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
前奏
1380年，大明王朝第13個年頭，左丞相胡惟庸被誅殺。
朱元璋親自給他定的罪名：謀逆，私通蒙古和日本。
但朱元璋沒說出來的「罪名」，是丞相這個職位，對他的皇權構成了鉗制，讓他這個皇帝當得不得勁兒。
殺完胡惟庸，朱元璋順勢廢除了行政中樞機構——中書省。中書省的長官左右丞相，自然也消失了。
朱元璋在《祖訓》中明令，以後子孫做皇帝，不許立丞相，如有臣下膽敢奏請立丞相，立即凌遲，全家處死。
不僅如此，他還規定，宮中太監不得讀書識字。因為，文盲無法干政。
在朱元璋的設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歷朝歷代對皇權威脅最大的，無外乎大權臣和大太監。他想一舉把這兩種潛在的勢力收拾掉，讓子孫繼位者一勞永逸。
然而，獨裁的慾望是無窮的，獨裁的精力卻是有限的。
廢除丞相後，朱元璋被朝廷內外的日常事務徹底淹沒。連他這麼打雞血的一個人都頂不順了，只好設置四輔官來協助處理政事。他的後代肯定會更吃力。
朱棣在位時，正式出現了內閣。到仁、宣兩朝，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入閣輔政，雖無丞相之名，但權力已經很重。
從明英宗到明武宗時期（1435—1521），宦官勢力抬頭，出現了好幾個大權閹。權閹與權臣，始終處在權力天平的兩端，此起彼伏。
至此，朱元璋的制度設計，完全「破功」。
不過，在皇帝、內閣、太監三種勢力中，皇權終歸是最後的贏家，也將是最後的輸家。
艱難勝出
艾公子之前講了嘉靖朝45年的內閣權斗，徐階經過多年的隱忍，終於在1562年扳倒了嚴嵩，成為嘉靖時期最後一任內閣首輔。
徐階繼任首輔後，採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標榜「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實際上，這是對夏言、嚴嵩以來內閣首輔專權獨斷的自我革命，把首輔擺在一個讓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
他還主動召集內閣同事一起擬詔旨。
內閣的權力來源，其實是通過「票擬權」（替皇帝擬定詔旨），獲得部分皇權的讓渡。徐階能主動與同僚共享「票擬權」，著實不容易，難怪當時人在他任首輔後，都稱讚他為「名相」。
這很符合他的個性。
徐階這個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長以柔克剛，以柔取勝。他當初與嚴嵩共事多年，始終隱忍、迎合，朝廷言官罵他與虎謀皮，他都忍著。沒有絕對的勝算，絕不出手。
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請教，如何分清好人壞人？
徐階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詐似信。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徐階推薦國子監祭酒高拱、吏部尚書郭朴進入內閣。
在徐階看來，河南新鄭人高拱（1513—1578）為政幹練，又是儲君朱載垕府上的講官，入閣是遲早之事，何不做個順水人情。
但事後復盤，高拱對徐階的籠絡並不領情。兩人的交鋒，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去世時，內閣中僅徐階一人在場，高拱、郭朴等人都不在場。草擬遺詔時，徐階竟然繞開了其他內閣成員，而把自己素來看重的門生、翰林學士張居正拉進來秘密參與。
皇帝的遺詔發布時，皇帝本人已經升天了。遺詔的內容究竟代表皇帝最後的意志，還是草擬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的遺詔對自己統治數十年的弊政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廢止了皇宮內一切道教活動，重新起用了一批被罷黜的官員。讀過遺詔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一輩子任性的嘉靖皇帝的臨終醒悟，而可以百分百認定這是徐階借嘉靖之口對多年的朝政進行了清算。
朝廷百官對這些新政紛紛叫好，一時間，內閣首輔徐階大得人心。
高拱、郭朴等內閣同僚則對徐階越加怨恨，草擬遺詔這麼大的事，你徐階竟然繞開同僚，卻拉來一個門生參與，這意思還不夠明顯嗎？
1567年，隆慶元年，新皇帝朱載垕繼位後，內閣一下子充實到六個人的規模：徐階、李春芳、高拱、郭朴、陳以勤、張居正。
張居正在參與草擬遺詔後，很快就入閣。史家認為，這是因為張居正跟高拱一樣，是朱載垕府邸的講官，但更關鍵的是首輔徐階的舉薦。
六人中，徐階與高拱互相不對付，兩人的爭鬥開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給事中胡應嘉檢舉稱，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間，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職守。因為胡應嘉與徐階是同鄉，高拱認定，這起針對自己的舉報，來自徐階的指使。
高拱隨後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應嘉的把柄，要求對胡應嘉革職處理。結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認為高拱是挾私報復，把他比作北宋權臣蔡京。
深陷輿論風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彈劾徐階，轉移輿論焦點，罪名是徐階縱容兒子橫行鄉里。
很快，言官之間進行了一輪輪的彈劾與反彈劾，朝廷亂成一鍋粥。
晚明的言官，作為一個群體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參與者，在高層權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這是以小官鉗制大官的一個「機關」。因為言官一旦對某個官員發起彈劾，無論這個官員的職位多高，都必須第一時間提出辭職，至於是否慰留，決定權在皇帝手裡。
在這場言官大混戰中，高拱、郭朴、徐階三個閣員先後去職。爭鬥的雙方，兩敗俱傷。
此時的徐階才意識到，新皇帝沒有按照慣例對他的辭職表示挽留，而是順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辭職申請。這表明，新皇帝並不需要他這個前朝首輔再來「倚老賣老」。
這一刻，徐階明白無誤地確認，自己的政治生命，徹底終結了。
離開京城前，徐階向張居正作了最後的託付。
張居正後來在給徐階的信中，說此次別離，「淚簌簌而不能止」；又說「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復何言」。
徐階確實永遠離開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兩年後「捲土重來」。跟徐階這一仗，贏得著實艱難。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內閣。
據《明史》記載，張居正與司禮監太監李芳聯手，策划了高拱的復職，目的是為了抑制新入閣的趙貞吉。
趙貞吉1550年曾被嚴嵩驅逐出京，此次雖是新入閣，但資格比誰都老，因而舉止傲慢。張居正或許自認資歷尚淺，無法與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強勢的前同事、恩師徐階的勁敵高拱，作為對抗趙貞吉的「利器」。
高拱回來後，內閣果然掀起新一輪爭鬥。
我們都知道，行業老大和老二打架，受傷的往往是老三。歷史也一樣，高拱和趙貞吉杠上了，第一個退出內閣的卻是中立派陳以勤，誰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後來，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彷彿當初高拱、徐階權斗的重演，高拱、趙貞吉再次分別調動自己的言官資源，互相彈劾攻擊對方。
趙貞吉落敗，離京前憤恨不已，說高拱的蠻橫真是誰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內閣已走掉四人，僅剩高拱和張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覺，自己的時代終於來了。他忘了一直蟄伏在身邊的危險。
兩虎纏鬥
當帝國行政中樞剩下二人相對時，張居正（1525—1582）敏感地體會到權力擠壓後的窘迫感，而心高氣傲的高拱，還在餘味悠長地享受勝利的滋味。
史書對高拱的評價是，有才幹，無肚量。
他重掌內閣後，猶記恨當年徐階對自己的打壓，特別是對徐階不讓自己參與嘉靖遺詔一事耿耿於懷。所以，在他當權期間，把徐階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遺詔是「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全然不顧張居正也是嘉靖遺詔的參與者。
張居正只能默默忍著。他當下的處境和心境，頗像嚴嵩當政時，徐階的處境和心境。
早年的張居正，曾在嚴嵩與徐階的權斗中，看不慣恩師徐階的隱忍退讓、無所作為，憤而寫信罵徐階是固位希寵的和事佬。隨後，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藉以表達對朝政的不滿。
三年後，張居正重返京城，卻變了一個人。
他已經意識到，和徐階的政治智慧比起來，自己三年前的衝動，簡直就是個沒頭沒腦的愣頭青。
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須捨棄名聲，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說過，「真正大英雄者，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作將出來，若是氣血豪忿，卻一點使不著也」。張居正有權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權位後，做救世大英雄。
此時，他必須忍受來自高拱的氣壓，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很低。
儘管他與高拱是淵源頗深的故交。
兩人有著幾乎相同的政治履歷，曾一起在國子監共事多年，後又一起擔任裕王府講官。高拱年長張居正12歲，一直算是張居正的頂頭上司。他們曾一起爬山，約定他日入閣拜相，必當同心戮力，扶危濟亂。
對高拱，張居正的感情十分複雜。他相當欽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職後，仍然願意策劃其復職。即便後來，他們之間的裂痕清晰可見，但對高拱的政策，張居正也能以大局為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導下，出現了史稱「隆慶新政」的改革局面。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掌權後推行的改革，大多數均以高拱的政策為藍本。
權力是一切鬥爭的本質，也是不能說出來的本質。更何況，內閣權斗始終在皇權的俯視下進行，誰暴露出對權力的覬覦，誰就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內閣權斗都是在看得見摸得著的人事糾紛或政見分歧中進行著。
高拱與張居正的特別之處在於，二人政見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於謀國」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夠擺上檯面的分歧，或許就只有對待前首輔徐階的態度了。
徐階返鄉後，高拱意欲發動清算。後借著海瑞整頓江南富戶兼并土地之機，讓徐階的兩個兒子充了軍。而徐階本人，在張居正等人的多方回護下，終於免受追責。
對此，高拱對張居正頗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問張居正，說外界傳言你收了徐階的兒子三萬兩銀子，到底有無這回事兒？張居正指天賭咒後，高拱才說，這是一個誤會。
此後，張居正迫於高拱的壓力，不敢與徐階公開來往。
1572年，隆慶皇帝朱載垕突然病逝。臨終前，急召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以及入閣不久的高儀入宮，要三人盡心輔佐年僅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
三大臣互相期許，願同心輔佐幼主，共渡難關。
這裡的同心，不僅是告慰先帝的囑託，也是文官集團對抗宦官集團的慣例。
因為，在新皇帝朱翊鈞即位的半個月內，司禮監的人事發生了重大變動。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壓制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監，成為宮中太監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歷史，內閣與太監之間始終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對抗關係。內閣強，則太監弱；太監強，則內閣弱。
眼見司禮監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個人的不滿上升為整個內閣的意志。他憤怒地指出，內侍的人事變動，是有人欺負新皇帝年紀小、不懂事，亂來。他把自己與馮保的鬥爭，當作內閣與司禮監的鬥爭，聲稱要為內閣擴權而努力。
內閣三人中，高儀明哲保身，不表態；張居正則在接到高拱的通報後，表態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滿滿，發動言官集體攻擊馮保。最重要的一條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視朝時，馮保都站在旁邊，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還是拜一個閹人？
風暴來臨前，張居正以視察隆慶皇帝的陵寢為由，離開了京城。回到京城後，他仍以生病為由，在家「養病」，不參與轟轟烈烈的「倒馮運動」。
事件到了了斷之時，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隨著皇帝升駕，眾人抬眼望去，小皇帝的身邊，依然站著馮保。那一刻，高拱渾身顫慄，他知道，自己輸了。
馮保當眾宣讀了皇帝的詔書，厲聲呵斥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高拱當場被褫奪一切官職，被勒令即日離京，遣返回籍。
《明史》記載，高拱「伏地不能起」，張居正「掖之出」。
隨後，張居正與高儀聯名，為高拱求情。
而精明的高拱迅速反應過來，他的落敗，最終是敗在這個攙扶著他，並假裝為他求情的人手裡。
張居正自始至終都對高拱的離去，表現出無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後聯手馮保搞垮高拱的陰謀，卻未能逃過高拱的眼睛。只是他倆在世時，誰也沒有點破這層紙。後來，抵達權力巔峰的張居正，曾順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過他，兩人感慨一同走過的時光，動情處還互相擦了眼淚。
然而，在政治家眼裡，情緒的調動與展示，不過是手腕罷了。
張居正早已修鍊成為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高拱去職後，張居正再度聯合馮保，想通過製造一起雇凶謀刺皇帝的冤案，致其於死地。後來沒成功，貧病中的高拱撿回一條命。
作為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勢的日子裡，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實際上，他至死未曾原諒張居正。
臨終前，高拱留了一手，回憶自己參與的政事寫成《病榻遺言》，其中對張居正的人品、陰謀多有指摘。這部回憶錄在張居正死後，適時地出版了，成了萬曆皇帝決心清算張居正的導火索。
到1582年去世為止，張居正在萬曆朝的最初十年迎來個人權力的巔峰。他擔任內閣首輔的十年間，創造了明朝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而他這個首輔，也是明朝歷史上權勢最大的一任首輔。
說到這裡，歷史上的權臣，無論忠奸善惡，通通沒有好下場。張居正的結局，在他死前，已經寫好了。
尾聲
張居正死後，已經成年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發動了針對張居正的總清算。
高拱此時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憶錄，不早不晚，恰在此時出版了，成為皇帝下定決心剝奪張氏家族權勢的一劑催化劑。
誰也不曾想到，高拱以這種形式完成了他的復仇。
如同高拱當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樣，張居正最大的罪名，歸結起來也就一條：威權震主。
也只有這一條，才能戳到皇權的核心與痛處。
儘管張居正得意之時不忘小心謹慎，但他終未能在生前堅持去位、還政萬曆，以致釀成身後的惡果。權力的迷人處，也正是它的兇險處。
悲劇的是，正如黃仁宇所說，「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張居正當國十年的家底，只夠萬曆皇帝及其繼任者糟蹋半個世紀。
到崇禎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張居正家族獲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國破家亡，崇禎皇帝無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從徐階到高拱，再到張居正，儘管權斗無情，但他們都有一條底線：做官是為了做事。而到了崇禎朝，17年間出現50位閣臣，皇帝多疑的本性未變，內閣輔國的性質卻全變了：做官就是為了做官，僅此而已。首輔周延儒的使命，就是在國亂如麻的時候，忽悠崇禎，我們又打勝仗了。
當內閣充斥著周延儒一樣的人物時，整個明朝早已一敗塗地，儘是輸家。
是的，雪崩時，沒有哪片雪花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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