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授給亡夫的悼文刷屏,我們為何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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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給亡夫的悼文刷屏,我們為何心痛 - 陸劇吧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永舟

知名的中年學者徐曉宏病逝,出自其妻子陳朗之手的一篇悼文,出乎意料地引發了大範圍的情感共振。

這篇文章顛覆了中國人印象中的大部分悼文,沒有「死者為大」的悲慟情緒,反而整篇平靜徐緩,同時流淌著對死者的追憶、淡淡的哀愁和不甘。陳朗自陳,結婚後,她為了家庭與孩子「疲憊不堪」,看著丈夫在網上「揮斥方遒」,她也曾感到嫉妒和失落,甚至坦言,「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陳朗本身也是一位優秀的學者,她是耶魯大學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學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是一位曾與丈夫一樣擁有過學術成就和學術理想的女性。婚後,陳朗主動放棄香港的教職,跟隨丈夫共赴異國他鄉,之後,丈夫生病,她專心照料家庭。

「我曾經也是多麼地熱愛哲學和理論,如果我們不結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賞他的思想和行動?……我曾經跟我的心理醫生說,嫁一個情投意合的人怎麼可能幸福。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總得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於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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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作者陳朗在提筆寫下這篇文章時,絕沒有半點埋怨婚姻、丈夫與家庭的意圖。她寫的是悼文,不是控訴。其流露出來的真情實感,同時羼雜著愛與恨,理智與柔情,而且它們都是摻溶在極為真切生動的緬懷和痛苦之中的。

讀者清晰感受著一位妻子失去所愛的痛,也感受著她同時作為一個妻子、母親,由於外界種種原因,不得不放棄個人追求的不甘與不解之痛。

一篇行文真摯生動、說理一針見血的推文,受到大面積轉發,且長尾效應愈烈,這隻能說明她打動了人心。

一個女人的抱負與才華在婚姻里漸漸被埋沒,她當然不是後悔與控訴婚姻,但這份勇敢與真誠,已經觸動多數能夠同她感同身受的讀者。

1月20日,陳朗繼上文後又發布了一篇解釋文章,說明自己並沒有任何抱怨丈夫及婚姻之意。之所以撰文,其一「作為一個女孩子的母親,我要誠實,不想續寫『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榮幸』之類的神話,來讓更多的女孩子誤解婚姻的意義」。

其二,她希望表達的,永遠是「對於結構或制度的怨」,而非對作為丈夫與父親的曉宏。

丈夫是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工作,這種「結構和制度」,在任何社會都有其相似之處。從歷史到現在,陳朗這樣的女性無時無處不在,她們在廚房裡,灶台邊,母嬰室,就是不會在實驗室和課堂里。這是某種長年以來被默認的內部分工,為了家庭穩定,為了功利化的效益最大化,但或許,它並不為了幸福和人本身。

01

被感謝的沉默

在歌頌母親的偉大故事裡,在名人大家站在光輝下振奮人心的演講詞里,我們能找到太多在背後默默付出的,柔軟而強大的女性。

魯迅死後,許廣平在1939年的文集里提及,兩人結婚後,魯迅筆耕不輟,她則負責幫他校對、抄寫,「在瑣碎事務所儘可能地減輕他的精力和時間」。但久而久之,許廣平發現自己不再有正當職業,便提出外出工作,卻遭到魯迅反對:「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兩樣,不能像這樣子。」

於是,許廣平被迫留在家裡,「管理廚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義務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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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陳朗博士一樣,許廣平的情感同樣是愛與怨交織的:「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樣的人一定不少。」

這些陳述的本意,同樣也不在抱怨和責備。許廣平在那個時代就已經看到了真正的癥結:「問題本身我想還不全在女性,和愛的家庭的丈夫……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

後人在魯迅的文章里,讀到這位頂級大作家為文明風氣、男女平等,為民智與社會進步作出的種種疾呼。對待普遍的結構性的分工問題,他並不是沒有思考。只不過,思慮那些宏大敘事已經耗盡了他的「正當精力」,哪還有太多多餘時間分給家庭瑣碎,兒女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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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價值和地位當然不可能被否定,放在家庭的語境里,一位願意奉獻與輔佐的妻子,也被世人友好地納入大師成就的一部分。

自古至今,不少名流、成功人士,在拿到一定成就後,都會熱淚盈眶地感激自己背後的妻子或父母。他們的思路很簡單:在事業上定然有輔佐我的前輩,在家庭生活上,同樣有輔佐我的後盾。

只不過,關於油鹽柴米那些瑣碎,往往都是女人來做就是了。於是,感激的對象常常都是母親或妻子,甚至是女兒。

婚姻內的分工,往往都是為了家庭結構的穩定。很長一段時間,且在大部分情況下,「男外女內」的傳統模式沒有什麼問題。但現代性語境里,個人獨立思潮下,妻子可能感受到個體價值的闕如,但身為丈夫的那個男性也可能感受到社會世俗要求下的不堪重負。這是一體兩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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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夫妻二人都在「主外」的領域有所渴望和理想,情況就必然兩樣。這個時候,為了所謂的「家庭穩定」,解決方法往往只能通過一方對自我內心渴求的否認來完成。通常情況下,在社會建構之中,女性都被塑造為更渴望家庭穩定而非個人成就。

「從現在起,我必須和他競爭,互相掣肘,筆尖相碰。我也將無法逃脫他的名聲喧囂,得到些許安寧。即便是在世界遙遠的另一端,他也會是偉大的厄尼斯特·海明威,當然如此。而我一開始將只是他的妻子,若想成為我自己,只能奮力不止。」

這段話出自以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瑪莎·蓋爾霍恩為主角的傳記作品《我不可能只是仰望著你》。與海明威結婚之前,瑪莎是一名優秀的戰地記者,倫敦《每日電訊報》稱她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戰地記者」,新聞界以她的名字命名蓋爾霍恩新聞獎,她的頭像還曾出現在美國郵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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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時期,28歲的瑪莎在國際縱隊里認識了海明威,當時,海明威曾望著瑪莎深入戰地的身影感嘆道:「這是我見過最勇敢的女人」。

然而,兩人結婚後,瑪莎的名字逐漸被「海明威的新妻子」代替。海明威也不再期待妻子繼續寫作、報道,而是希望她待在家中操持家務,讓自己專心寫作。為了打壓妻子,海明威還主動提出為《克里爾》周刊做首席戰地報道,擠佔了原本屬於瑪莎的機會。

性格剛毅的瑪莎終於忍無可忍,離開海明威。對此,海明威還曾寫詩譏諷她:「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名叫瑪莎的女僕,她們都那麼樂於服從命令,蓋爾霍恩挺可愛,可惜就是太野心勃勃了。」

這是一個永恆的議題:不論是按照家庭分工,還是按照性彆氣質而論,女性的野心、強勢、自主,是否真的只能成為她們追求愛情的絆腳石?

當愛讓自己痛苦,瑪莎無不痛心地說:「我多希望我不愛你。愛無法解決也無法解答任何事,愛也不是指引我們的明亮燈塔。這些它都做不到。」

02

工作和廚藝對男人同等重要

如今,家庭其實已經不是一個社會的最小單位。理想情況下,只要一個人擁有足夠的勇氣和經濟實力,個人才是最小單位。

如是一來,那些選擇進入婚姻和家庭的個體,尤其是女性,難免在大眾輿論層面背負更多:如果你有理想和抱負,為什麼要選擇進入婚姻呢?

可與自己所愛之人結婚,建立家庭,憑什麼就一定要放棄自己的個人理想與規劃呢?而且放棄的那個,通常是選擇了「妻子」和「母親」身份的女性。

對男性而言,丈夫、父親與「成功人士」三者身份,是可以齊頭並進的,彼此並不矛盾衝突。他是一個有能力為家庭帶來足夠財富、資源和社會地位的人,那麼他同時就是一個好丈夫、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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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女性而言,妻子、母親的職責,與同時追求事業上的成功,是彼此衝突的。她不可能在追求個人理想的同時,成為一個被社會期待的好媽媽、好妻子。

這裡面分別有兩個客觀的和預設的條件。其一,是在以繁衍為必要目的的家庭結構里,女性自然是在生育層面承擔更多時間精力成本的那一個,那麼,用功利主義的利益最大化學說,至少,在妻子孕產的時間內,丈夫理所當然承擔更多社會工作及經濟職能。

第二個預設條件,便是大部分女性都更願意追求小家庭安康的穩定,而非職場、學術等不確定領域的乘風破浪。

這種預設有一定的歷史基礎,各種文明國度都曾經歷一夫多妻、女性靠男性為生的時代,「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結構自然而然被延續了下來。

要找到性別分工反過來的名人示例,既容易,也困難。因為稀缺而困難,也因為稀缺,那為數不多的幾個代表,便脫穎而出,異常顯眼。

比如著名的女大法官茹絲・貝德·金斯伯格與其丈夫馬丁·金斯伯格。從戀愛到婚姻,馬丁都毫無怨言地支持妻子追求法律的高山,即便那是一個女性進入權力階層極其困難的時代。兩人常常在婚後一同研讀皮普斯和狄更斯,還一同考入哈佛法學院,進步始終同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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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巧合,馬丁對廚藝很感興趣。他在婚後接受採訪時說:「我老婆不會給我任何烹飪方面的建議,我也不給她法律方面的建議,這方法對我們倆很管用。」

這是將「廚藝」放在與其他事務同等尊重的地位,並不將在家做飯視為弱勢者的付出和犧牲,更不會因為自己待在廚房就認為失去了所謂男性尊嚴。

在20世紀50年代,這樣的丈夫也堪稱「新潮」,擁有超越時代的觀念和眼光。正如為茹絲寫傳記的歷史學家迪哈特所說,馬丁「走在了時代尖端」。

但近一個世紀過去,願意全心全意支持妻子事業,且不介意她因此不能成為一個「賢妻良母」的丈夫,竟然也算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稀有品。

如今,流行語境里有個詞語叫「智性戀」,指因為一個人的卓越頭腦,迷戀這個人本身。該詞語形容的主體常常是女性,似乎只有女性才會因為男人的頭腦而愛上他,卻很少有男性因為女性的頭腦而迷戀她。如果兩個人結合的婚姻,必須有一個人對外面的世界不具備野心,那個人通常都是妻子。傳統常說的「郎才女貌」「我負責如花似玉」等說法,莫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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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歲月的漫長軌道里,美貌是不斷貶值的,只有頭腦與財富會增值,賦予一個人生命的硬度和厚度。

於是,傳統的「男外女內」式婚姻模式終有一天受到威脅和考驗,留在家中的一方感到個體無意義,這不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而是一個並不新鮮的命題。

但癥結絕不在愛情本身,更不在婚姻中具體的丈夫或妻子個人。我們首先承認愛,承認對家庭和親密關係的渴望,然後才能跳出個人視角,看見真正懸在現實層面的凝云:家庭內部的勞動被美化為「犧牲」,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03

看見現實

陳朗博士在第一篇悼文里說,丈夫去世大概一周多以後,她開始重新跑步,「跑著跑著忽然想到,他看不到我畢業了。我這個拿過不少貌似高大上文憑、對畢業典禮鮮有興趣的人,竟然因為這樣一個書獃子氣的理由在操場上痛哭了起來。」

悲慟不僅由於所愛之人的離去,也由於一種已逝不可追的委屈和失望。自己是多麼渴望得到心愛之人的祝福與支持,但短暫的生命和婚姻,剝奪了這一切幸福的可能。

愛情是在彼此情投意合的情況下發生的,是雙方都對世界的同一個切面感興趣,都有著可以互相理解和體恤的目標、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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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兩人關係被婚姻締結,這份靈魂共振漸漸被瑣事替代,愛情何去何從呢?對逝去的丈夫和痛哭的妻子,雙方都是遺憾。

愛有著千般模樣,因為多樣而宏大甚至是偉大。沒有人在親密關係里是完美的,被悼念的徐曉宏被妻子認可是一個「好父親」,陳朗所感受到的愁與堵,並不是丈夫這個具體的愛人帶來的。

陳朗在第二次聲明裡強調,她真正想要表達的,是這份被中斷的幸福背後折射出來的,「對於結構或制度的怨」,「即使如曉宏這樣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這麼多痛苦和遺憾,我們所有人(包括男性)作為父權結構的受害者承受了什麼?我們的學術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異化?」

獲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觀察到,過去20年間,她身邊的經濟學女博士比例達到了30%—35%,但她們當中,終身副教授的比例為25%,正教授僅為15%。

其中大多數的女性學者,都會因為生育而離開勞動力市場,而當她們重返市場時,由於照料孩子、家庭等顯而易見的原因,工作時長隨之減少,勞動成果與個人發展也必然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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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下陣來的她們,要麼選擇離開行業,要麼失去了「雄心壯志」,轉去「偏愛」那些清閑、靈活的工作,成為隨時可以回去照顧孩子的母親。

而戈爾丁的最新研究表明,遠程和靈活辦公的增長,可能成為女性進步的希望。進一步說,這也可能成為一份婚姻,一個家庭擁有更融洽狀態的希望。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即便今天存在一個到處演講、發表、參加公共活動的知名女學者,而她背後有一個願意圍著廚房和嬰孩轉的丈夫,公眾對這夫妻雙方的評判,也許都不會太過正面。

哪怕存在一個像馬丁·金斯伯格那樣,發自內心為家庭事務自豪的丈夫,因為通常充滿偏見的社會評價、個人被從小塑造的情感模式和性彆氣質,幸福似乎也會成為難題。

事實證明,哪怕在2024年,這種內在矛盾依然根深蒂固。這裡面並非缺乏個人反思,而是缺乏集體意識。

學術體制與評判標準是否能容納愛情?能否容納一個同樣希望待在實驗室和課堂里的妻子?

如果我們只能接納一種愛情,一種婚姻,也就相當於只能接受一種學術生產,一種創造力和青年人的未來。

文中配圖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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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吳擎

排版 | 風間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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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娛樂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