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戰尖兵尹司農的傳奇人生

1935年春，國民黨政府為加強對貴州的統治，開展對中央紅軍的「圍剿」，在畢節設立了貴州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署的主要人員皆由江西德安專署原班人馬調來，盧育生原來就是這個專署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長，同時又擔任專署總務科科長。當時，畢節有兩個專員，一個是公開的，即國民黨行政督察專員莫雄；一個是潛伏的，共產黨軍事特派員盧育生，其任務是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紅軍搜集、傳遞情報。

盧育生以在敵人內部擔任雙重要職的身份，將畢節革命青年寧起枷和尹司農先後安排進專員公署當僱員，帶領他們開展為紅軍搜集、傳遞情報的秘密工作。因盧育生的住房就在尹司農家隔壁樓上（今七星關城區小橫街太平橋斜對面），因此尹司農家也成為情報工作的秘密站點。1935年春至1936年春，盧育生帶領尹司農為中央紅軍搜集、傳送了大量情報，為中央紅軍和紅二、紅六軍團長征經過貴州做出了重要貢獻。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1935年5月1日，盧育生在尹司農家的小閣樓上掛了一張紅紙，紅紙正中貼上一張白紙剪成的鎚頭鐮刀，他站在尹司農身旁，讓尹司農和他一起舉起右手，莊嚴地領著尹司農在油燈下舉行入黨宣誓。從此，尹司農成為共產黨秘密黨員。

1935年4月底，中央紅軍離開貴州後，盧育生仍然留在畢節，繼續為紅二、紅六軍團提供軍事情報。盧育生和尹司農一邊給紅軍提供情報和行軍路線，一邊以保安司令部的名義給敵軍提供假情報和行軍路線，把敵軍引到紅軍不經過的地方去。從1936年2月9日至2月27日，紅軍在畢節贏得了半個多月的休整時間，開展了一系列建立紅色政權、抗日武裝、擴充紅軍等革命活動。

紅二、紅六軍團離開畢節後，莫雄被蔣介石撤職查辦。此時，盧育生幫助紅軍通過貴州的任務已勝利完成，便和尹司農一起趁機辭去專署工作，離開畢節。盧育生帶著尹司農到上海，直到抗戰爆發，尹司農都住在他家裡（呂班路呂班坊），其中有半年多時間因盧育生要為營救莫雄奔走，便派尹司農到重慶新四川通訊社幫助工作。

新四川通訊社系蔣介石行營所辦，名為新聞機關，實為情報機關，原在畢節專署任情報組組長的賈紹誼（中共特科成員）當社長。通訊社成了我黨的一個據點，尹司農憑記者身份進出行營，取得行營特訓班學員自傳的卷宗。這些學員是被國民黨逮捕關押的共產黨員，自傳交代的問題，領導極為重視。賈紹誼就叫尹司農白天採訪新聞，晚上抄寫這些自傳，抄件由尹司農帶交給盧育生。

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後，盧育生派尹司農到國民黨軍隊工作，由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圈定19人到戰地服務。戰地服務隊歸軍部政訓處科長汪德凱管理，汪德凱發給他們一部收音機聽新聞，收音機由尹司農背著。這19個人中，只有尹司農一個人是貴州人。在戰地宣傳中，尹司農和上海人通話有困難，因此大家留尹司農看家。尹司農利用看家時間，從收音機里抄寫中央社新聞，油印出來發到連隊，稱為「戰地新聞」。在整個抗戰期間，前方部隊經常看不到報紙。尹司農這一手，得到部隊長官的信任和讚許。

1937年11月，汪德凱找尹司農談話，說戰地服務隊遭到遣散，要單獨留尹司農工作，問他是否願意。尹司農向盧育生請示，盧育生聽尹司農說得到對方信任，高興極了，趕忙給尹司農準備行裝。臨走前夕，盧育生給尹司農作了一番指示，教尹司農怎樣去單獨工作：要利用一切合法身份保護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不要把自己的經歷隨便告訴人；在交際應酬時，要盡量避免照相；要盡量爭取進學校或訓練班，學好革命需要的本領；必要時需要加入國民黨就加入。

1937年底，尹司農在陝西鳳翔被選送黃埔軍校第15期，集體加入國民黨，取得國民黨黨員身份，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1939年9月，學校從鳳翔遷到西安王曲，尹司農畢業後被分配到山西中條山陳鐵14軍83師當通訊參謀，主管全師通訊器材。這時，盧育生給尹司農的又一個任務是要尹司農搜集通訊器材，裝備新四軍。

尹司農發現軍政部在洛陽有個通訊器材倉庫，憑藉職務與其取得聯繫，先將全師通訊裝備全部以舊換新，贏得領導嘉許。接著每個季度又以作戰損耗為名，報請補充，因此器材源源而來。得來容易，但這些軍用品要轉移出去很困難。尹司農通過畢節同鄉李代澤在洛陽的關係，找到一些電料行的發票和郵電局的放行運單作為購買的民用品才送出去，然後通過秘密渠道轉到新四軍那裡。

尹司農在陳鐵14軍時，培養了一個報務員時東生作為他的助手。1940年10月，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他們駐紮的晉東南陽、晉城、長治一帶原是八路軍根據地，這時國民黨受日寇「共同防共」的引誘，與日寇處於休戰狀態，把作戰目標對準共產黨。作為友軍的國民黨，背棄了共赴國難、合作抗日的諾言，配合日寇夾攻八路軍。

尹司農知道時東生有個表弟在延安電台工作，他倆都是報務員，常有聯繫。尹司農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渠道，讓時東生把國民黨偷襲和進攻八路軍的時間、目標發過去，使陳鐵14軍和劉戡93軍的行動幾次都撲了空。此事被國民黨洛陽第一戰區長官部偵察電台察覺，成為轟動一時的「14軍電台與延安通信案」，受牽連者被殺害10餘人。1942年至1943年，尹司農找到一個機會進入陸軍大學西北參謀班9期學習，藉此學習戰術和參謀業務，因而躲過一場災難。

1946年夏天，尹司農回到陳鐵14軍擔任無線電訓練班教育主任。訓練班有300多名學員，內容是訓練使用無線電報話兩用機，地點先設在重慶廣陽壩機場，後轉到陝西咸陽。

1948年4月，訓練班結束後，尹司農率領學員到河南息縣前方軍部分配工作。這時羅廣文升任第4兵團司令，接替羅廣文當軍長的熊綬春讓尹司農到通訊營去當營長。尹司農以「沒帶過兵」為由推辭，熊綬春即任尹司農為附員，派在參謀處幫助作戰科工作。

淮海戰役打響後，1948年11月初，陳鐵14軍奉命從河南到江蘇救援黃伯韜兵團。行軍途中，在安徽宿縣一個小鎮上休息時，解放軍使用不到一個排的兵力，穿著陳鐵14軍前衛團的服裝，全副武裝來到軍部，人們都以為是自己的人回來了。解放軍用衝鋒槍一陣橫掃，軍部官兵全部潰散，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只剩下一個軍長和一個參謀，即熊綬春和尹司農二人，他們進入一個現成地堡（地名揚圍子）。

尹司農以司令部的名義與下屬10師、85師及直屬隊電話聯繫，部隊雖算完整，但已成驚弓之鳥，潰不成軍。毗鄰部隊三綏靖區馮治安的副司令張克俠、何基豐起義，更是震動全軍。陳鐵14軍這次行軍部署是尹司農把熊綬春王牌丁汝嵩30團作前衛，被解放軍繳械。這次前衛團被殲滅，熊綬春氣得捶胸頓足。此時，尹司農趁機策動他起義，卻遭到熊綬春一槍，打中左大腿根部，幸未致命。尹司農立即還他一槍，將他擊斃後，用電話告知警衛營營長楊紹臣說軍長陣亡，自己也負了傷。

楊紹臣來看尹司農，隨他進來的谷炳奎是前天失蹤的副軍長。尹司農就向他彙報了當前情況，請他指揮部隊。楊紹臣看了尹司農的傷口後，把他背到營部上了葯，安置在老百姓家裡養傷。尹司農將熊綬春和他的手槍交給楊紹臣（楊紹臣是畢節老鄉，1949年參加羅廣文第四兵團在成都起義），楊紹臣給尹司農換上便衣。第三天，尹司農開始向東南方走上去蚌埠的公路。12月中旬，黃維12兵團部到達雙堆集（安徽宿縣），就被解放軍包圍殲滅，陳鐵14軍也遭全殲。蚌埠以北成為解放區，尹司農作為一個過路行人，一天早晨在懷遠縣一個寨子邊碰到放哨的民兵盤查，被搜身並關押，後來被釋放。

1949年1月初，尹司農到南京找盧育生未果，遂決定找南京地下黨警運會成員吳向初。1月10日那天，尹司農正巧在街上遇到了吳向初。吳向初是尹司農幼年時的畢節同學的兄弟，他要尹司農和他一起住到戶部街警察廳督察長吳振沅宿舍。

吳向初告訴尹司農，南京國民政府正準備遷往廣州、逃往台灣，大陸僅有100多萬兵力，何應欽將出任行政院長，要在家鄉貴州成立兩個師：328師在遵義組建，張濤任師長（後來張濤升為89軍軍長）；343師在安順組建，項榮還任師長。

當時，任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督察長的遵義人王光煒（後來張濤升為89軍軍長）正在幫助張濤羅列貴州人拼湊班底。尹司農用貴州同鄉和黃埔同學的關係結識了王光煒，王光煒約尹司農參加張濤部隊，於是吳向初代表黨組織委託尹司農打入張濤部隊策動起義。他的授意與尹司農的打算正好一致。

1月19日，王光煒引薦他們一起去何應欽公館見了張濤。交談後，張濤當即任命尹司農為作戰科科長。不久，尹司農得到張濤的賞識，從中校科長升為上校參謀主任、代理參謀長，成為張濤的重要幕僚，張濤決事多半問副師長王光煒和尹司農。王光煒和張濤是心腹之交，尹司農和張濤非親非故，他對尹司農提升之快、關係之熱，超過任何親屬。

張濤重用尹司農，主要是因尹司農有見過大戰爭場面的經歷，又了解共產黨的政策。他和尹司農常談的兩個問題：一是淮海戰役，共產黨究竟是怎樣消滅蔣介石五個主力兵團50多萬人的；二是他的部隊組成後將何去何從。在部隊何去何從問題上，王光煒和尹司農的意見往往不一致，但張濤最後總是聽尹司農的意見。

12月1日，張濤從普安軍部來到晴隆328師師部。上午，張濤要尹司農陪他視察河防工事。下午，張濤召開全軍團長以上高層會議，討論部隊前途，後因會議無結果而散。晚上，張濤找尹司農單獨談話。

尹司農說：「戰與和的問題，關係我們生死存亡，張先生需權衡利與害。當前之敵，就是在淮海戰役中消滅黃維兵團的第二野戰軍的楊勇部隊。當前情況，我主張和，不妨找對方談一下，談得攏，干戈化玉帛；談不攏，打或走都不遲。張先生有利條件有三條：一是幹掉劉伯龍（起義之前尹司農曾為328師師長張濤出謀劃策，殺了89軍軍長劉伯龍，繼而張濤升任89軍軍長），行動有自由；二是有完整的89軍，在全貴州和大西南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三是張先生如能率先起義，你不光是89軍領導人，還是貴州起義的領導人。」

這時，尹司農把共產黨政策向張濤作了介紹。張濤問：「由誰出面，找誰接洽？」又問尹司農是不是共產黨員？尹司農還不便暴露身份，只說在共產黨內有熟人。尹司農只就布告上所見的人物說：「秦天真是我的同學，陳曾固是李光勛的同學，我們都可以出面接洽。」張濤說：「這就好。」但張濤不讓尹司農離開他。張濤沉思良久才說：「龔鍵其（少校秘書、張濤的妻侄孫，1949年3月參加工作，任貴陽辦事處主任）前幾天在貴州鹽務局認識一個人（解放軍50師供給處處長李永祥），他可能有門路。」尹司農建議讓龔鍵其試著聯繫。張濤說：「你發個電報叫他速來，先聽聽情況再說。」

12月3日，龔鍵其帶來貴陽軍管會趙健民的信，要張濤聯繫友鄰部隊起義，並希望派出代表到省里洽談。通過張濤聯繫，貴州國民黨軍隊19兵團司令王伯勛、49軍軍長王景淵、興仁專員兼綏靖區司令譚本良、畢節專員兼綏靖區司令劉鶴鳴及全省保安團隊師長、旅長、團長等雲集普安，12月10日共同簽署通電宣布起義。在討論誰出面接洽時，王光煒忽然積極起來，要當代表，既然王光煒要當代表，當然一致通過，尹司農就作為隨行人員，攜帶部隊實力及駐地位置等資料，12月11日到貴陽與軍管會負責人洽談，起義成功，12月23日新華社作了報道。12月31日，帶著劉伯承、鄧小平的電報和蘇振華的指示回到部隊，尹司農完成了他的任務，結束了14年的地下工作。

2013年1月23日，尹司農逝世，享年96歲。尹司農的一生是最具傳奇性的一生。他一生經歷了幾次大轉折，第一次被中共特科諜戰英雄盧育生選中，培養成為中共秘密黨員，成為盧育生的得力助手與戰友，為抗日救亡運動、為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冒著生命危險，打入敵人要害部門及軍隊搜集、傳送情報，瓦解敵軍，為策動起義、和平解放貴州作出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國成立後，他被當作黨外人士，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終矢志不渝跟黨走。第三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遵義地委為尹司農平反，恢復他遵義縣糧食局副局長的職務和行政17級工資待遇。1981年至1993年，尹司農被選為貴州省第六、七屆人大代表，1984年被選為遵義市（縣級）政協副主席，1990年明確享受副廳級待遇，1991年被聘為貴州省政府參事，繼續為黨和人民勤奮工作、奉獻餘熱，真正踐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誓言。（作者徐錦華系畢節市博物館退休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