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三大隊》導演戴墨:感動因人物自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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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思誠監製,戴墨導演,張冀編劇,演員張譯、李晨、魏晨、曹炳琨、王驍、張子賢等主演的電影《三大隊》正在熱映中。影片自上映以來已收穫4.5億票房,豆瓣評分高達7.9分。

電影改編自網易人間工作室深藍的非虛構報告文學故事,講述了一個關於正義、罪與罰的故事,刑偵大隊隊長程兵(張譯 飾)帶領的三大隊在辦理一起惡性案件的過程中導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獄。他出獄後依然堅持以普通人身份追蹤在逃嫌犯……而漫漫執著的追兇路途,並非簡單地歌頌英雄,而是展現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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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隊》海報

編劇張冀最大的改動,是讓現實中孤獨的追兇路,變成了一支理想主義隊伍熱血的征途,雖然這場征途只是半程。而這個基於虛構的改動,也恰恰從更普世的視角為影片平添了另一份真實。觀眾通過共情每個普通人沒能做到的堅持,從而更懂得了程兵為常人所不能的執著和這份精神的寶貴。

要演繹一群默契老夥計的故事,監製陳思誠找來了自己多年老友。張譯、李晨與陳思誠自《士兵突擊》結下深厚感情,之後也都參演陳思誠轉型導演的《北京愛情故事》。導演戴墨則是自《北愛》開始與上述諸位結緣。當時他初入行,中戲畢業演過些話劇,第一次見識到劇組的規模看啥都新鮮又稀奇。他在劇中演配角也做副導演,之後一路在陳思誠團隊中學習成長,執導了《唐人街探案》網劇中《玫瑰的名字》篇章,電影《誤殺2》等影視作品。陳思誠將電影《三大隊》的劇本給到戴墨之前,他剛剛拍完了劉慈欣同名小說改編的科幻劇集《球狀閃電》。

看完劇本,原版計劃休假的戴墨立刻訂了機票飛回北京和團隊開會,他至今記得對這個故事拿起就放不下的那份心情,「捨不得錯過這個劇本,否則我一定會後悔錯過了一個重要的作品。」

對於犯罪題材,身在陳思誠團隊的戴墨早已有了豐富的經驗,但電影《三大隊》是一次不同的嘗試,摒棄了他們擅長的懸念渲染與煽情反轉。冷靜克制的現實主義畫風出現在「陳思誠監製」的電影里,這很罕見。

影片上映期間,導演戴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講述一段「去英雄化」傳奇的改編中,依然有真實、震撼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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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戴墨

【對話】

三大隊其他隊員是程兵的鏡子

澎湃新聞:什麼樣的機緣下接到的這個項目。這個故事最初打動你的地方在哪裡?

戴墨:接觸這個項目的時候是去年,我剛剛拍完《球狀閃電》從橫店回到杭州,那個項目在橫店拍了4個月,當時覺得很累很辛苦,本想著要去雲南度個假,結果就收到監製給我發來這個本子。看完這個劇本以後,我立馬就訂票回北京了。

真是覺得非常喜歡,首先是這是一個很好看很成熟的劇本。同時我自己也好奇,程兵這個人真的存在嗎,是編劇塑造得太好了嗎?然後我又看到了深藍老師那篇文章,了解到是取材自一線刑警的真實故事,由衷地對這個故事和這群人產生了敬佩之情。

你知道在中國14億人口這麼一個國家,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大海撈針,通過自己做各種職業,去摸排去調查,去找一個人,太難了。而且他決定要去找王二勇的時候,他可沒想說這是12年後能完成的事兒。人知道一件事有一個時間期限的話,可能還要有一份期許,但其實沒有時間期限,所以他真的是下了決心,要付出一生的代價去完成這一件事情。

這東西太好了,我捨不得錯過,錯過的話,我覺得我就是錯過了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了。

澎湃新聞:和之前的作品經驗相比,不同的改編來源,創作方法和側重點會有所不同嗎?

戴墨:我第一部電影《誤殺2》是一個純類型片,很多時候你要去營造一種類型片的氣氛,包括在拍攝手法和很多場景選擇和戲劇的情節上,要把它弄得比較極致,讓人看著可能刺激一點。

後來拍劇集《球狀閃電》是一個大的科幻類的題材,很重要的一點是需要著力去建立一個世界觀的東西。每個戲工作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樣。

電影《三大隊》是基於紀實文學改編,有真實的底色,一開始我們監製、編劇等主創一塊開會的時候,也討論過到底是要更偏向類型片,還是用更加寫實主義的風格去完成。然後,我們覺得可能寫實一點的風格,更適合這樣的一個題材和故事,能夠把更多的人物內心的東西和遭遇的事情,用一種半紀錄式的、更貼近生活的方式,讓觀眾代入到這個故事當中。我們的攝影指導董勁松,是比較擅長紀實風格以及肩扛攝影,攝影機很貼近演員的方式,也是我們團隊的第一次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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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隊》劇照

澎湃新聞:對比原作的那篇文章,電影里三大隊隊員做的各種工作,其實都是程兵一個人做的,對其他人的構思和設計,是否也是從程兵的經歷出發找靈感?

戴墨:冀哥(編劇張冀)對這個事情做的最大的改動,就是他一個人的追兇,變成了三大隊一個隊伍的事。這樣的調整,最重要的是將個人的英雄化色彩給減弱了,這種去英雄化的表達,更增加了一種真實感。正是因為我們生活中像程兵這樣的人太少了,大家身邊可能沒那麼多個人英雄主義的東西,我們了解到很多警察,他們也是默默無聞地在保護著人民的安全。

至於大家的分工,確實是按文章里所寫的程兵做的職業給合理分配了,讓大家一起去尋找王二勇。所有這些職業設置的目的是什麼?是因為他們要跟更多的人去接觸。比如夜宵攤、環衛工、網吧收銀等,都是因為人流量大,他去小區看門的原因也是因為能看人,去開計程車的原因也是,這是他們的終極行動線,要在人群當中尋找一個人,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沒有丟掉這些東西。

澎湃新聞:好像除了程兵之外,所有的人都是現實主義,而電影里,放棄和堅持一樣都是難的,是深刻和值得尊重的,怎麼設計和刻畫每一次的放棄?

戴墨:我們把一個人變成一群人,從功能上說,好像是群戲能顯得比一個人的尋找來得更加豐富一些,會產生很多的兄弟之間的戲的化學作用,一個人如果要是追的話,可能會讓這個片子變得枯燥。

但後來我們也漸漸發現,可能每個人的離別也更加反作用於程兵這個人。比如小徐為了愛情,或者比如蔡彬為了自己的身體,馬振坤為了自己的家庭,廖健為了自己的孩子,他們都有各自的原因,因為他們首先都是人,人在生活當中就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有各種各樣難以捨棄的東西。我們沒法苛責他們,這些理由恰恰能夠更具體地說明程兵的處境,告訴觀眾,程兵到底為他的執著放棄了什麼。

如果說每個人代表一樣東西的話,小徐的離開是讓觀眾意識到,程兵在追兇的路上,他放棄了自己的愛情,蔡彬代表的是健康,他停下而程兵沒停下的時候,其實是程兵放棄了自己的健康,另外他放棄了他的家,他的孩子,放棄了賺錢的機會……三大隊的其他成員是他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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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譯 飾 程兵

那一刻,沒有機器、沒有燈光,他們就是「三大隊」

澎湃新聞:《三大隊》集結了很優秀的演員班底,大家都是很會演戲的演員,作為導演的工作是不是就非常省心?

戴墨:當然是更省心,因為這幫演員都太好了,而且他們在一起都互相合作過,這就造成了一種不用明說的默契,加上大家都很專業、很敬業,又都非常適合各自的角色,所以就不用怎麼刻意去「塑造」。 我們第一天的第一場戲,就是夜宵攤從案發現場出來,三大隊跟二大隊有一個「過招」,就簡單幾句話,人物關係全明白了,這是新來的,這倆是煙友的關係,有人是插科打諢的,有老師父把新手保護起來,一下人物關係和人物性格很明確地建立起來。

我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處理群戲的關係,比如首先得把位置定好,比如說程兵坐這兒,師傅要坐他旁邊,馬振坤跟廖建要在一塊坐著,蔡彬跟小徐在一塊坐著,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坐法,不是別的坐法?這種戲跟戲的人物關係,是為戲劇效果服務的。從那個座位關係里就能看出,老蔡一直在保護著小徐,廖健和馬振坤是會欺負小徐的,覺得他剛剛畢業,學的全是書本里的東西。

澎湃新聞:唱歌那場戲超感動,當時拍的時候拍了幾次,是個什麼樣的情形?

戴墨:這場戲是重場戲,本來想多拍兩次的,但是拍不了。已經殺青的李晨,知道有這麼一場重場戲,堅持要晚走一天。當時戲裡邊有一桌,他們在喝酒,戲外邊我們也擺上一桌,給他們預熱助興。

那天先是我和陳思誠監製、晨哥預熱先喝上了,喝著、聊著培養感情,差不多到那意思了,我說「走!進場。」結果拍了一條之後,戲裡邊的喝酒勁就有點控制不住了,一開始還是大家說「多來點,找找感覺」,到後來得勸著說「少來點,不行了」。

那是不可複製的一場戲,好多都是現掛的即興的表演,比如馬振坤突然起身,氣勢洶洶地去親了媳婦一口,其他人在外面瞠目結舌地豎起大拇哥。這種特別鮮活的表演,我們最後剪輯的時候都給保留下來了。

哥幾個這些群戲,每次看我每次都很感動,有一些時刻,你會感覺到他們是跟三大隊合二為一了,它很微妙,沒法去解釋,這東西挺神奇、很玄學。

唱歌的那一刻,我在現場,就相信那是三大隊突然間從平行時空穿越到這來了,他們這幾個人就長成這樣,遇到了這個事情,在這吃飯喝酒聊天。

沒有機器,沒有燈光,沒有什麼拍戲、表演,他們不是演員,不是張譯、魏晨、曹炳琨、王驍、張子賢,不是,他們就是程兵、蔡彬、馬振坤、廖健、小徐,那一刻,那一刻我覺得他們就是合二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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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隊》花絮照

澎湃新聞:你自己的教育背景,早年做演員的經歷,如何影響了你的創作觀念和在現場的工作習慣?

戴墨:我是中戲畢業,畢業之後就做了幾年的話劇演員,話劇舞台上那些年,我覺得對我現在做導演還挺有幫助的。雖然那會兒也是演員,但我們都是在跟導演同時在排練場一起工作,也會感到自己有非常多的創作慾望,在排戲的過程當中,學到非常多調度安排的技法。

像我的第一部電影《誤殺2》,它是一個比較單一場景的事件,其實有點像戲劇,外面有一群圍觀的群眾,裡面是一個劫持現場,十幾個人在同一個封閉空間的時候,怎麼樣去排演調度,又得有一個規定情境中,讓人感到時刻會有危險。那種處理大的規定情境,並在其中在現場去排這個調度和人物之間的關係,這些東西是我從話劇和中戲的學習中積累下來的。

這次電影《三大隊》,比較多的群戲,因為這次我們想追求一種真實的感覺,所以很多戲都是在真實的場景里拍攝,這帶來一個問題是,拍攝的空間會很小,比如我們第一場案發現場家裡,要塞很多警察,加上屍體擺放的空間之後,甚至都沒地方給攝影機和燈光下腳的地方了。在那種狹小的空間里,安排演員的表演走位,讓大家同時有自己的發揮空間,我覺得跟我多年話劇舞台的經驗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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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隊》劇照

追兇的過程,也是追尋自我

澎湃新聞:看到你在一個採訪里提到有注意「不要自我感動」,但原本故事就是很容易感動,拍攝的時候怎麼控制這個度?

戴墨:確實很容易感動,所以我們就不能再加入很多手法去渲染感動。我跟譯哥交流的時候,也是達成一個共識,先別感動我們自己,而是通過人物,通過戲劇情節和故事推動,讓感動自然發生。

整個拍攝都比較克制,鏡頭選擇上是比較冷靜,沒有去過多的推拉搖移什麼的,好像要強調一下某些情緒,或者過多用音樂鋪墊渲染,這些都沒有。

我們做了很多減法,甚至監製還提過這次完全不要音樂,後來覺得這樣實驗性太強太大了,雖然我們是想追求寫實,但也還是一個商業片,還是要考慮觀眾的接受度。這次整個音樂的量,比我們團隊的其他作品裡的要少了很多。

但再怎麼想剋制,有時候到那個點了,情緒還是要讓它抒發出來。比如譯哥在公園裡突然「找不動了」那場戲,他說他不想哭,結果到了現場,他在演的那一刻,劇本里是要發簡訊給前妻,他突然間覺得他發給前妻可能不太對,想不到發給誰合適,他就在那翻。

道具老師基於程兵應該沒什麼社交,他的通訊錄人也沒有很多,他翻著翻著就到頭了,然後他還在那一直翻。突然間我發現他情緒有變化了,我就說「鏡頭趕緊往上上!」我要拍近景,我怕抓不著,就趕緊讓攝影師去把他情緒給抓住,就拍到他很崩潰的那一幕。後來他自己還說「怎麼突然間這樣了」,連他自己也很意外。

澎湃新聞:同時那場戲,你也用聲音的處理去解釋了他內心的那種波瀾,有一個從無聲到有聲的過渡,也很精彩。

戴墨:對,我想把旁邊老百姓的氣氛,用聲音的一種方式注入到他的世界裡。那場戲是他從看守所辨認完嫌疑人之後出來,他沒有看到他自己想看到的那張臉,但出來看到了「破碎」的自己,他開始反問自己,怎麼這麼多年經歷成這樣,還把一個無辜的人給害死,我這樣真的值得嗎?阿哲的死,可能是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突然間走到了一個公園,我把那個聲音從外界輸入到他的耳朵里,突然之間有一個泡泡在他眼前飄了一下,他就順勢看到了旁邊。他一下從自己的那個世界打開了,聽到大家的歡笑聲,跳舞的音樂聲,小孩子們玩耍的聲音,「生活」這兩個字,一下子就輸入到他的眼睛當中,讓他意識到原來周遭的生活是這樣,那我的生活在哪?那一刻,我覺得他應該問自己非常多的問題。我自己挺喜歡這種處理的。

澎湃新聞:怎麼理解程兵這個人物,以及片中多次提到的「我執」?

戴墨:有一場戲是程兵來到馬路上,看到了很多鏡子當中的自己,鏡子里的鏡像有很多面,很多的鏡像是破碎的,就像他的人生一樣,除了這一件事情之外,他的很多面都碎掉了。在別人看來,他的人生是失敗的,婚姻失敗了,事業沒有了,他跟女兒的關係也沒有處理好,唯獨在(追兇)這件事上他想要一個成功,所以他就選擇了付出12年。

你說他偏執也好,或者什麼也好,他就是這樣的人,我覺得他在追兇的這條路上,丟掉了這麼多世俗意義上的東西,他一定也在尋找他自己的自我。他肯定有很多的原因去選擇追兇這條路,可以說是為了躺在冰櫃里的受害者,也可以說是為了給他茶葉蛋的受害者的父親、為了自己的師傅、為了三大隊的榮譽,為了自己當時許下的承諾,同時他也想尋找到他自己。他在監獄裡也一直在重複著問「我是誰」。所以完成了這次任務之後,可能他才真正地能跟自己有一次和解。

我最近看到很多觀眾在網上有各種各樣的解讀,很多都說得特別好。一千個觀眾心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有些解讀的方向和創作思路不謀而合,這是一種與觀眾的對話和默契,觀眾能夠懂創作者的表達,對於創作者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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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隊》工作照

用懸疑犯罪類的故事,探討時代中的人

澎湃新聞:和陳思誠、張譯、李晨也都是從《北愛》開始合作,看他們這麼多年有什麼樣的變化?

戴墨:《北京愛情故事》是我參與的第一部電視劇,那個時候剛剛入行,什麼都不懂,劇組都是第一次見。第一次發現,原來拍戲的劇組是那麼多人一塊工作,我那時候排話劇沒那麼多人,看燈光軌道什麼的都覺得新鮮,看著哥哥們表演,就覺得他們真厲害。那會兒我和他們仨的對手戲都不多,捎帶做一些副導演的工作。這些年可能是,「他們看著我長大,我看著他們變老」哈哈哈。

譯哥這次長出好多白頭髮,但他一直就是一個對戲極為認真執著的人,到現在他的表演,我覺得已經「出神了」,對於人物的理解特別透徹,這次我覺得他的表演可以拿到一個表演類的非常高水準的獎項。晨哥,我覺得他也是演技更精進了,同時他的酒量也更加精進了。

當然,變化最大的是陳思誠導演,這些年我看著他從演員成為導演,又成為監製,成為電影的投資人,變成一個外界所謂的「產品經理」, 我覺得他是一個有特別大情懷的創作者。很多人看《唐人街探案》系列,覺得是一個純商業片,是鬧騰的合家歡喜劇,其實他一直是在自己的作品裡藏著一種深刻的,包括「唐探」的時候,每一部電影它前面都有一段話,是和精神思想有關的,好多觀眾不太注意到它隱藏的東西,其實他是有大情懷的。另外我覺得,他的變化最大的地方是當了父親以後,變得更加成熟和溫柔了。

澎湃新聞:你自己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決定從事這個行當的?又是從演員轉嚮導演?

戴墨:我讀中學的時候成績不太好,那會兒老師甚至會給我們這些成績不好的學生,發一些美容美髮或者藍翔挖掘機這種技術學校的招生簡章。有一段時間也不知道自己未來應該去做什麼,很迷茫。但我自己一直比較喜歡文藝,在班級里組織各種文藝活動,所以後來參加了藝校的招生,發現自己對表演特別有興趣,就考了中戲。

後來畢業了,做演員的機會也不是特別多,因為沒有長得特別帥,演技也沒有特別好,恰巧有機會在陳思誠導演身邊學習,他覺得我大學也學過導演,應該要多學習豐富自己。其實我從演員到導演的這個選擇,一開始是相對「被動」的,是受了陳思誠導演的「鞭策」,他鼓勵我去做副導演,在現場幫忙,又讓我去學習剪輯,通過這些訓練,進入到導演創作的道路上。

澎湃新聞:你也參與過「唐探」這樣更重案情和類型的劇集創作,兩部電影也都與犯罪題材有關,好奇這是你本人的興趣和長處,還是因為剛好結識了陳思誠?

戴墨:我一直都很喜歡懸疑犯罪類的故事,我更想探討的是人,其實更多的案情案件,有時候背後的那個人挺值得去討論的,只不過我們通過懸疑類、犯罪類的題材去反映。包括平時生活日常里,社會類、法制類的新聞我都會格外關注,一些新聞事件會反映一個時代里特殊的個體或群體,我會在意他們是怎麼想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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