡過上幾天返璞歸真的生活,順便聽聽音樂。」

到了2007年,第八屆迷笛音樂節獲得海淀區頒發的50萬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扶持資金,並首次實現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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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30日,北京,張楚參加摩登天空音樂節。(視覺中國 圖)

同年,知名音樂廠牌摩登天空在北京海淀公園推出首屆音樂節,設有4個舞台,邀請了超過120組樂隊藝人蔘演,其中不乏一線明星。國內戶外音樂節第一次出現競爭局面。

這個打著「music +(大於音樂)」旗號的音樂節,除了當時已經成為音樂節現場標準模塊的表演、市集和餐飲之外,還增加了各種泛文化內容,例如創意生活、時尚、運動、影像等等。音樂節不再只適配於嚴格意義上的樂迷,對於喜歡創意生活、時尚、運動和影像的受眾,同樣適配。

摩登天空主理人沈黎暉對音樂節的看法也很實際,他曾在採訪中說,中國音樂節不是嬉皮一代的產物,而有點像享樂一代的產物,沒必要言必稱伍德斯托克,人們應該創造讓年輕一代感到真實的東西,而不是去臆想一個烏托邦。

在舉辦兩屆摩登天空音樂節後,2009年,摩登天空主辦新的音樂節品牌草莓音樂節,一露面便打出更時尚與流行的口號。同樣創辦於2009年的熱波音樂節以成都為據點,在搖滾之餘加入了流行元素,亦有不俗表現,意味著音樂節走出一線城市向全國擴散。

這一時期前後出現的還有杭州西湖音樂節、張北草原音樂節、舟山東海音樂節等。十年間,中國戶外音樂節已進入全面市場化階段,政府與企業積極入局。

音樂節在中國逐漸火爆的同時,也需要面對一些與西方音樂節不同的問題。蘇格蘭人阿奇·漢密爾頓自2007年起就在中國組織各種音樂節。他在舉辦第一個音樂節當天,發現一群退休職工在公園裡打太極拳,大為震驚;警察也時常會在現場拉起隔離繩,防止沒有買票的觀眾進入音樂節現場。不過,音樂節允許普通人入場,觀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無拘無束、放飛自我,這些方面和美國及其他地方的音樂節非常相似。

洗牌之後,樂隊的流量時代

全面市場化之後,中國戶外音樂節自然地迎來了井噴時期,2009年共舉辦44場,2010年上升至66場,2013年增至121場。

各地政府對音樂節的扶持力度加大,不少音樂節實現了扭虧為盈。2011年,黑土、樂谷大愛等新的音樂節大量湧現,深圳、廣州、珠海等南方城市開始頻繁舉辦爵士音樂節。2012 年開始,迷笛、草莓音樂節進入全國「連鎖」模式,並開始舉辦北京、上海「雙城音樂節」。

那些年,隨著房地產市場起飛,地產商發現了音樂節積攢人氣的宣傳效應。彼時音樂節的舞台,幾乎總是開在一些剛竣工的樓盤附近。2013到2014年,恆大地產每年操盤近30場音樂節。

2015年,國內戶外音樂節發展經歷了調整期,無論數量還是票房收入,均呈下滑態勢。音樂節市場欣欣向榮的同時,也帶來同質化現象嚴重、製作粗糙的問題,政策逐漸收緊,加之上海發生踩踏事件,本年獲批的音樂節大幅減少,乃至迷笛音樂節北京及上海站,都因場地審批原因被取消。

2017 年之後,中國戶外音樂節舉辦得更加理智,局面大有「洗牌」之勢。2017至2019年,數量從269場降至257場。一些老牌音樂節憑多年耕耘的口碑和運營經驗保持著競爭力,而缺乏專業團隊的新興音樂節難逃曇花一現的命運。音樂節數量的下滑可謂行業自我規範的結果。

早期中國戶外音樂節以搖滾為主,而後綜合性的戶外音樂節逐漸變為主流,如草莓音樂節、泰山音樂節、春浪音樂節,轉型後的迷笛音樂節,都涵蓋了搖滾、爵士、民謠、說唱、流行樂等音樂種類。

此時,大多數音樂節採用了多舞台設置。2014年,長江迷笛音樂節共設立九大舞台,「唐」舞台主打金屬音樂,「宋」舞台主打搖滾音樂,「元」舞台主打電子音樂,「漢」舞台引入京劇、崑曲等中國戲曲,民謠舞台主打民謠音樂……這既滿足了不同樂迷對於不同類型音樂的需求,也拓展了音樂節的受眾。

小眾文化集聚而成的新勢力也衝擊了原有的音樂節格局,戶外音樂節開始細分出新的品類,如以電子樂為主的intro電音節、以民謠為主的山谷民謠音樂節、以hip-hop為主的ayo音樂節等遍地開花。

音樂節的格局與陣容變遷背後,有音樂綜藝作為強力的推手。2015年前後,《董小姐》《南山南》《成都》等歌曲先後在選秀節目中一唱而紅,共同帶動了民謠的出圈。2017年的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帶火了中文說唱。2019年,《樂隊的夏天》成為現象級綜藝,樂隊的流量時代隨之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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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褲子樂隊參加演出。(視覺中國 圖)

2019年上半年,共有27組音樂人和樂隊在音樂節的出場次數超過5次。新褲子樂隊和痛仰一同參加《樂隊的夏天》,在最後的角逐中分別獲得冠亞軍。在眾多音樂節海報上,總能看到他們的名字加粗或寫在名單最前,如同票房靈藥。「你你你你要跳舞嗎?」無數次重複的場景,新褲子壓軸登場,熟悉的旋律響起,依然能掀起現場的熱浪。2020年音樂節出場次數最多的兩支樂隊,正是當年在《樂隊的夏天2》中賺足了話題的五條人與大波浪。2021年音樂節五一檔,痛仰、五條人、九連真人等樂隊接連跑了三四個城市。

「迷笛有一個比較好的點,是它有自己的審美,它的戰國舞台就總是一堆金屬樂隊在那裡,它還會永遠有一個舞台的樂隊可能大家聽都沒聽過。音樂節如果想長期辦下去,你要有一個自己的品位。」搖滾樂迷兔子聽過十年以上音樂現場,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音樂節最吸引自己的還是陣容,而現在許多音樂節沒有自己的品位。

馬武也認為,陣容的多元是當下音樂節稀缺的品質,「只能是憑著自己對市場的敏感度和對音樂的了解,去挖掘一些新的、好的或者有意思的人。2018年以前音樂節更多地會去挖掘一些有意思的、好玩的樂隊,但現在可能大家都請當紅的、有流量的為主,忽略了這些。」

老樂迷,新受眾

疫情過後,隨著各類戶外音樂節不斷湧現,音樂節中「音樂」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天平向「節」傾斜,音樂節的泛娛樂化特質愈加凸顯。在2021年穀雨數據的調查里,戶外音樂節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排名最高的選項是「感受現場音樂的狂歡氛圍」,比例超出第二位「有喜歡的歌手/樂隊」不少。

一般來說,音樂節的舞台區更側重演出,而在觀演區,則是眾人齊聚的節日。對於觀眾來說,這是一場脫離日常生活的盛大節日,可以在音樂中盡情嬉戲、跳水、pogo、開火車。兩部分的共同作用使得音樂節擁有了近似狂歡節慶的內涵。

疫情三年,戶外音樂節依然受樂迷們追捧,也成了各路藝人的第二賽場。除了往日熟悉的面孔外,諸如相聲演員、偶像團體成員、選秀藝人等都加入到音樂節中,成為豪華陣容的一部分。

音樂節的受眾變化得更為徹底,追星粉絲、時尚潮人紛紛湧入現場。樂迷烏米在疫情前擔任過多場音樂節的志願者,她察覺不同人群的觀演習慣差異頗大,一次她在檢票口檢票,險些被衝進來的追星粉絲撞倒。粉絲與樂迷因各種細節產生了矛盾。「我們可能覺得他們就是在那邊『罰站』,讓我們看不到前排,又讓我們動不了、玩不起來。那他們可能就覺得我們像發瘋一樣,有些時候開火車什麼的,會比較劇烈,就容易被撞到、被踩到。」烏米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

女團xg的粉絲皮皮為了看偶像,2024年3月底從陽江到廣州參加音樂節。她感覺,「疫情放開,加上一些樂隊文化興起之後,大家就都開始要去看音樂節,包括社交媒體上已經形成了一種潮流。」這場音樂節將xg與一眾說唱歌手安排在同一天,有說唱迷在網上指責像她這樣的女團粉絲,皮皮無奈表示,總不能不讓xg粉絲買票。

面對頻繁上演的拼盤陣容,樂迷吳曉雯分析:「對他們(主辦方)來說肯定是有好處的,因為民謠和搖滾從眾的人沒有那麼多,大家從眾偏向流行,流行會賣得比較快一點,每天都要賣得一樣多,他們就會混在一起。」

過去音樂節通常不分座位和門票等級,體現自由平等,但隨著商業性的入侵,音樂節出現了vip身份,觀眾通過購買更高價位的門票來擁有這些身份,進而獲得優先入場、享有特定休息區和前排觀演區的特權。以往絕大部分音樂節只會設置vip票和普通票兩類票檔,如今部分音樂節的分區甚至比演唱會更複雜。

「在演唱會市場里大家都是認同的,但是在音樂節里,大家都默認這是一個比較自由輕鬆的場合,再把演唱會模式搬過來,就會讓人感覺有點不舒服。還是理念差異的問題。」烏米直言。

烏米和身邊的朋友還觀察到音樂節志願者文化的沒落。她從2017年開始參加草莓音樂節志願工作,體驗過專業的提前培訓,還收到了給志願者準備的周邊禮包。讓她最回味的要數因共同愛好聚合的夥伴之間的交流氛圍。而如今,許多音樂節讓志願者感到較為功利,「完全沒有對音樂的興趣共識才在一起的感覺」,有純粹將他們當成廉價勞動力之嫌。比如,有的主辦方會嚴格限制志願者看演出,餐食之類的後勤保障跟不上,或是對他們頤指氣使。

工作後,烏米不再做志願者,但依然會以觀眾的身份去音樂節。「音樂節對我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烏托邦和結界,看live回來會有身體和精神的後遺症,但沒有live和在其中的朋友,生活會更痛苦,更孤獨。」

採訪過後,烏米留言,她希望自己喜歡的現場音樂得到更多理解,變得更好,「即使只有一點點」。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南方周末實習生 董嘉迪

責編 李慕琰

標籤: 娛樂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