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銀幕看短視頻?《煙火人間》希望給普通人被仰視的機會丨導演談

由尹鴻監製,孫虹執導,正在熱映的電影《煙火人間》是一部特別的電影:首先它的形式非常特別,是國內首部豎屏院線電影——在大銀幕上看豎屏模式的短視頻影像;而該片的「導演」數量特別多,高達509位,他們有種水稻的楊哥,有開弔車的小姐姐,有搬磚的小偉,開船的大橙子等,這些人既不是明星也不是「網紅」,就是最普通的生活記錄者;另外影片的故事非常特別,不是講述一個人或者是像類型片那樣從頭到尾呈現故事,而是將插秧種稻、捕魚打撈、送外賣、做手工藝等再平常不過的生活點滴有溫度地呈現……

國內首部豎屏院線電影《煙火人間》於1月13日在國內上映。

正因為這些特別之處,讓《煙火人間》被譽為「最接地氣」的紀錄電影,它順應了短視頻輻射範圍越來越廣的趨勢,在人人都可記錄、發短視頻的碎片化時代,依舊可以探索齣電影銀幕與碎片化表達的共融性,不僅讓普通人登上銀幕,並且能夠貼合時下潮流,帶動全民共創、全民共情的影像製作意義。據導演孫虹介紹,製作這部電影的想法大概是在2018年底,創作之初,主創團隊發現短視頻正在快速改變人們的生活,並且處於一個高頻的流行期,不僅是改變了人們的娛樂方式,也改變了大家的消費方式、生產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它改變了紀錄片的生產模式。

【對話】

開始很忐忑,製作挺快樂

要將數百萬條短視剪輯成一部院線電影長片,是一次全新的嘗試,孫虹及團隊非常清楚,觀眾或許在電影院的大銀幕上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最初決定要做這部電影的時候他們也非常忐忑。孫虹告訴新京報記者:「製作的時候幾乎沒有參照,如何將這些具有各自表達的碎片捏合成一個完整影片,這令我們挺痛苦,但在不斷了解製作的過程中卻覺得挺快樂,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義。這些豐富的視聽語言,能讓人們感受到對生活的勤懇堅持與個體情感的真情流露,生命從來不只是有轟轟烈烈,更多可貴的來自無數個默默無聞努力的瞬間,他們值得被仰視。」

素材太龐雜如何挑選?

用衣食住行把電影內容聯繫起來

新京報:電影打磨長達六年,面對的是無數的短視頻素材,但電影時長僅有80分鐘,這麼龐大的素材要如何挑選?

孫虹:我們有專門的團隊負責素材收集,雖然短視頻量很大,但它跟傳統紀錄片在製作上是相似的。比如傳統紀錄片是觀察生活或是幾個人物,從他們的經歷里拍攝並提取一些內容。短視頻本身也是多元、現實的鏡像,所以這次相當於我們在一個雲田野里進行採風,不用實地探訪,就窩在被子里刷短視頻就行了,不管吃飯、睡覺都刷,然後每天內部分享什麼讓你印象深刻,漸漸更了解了短視頻的生態和特點。

新京報:面對眼花繚亂的眾多素材,要怎麼將其形成故事脈絡並設置出現在的長片結構?

孫虹:最初我們設想過,想用個別人的一生串聯影片,有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階段,但短視頻的現實情況是實在太豐富了,並且有一定的特徵和拍攝邏輯,比如父母喜歡拍孩子,但隨著他們年齡越來越大,拍攝者的意願和動力也沒那麼足了,後期階段的素材就挺稀缺的,很難支撐下來。閱覽大量的素材,我們發現很多短視頻就是告訴你一件衣服、一幢房子、一粒米等是怎麼來的,於是我們想用衣食住行把電影內容聯繫起來。

《煙火人間》通過不同的短視頻剪輯,呈現了「一粒米是怎麼來的」。

新京報:在大銀幕上用豎屏觀看模式呈現,無疑是種觀感上的創新,這其中有幾個分屏切換,也有單獨的豎屏表達,這些不同的呈現方式有什麼用意?

孫虹:橫屏呈現豎屏,確實有觀看上的衝突問題,如果全程用一個豎屏呈現在大銀幕上,也會造成很大的信息缺失,我們希望彌補短視頻的信息缺失問題,就借鑒了藝術展的一些經驗,嘗試用多個分屏呈現畫面的方式。但我們也會有所取捨,重要內容只用一個豎屏表達,因為這樣更利於真實情感傳達,也不會干擾觀眾注意力;在推進敘事或者過程的時候,我們會用多個分屏一起呈現。在大量的素材收集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不同時空的人在同一段時間會做相似的事情,很多畫面聯繫起來非常完整,這也是神奇的地方。

新京報:這是一次新嘗試,沒有現成的作品可以參照,你們在創作時面臨了什麼樣的壓力?製作過程中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孫虹:敘事上一定會有挑戰,能不能讓這些素材集合成一個能長時間觀看的電影,這種未知讓我們恐懼。後來我們想出一個辦法,先將一個個短視頻變成十幾分鐘的片段,比如建築工人的環節,建築小哥、吊塔小姐姐,都是神奇的人物,他們記錄了萬丈高樓平地起的過程,特別有意思,也很感動,再一點點去呈現共性。當然這個過程中需要克服很難的技術問題,比如這些視頻作者拍的沒問題,但很多時候會自帶背景音樂,這是原始素材有的,非常難去掉,就造成了影像的聲音極度不統一,有些音樂也掩蓋了作者的聲音,所以需要將這些背景聲音全部拿掉,再去進行調整,工作量和修復難度都非常大。

為何要創作這部影片?

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溫暖、親密一些

新京報:電影中涉及509位創作者,你們與這些作者見過面嗎?

孫虹:製作過程中有授權團隊專門逐一溝通版權,作為創作團隊,有能見到這些主角的幾次機會,我們特別的興奮,因為我們也是他們的粉絲,也在通過作品中特別了解到他們的生活,畢竟創作時要從他們的第一條作品看起,一直看到最後一條,似乎已經很熟悉他們了,到頭來他們卻不認識我們,這真是一種很奇妙的落差(笑)。

新京報:片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比如過年吃飯時,家裡的長輩用不鏽鋼盆收集所有年輕人「上交」的手機,這些真實鏡頭其實很珍貴吧?

孫虹:對,這些創作者真讓人佩服,他們特別專業,很會拍,也很會抓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可以說他們不比專業導演拍得差(笑)。這些記錄的素材源於生活,真實、細膩就是它們的最大優勢。比如女孩回家過年把手機架在那裡,她家的老人一看才發現鏡頭裡是自己,在那一陣感嘆;再比如每次離家的時候,父母一定要你把後備廂塞得滿滿當當,似乎有「不塞滿你就別走」的陣勢。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也在其中體現了愛和寄託,這些真情實感甚至不一定是專業紀錄片拍攝者能夠捕捉到的。

新京報:現在的短視頻時代,每個人似乎都可以成為「導演」,這些普通人創作的影像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感悟?

孫虹:處於短視頻的時代,這些視頻是有強烈記錄屬性的,甚至有些拍攝比那些刻意拍攝的更好,更生動鮮活。他們在現場捕捉到第一時間的信息,也會讓電影人反思,紀錄片的生產方式肯定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具有的特質和看點也是傳統紀錄片不具備的。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大家主動、自發記錄的,並且對於時代來說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你每天都會與不同人擦肩而過,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做著什麼樣的工作?其實對國人來說,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情節就是奮鬥,為了自己的家鄉、家人努力,儘管平常,但值得被看到。

《煙火人間》講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故事。

新京報:所以讓普通人被看到是做這部共創紀錄片的最大動因嗎?

孫虹:是的,比如電影里的建築工人,你會發現他們手機里拍攝的城市上空雲海,美到讓你震驚,我們可能從來沒有從他們的角度里去看過這個世界,他們就在身邊,最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其實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的勞動成果就是我們的衣食住行。生活中任何事物背後都會有各行各業人士的付出,我們希望《煙火人間》給普通人被仰視的機會,能夠關心不同群體,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溫暖、親密一些。

為什麼我們要去影院看短視頻?

碎片化的表達形式和大銀幕也可以兼容

新京報:大量的短視頻素材和人物呈現在這部電影里,是否會擔心觀眾的注意力沒有辦法集中,如何看待觀眾對這種形式的適應過程?

孫虹:確實,短視頻模式決定了這部電影不太可能是傳統的戲劇結構。傳統的戲劇結構在於影片中有為之共情的一到兩個人物,觀眾會根據他們的故事自動被帶入其中。但《煙火人間》沒有具體到某一位人物,你不一定能記住特別具體的人或事。但你能感受到一群人,這些影像是記錄他們的生活,能感受到普通人的樂觀豁達和堅韌,這也是我們選擇素材尤為重視的。當然,碎片化、全景式、豎屏的感官會給觀眾帶來比較大的觀影挑戰,這部電影需要給觀眾找到一個嘗試的過程,畢竟銀幕表達是需要不斷探索的。雖然我們也有做得不夠完美的地方,但我們非常真誠,能夠給大家呈現這些普通人的「煙火氣息」就足夠了。

新京報:在了解到這部電影的呈現形式以後,有評論覺得很驚喜之餘,也會有一個最直觀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電影院刷這種短視頻?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孫虹:我們非常理解大家的這種疑問和顧慮,但也認為,刷短視頻的時候,你很有可能會進入信息繭房,只會刷到自己關心的,這是比較局限的;但電影可以讓你看到更不一樣的世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交流場所。並且,普通人(的生活一面)也是值得被放到大銀幕上,值得被更多人看見,平凡的人也有偉大的一面。另外,短視頻是一種即時性的體驗,會給你短暫的情感體驗,但很難把真正的情感帶給你,或是讓你留下很深刻的記憶;電影則能把很多感動的瞬間結合在一起,作為影像成為歷史性的記憶和影像存留,這個功能是代替不了的。

《煙火人間》關注普通尋常人的日常,其實是很有意義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影像。

新京報:所以這次在大銀幕上呈現短視頻,其實是在探索這兩種形式的融合?

孫虹:可以這麼說。碎片化的時代,其實短視頻跟大銀幕也是可以相融的,它們不是一種互斥或對立的關係,因為現在我們身處於多元包容的時代,電影和短視頻承擔的功能和使命各有不同,但更明顯的是它們之間有互補性。

新京報:如你所說,短視頻的素材庫巨大,一些珍貴的影像並沒有完全展示,你們還會堅持對這種新形式的創作嗎?

孫虹: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講,我們會定期在「短視頻海洋」里打撈這些紀實影像,並且進行彙編創作,比如說讓影像資料形成編年體,這是非常珍貴的,是一段時間裡我們國家民間留下的歷史性的影像記錄。我們可能會面對很現實的問題,這部影片會不會被觀眾看到,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反饋,若是反響不錯,一定會激勵更多人投入做下一部這樣的電影,紀錄片永遠都有真實的力量,關注普通尋常人的日常,其實是很有意義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影像。

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