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巍︱另眼看古典學:古典文化和古典音樂

今年六月,闊別七年的柏林愛樂樂團即將由傑出指揮家基里爾·別特連科率領,登陸上海大劇院演出四場交響音樂會。消息一出,廣大樂迷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以致四場演出各種價位的所有門票五分鐘內便告售罄,這無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古典音樂熱」經久不衰的又一表徵。此間盛況不僅讓我感慨,而且還聯想起另一個「古典熱」,即同樣始於八十年代的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熱」,儘管它沒有如此轟動一時的效應,相比之下也並不遜色。況且,有不少愛好「古典文化」的青年學子,亦是「古典音樂」的痴迷者。這兩種冠有「古典」字樣的西方文明產物,雖說相隔一兩千年,當它們同時來到中土,同時讓青年人為之神往,總讓我覺得彼此之間存在某種關聯性,值得相互映照加以考察。如今我且以「從業者」的類比關係,試從「古典音樂」來看「古典文化」,闡明可供對觀之處。

基里爾·別特連科

與古典音樂直接相關的「從業者」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作曲家,他們創作音樂,是古典音樂史上千古不朽的星辰;第二類是演奏家(包括指揮在內),他們演繹音樂,也是讓一代或幾代人仰慕的明星;第三類是音樂學家,他們研究音樂,對作曲家的作品或者音樂本身進行客觀研究,他們的存在通常鮮為人知。當然,有些人身兼第一和第二類,例如作曲家同時也是指揮家或演奏家,另些人身兼第二和第三類,例如指揮家或演奏家同時也是音樂學家。但一般來說,三類人各有所長,各擅勝場。

以此類比,「古典文化」同樣有三類「從業者」,其中第一和第三類較為顯明。第一類是「古典文化」的創造者,特別是「古典文化」的重要承載物即古典文本的作者;第三類是古典學者,他們是古典文化的研究者。第二類往往為世人忽略,彷彿缺失了這一環。其實,古典文化特別是古代的經典文本也有其當代演繹者,那就是作為教師的古典學者。他在課堂上講授古代經典,正如演奏家在音樂廳里演奏古典樂曲,也是對經典的演繹。他所面臨的困惑和抉擇也與古典音樂演奏者何其相似!先於他,已有無數的演奏者無數次地演繹過這部作品,他的演繹還有何新意可言?倘無新意,再一次演奏的意義何在?是為了還原「作曲家的意圖」?那又為何要去還原一位幾百年前的古人的意圖?他的演奏不是出於還原的目的,而是由於作品本身的偉大,是作品讓演奏者與之產生了跨越數百年的心靈共振,他的每一次成功演奏都會與他發生共振,也都會將共振傳遞給台下的聽眾。無數次前人的無數次演奏之後,他的又一次演奏的意義就在於,他本人是獨特的,他用自己獨特的聲音豐富了作品的內涵。那麼,「古典文化」的演繹者——教師——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他在講台上講授古代經典,難道只是為了還原數千年前某位作者的意圖?難道不同樣是因為經典作品與他產生了跨越數千年的心靈共振,他也要竭盡全力把共振傳遞給講台下的聽眾么?倘若如此,走上講台的教師,應該有別於埋首書齋的研究者,雖然這位「古典文化」的演繹者,如今鮮少不同時兼備研究者的第三類身份。

古希臘人根據荷馬史詩所繪的圖案,圖中為海倫和普里阿摩斯。

比上述第二類更有意思也更重要的,是第一類「從業者」之間的類比關係。「古典音樂」的創造者和「古典文化」的創造者存在許多精神上的親緣性,可以通過類比關係更清晰地顯現出來。比如,試問一位作曲家向另一位作曲家(他敬仰的前輩或他讚賞的同輩)致以最高敬意的方式是什麼?是用那一位的音樂主題創作一系列的變奏,與他共舞,同悲同喜,將這一主題推進到與他伯仲難分、令他讚許甚至驚異的境地(如貝多芬為莫扎特歌劇《魔笛》主題所作的兩首大提琴變奏曲),或是用他的音樂風格來創作一部自己的作品(如普羅科菲耶夫根據海頓交響曲風格所作《古典交響曲》);絕不會是對他的作品進行音樂學的研究,當作某種已屬過往的、與己無直接關聯的研究對象。這後一種方式甚至是致敬的反面,因為那生機勃勃之物、那激蕩我們此在之物,不應成為客觀研究的對象,變作死氣沉沉之物、讓我們的此在麻木之物。同樣,「古典文化」的創造者,特別是古典文本的作者——詩人和思想家——向另一位致敬的方式亦如此。以荷馬為例,要麼把他主要當作一位詩人,那就要用詩人的方式對他報以最高致敬,如古希臘的抒情詩人和悲劇詩人、古羅馬的維吉爾以及後世詩人(如歌德、克萊斯特)之所為;要麼把他主要當作一位思想家,那就要用思想家的方式,如古希臘的史學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哲學家(智術師和柏拉圖)以及後世思想家(如尼采、薇依)之所為。相比之下,古典學者的荷馬研究恰如音樂學者的巴赫或貝多芬研究,只能起到次要的輔助作用。因為——仍以音樂作譬——荷馬史詩原本洪鐘大呂,但擺弄於過度技術化的古典學者手中,卻變作一台瑞士鐘錶,經過他們不斷地拆卸和組裝,其內部構造之精密幾乎一覽無遺,但也不再發出洪鐘大呂之聲,而是乖巧地如鐘錶一般輕聲滴答,那細微的樂音也只有精巧的古典學者才能聽見,只怕最終會歸於喑啞。

甲辰年三月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