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故事 | 梁山:導演看電影

導演看電影喜歡坐哪個位子?導演陪家人看電影是什麼樣?

常有人問,你們導演看電影,喜歡坐電影院哪個位子?記得十年前美國電影協會主席來訪,我也問他同樣問題。他憋著不答,反問我。我笑著回答,肯定坐第一排右邊。他好奇為什麼。我說,電影導演需要回頭看觀眾的反應,一段戲觀眾是哭還是笑,是專註還是玩手機,只有那裡一目了然。有一次影協年度放映一部電影,一排排觀眾,齊齊地含著眼淚,被銀幕上反下來的光映出來,淚光形成一條亮線,煞是奇觀。所以,檢驗戲有沒有達到預設的效果,前排側面是好位置。後來慢慢習慣了,看別人的電影,我也常選那個座位。

想聽電影的反饋,得跟祖師爺學。中國第一代導演卜萬蒼的經驗,聽意見要等電影散場,燈一亮,觀眾起身,這時候導演要混在觀眾堆里,最慢的步子往外挪,還要伸長耳朵,聽觀眾講什麼,「笑死人了」「某某演得嗲」「我眼淚水淌淌滴」,這些絕對是真話,記下來回去分析。至於那些座談會,因為各種人情世故,就只能聽過算過了。

又有人愛問,導演陪家人看電影是什麼樣。我想起來,看各種功夫大俠黃飛鴻,我都會念念有詞:替身、本人、本人、替身、替身替身替身替身……本人!因為拍電影總是用到大量武打替身,觀眾看不清臉的大全景都由替身代勞,只有專業人士可以輕鬆分辨。到後來,家人被我害得看愛情片也不感動了,進入跟我討論演員眼角那滴淚是不是玻璃酸鈉眼藥水的境界。

看電影其實有很多技巧,比如總有觀眾遲到,還摸著黑往裡面闖,我常替他們不值。最好的辦法應該在場邊站一會兒,等下一場日景。電影有日夜景之分,夜景是攝製組的噩夢,要熬通宵才能拍完的那種,當然也是遲到觀眾的噩夢——走路看不清。但是,電影不可能永遠是夜景,導演總想著給觀眾換換氣氛的。遲到者只要耐心等到下一場日景,就可以大大方方走向自己座位,再不必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因為,場子已經亮起來了。

在導演看來,電影不啻是一場催眠。電影院是個空的大匣子,掛一塊白布,燈暗下來,觀眾對著布上的影子又是哭又是笑,難受、開心、驚恐、溫暖一兩個小時。等燈光亮起,還是那塊白布,其他什麼也沒有,真所謂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似乎唯一不同的是心靈,好像受過了一次滌盪。你們說,這不是催眠又是什麼呢?

我參加過世界上最大的幾個a類電影節,還參過賽,幾乎每個電影節都有致敬經典的環節。記得有一部經典紀錄片,片名是《從毛澤東到莫扎特》,外國人拍的中國。我沒有看過,就拿著貴賓證去找它的排片。坐進電影院,踏踏實實享受電影節的看片時光,比參賽輕鬆多了。這是一部先後斬獲奧斯卡和戛納電影節特別獎的紀錄片,1979年中美關係回暖,一支電影攝製組跟隨蜚聲世界的小提琴大師斯特恩訪華,用鏡頭揭開了中國的面紗,是典型的「西方看東方」。西方觀眾一定好奇,一個東方大國,居然也有人學西洋音樂,小提琴雙簧管一件不少。設身處地想一下,如果你去另一個大洲,發現人家那邊在學京劇,你會不會多拍幾段。斯特恩訪問了北京,又轉道上海,很自然地要到音樂的殿堂上海音樂學院。我在上音的家屬院里長大,對這一切熟悉而驚喜,也似乎明白看這部影片其實是潛意識的選擇。一個個熟悉的作曲家、演奏家、音樂神童,一棟棟熟悉的建築出現在眼前。電影即將結束時,忽然間,我在電影里發現了自己的母親。你知道,這是一種怎樣的感覺,腦子裡「嗡」的一聲,雖然母親的鏡頭一閃而過,但那是我的母親,我可以迅速在幾百人中把她分辨出來。那是她當年的樣子,四十多歲,有著那個時代典型的眼鏡和髮型,和尼克松訪華新聞片里的中方女外交人員幾乎一模一樣的打扮。到了片尾,母親又出現了一次,這是一場接待斯特恩的學術會議,母親作為上海音樂學院的採訪工作人員坐在斯特恩的正後方,對面是上海音樂界的一眾泰斗教授。我真想推推旁邊的觀眾,告訴他我看到的一切,可人家哪裡聽得懂呢。連我自己都想笑,這是痴人說夢吧。

回到中國,我問年近九十的老母親,奧斯卡紀錄片拍到您了知道嗎?母親說,天曉得,那時候電視台經常有記者來拍的,誰拍了什麼,記不得了。(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