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個陽光充沛的冬日午後，和寧理約在一間古樸茶室相見。準時準點，他穿著衝鋒衣，背著大的斜挎包，風塵僕僕走進來，像是剛剛騎著共享單車而來的普通上班族。
坐定後，寧理擺弄桌上的茶器，饒有興緻地拍了照說要回去照著擺擺，因為演了《繁城之下》，他近期對這些中式的裝飾很有興趣。也確實因為《繁城之下》，才有了這次聊天。
《繁城之下》海報，寧理 飾 宋辰
《繁城之下》是一部群像戲，寧理飾演看似酷吏的小小典史官宋辰，眼神沉鬱，還未開口就令人生畏三分。他在劇集前期的大半時間裡，處處透露著陰險、神秘，觀眾看不出他到底是黑是白。直到真相快要揭露，他的本性和人生故事才逐漸揭開，他身上背著無處伸冤的苦難，滿腹才華無法施展。當觀眾終於看到這個人物的高光點時，宋辰突然之間送了命。
儘管宋辰並未牽扯進這個故事裡的主要案件中，但他穿針引線，是極其重要的角色。有觀眾評論，寧理讓宋辰這個明末文人彷彿真的活過一回，他曾寒窗苦讀，才華得到殿前認可，卻又被命運所弄，身體遭遇酷刑折磨，心靈遭遇同窗去世之痛，最終只能去一個小小縣衙尋找一點「用處」，在青樓里喝便宜的酒，揮墨寫詩詞。
這也是繼《無證之罪》李豐田之後，寧理又一次塑造了一個讓人不寒而慄卻又讓人心情複雜的人物。
《無證之罪》劇照
第一次接觸到《繁城之下》的劇本，他是拒絕的。一是因為正在拍《流浪地球2》，沒有時間研究宋辰；二是剛剛失去親人，心情不佳。
他雖然直覺知道這是個好劇本，但不確定自己有能力勝任，「我感覺我抓不住這個角色。」
負責選角的錢導是寧理拍《沉默的真相》時認識的好友，一直等到當年的春節，他又約寧理出來聊到這部劇。一番懇談後，寧理決定接下這個角色。他真的很喜歡這個有別於一般國產劇的劇本，「這個劇本跟契訶夫的作品感覺有一些相似」。
「我的腦海里一直在勾勒導演是個什麼樣的人。因為這個劇本涉及很多細節的東西，文字也很優美，如果沒有對論語了解很深，怎麼能運用呢？這讓我非常痴迷。而且這個故事裡，每個人物延伸出來都有一個完整的故事。」
這部劇的導演兼編劇王錚是第一次拍長片，實際上對於一般演員來說，把自己交給一個完全的新人很冒險，但電話溝通兩個小時後，寧理很放心。
《繁城之下》劇照
對於宋辰這個角色，寧理覺得，他在最後，像一個英雄， 「這就是他感動我的地方，他內心仍然有一點殘存的火苗，最終他可以把自己燒死，把公道這條路照亮。就像看契訶夫的喜劇，你很難用一個善和惡的標準去形容一個角色，他不是黑白分明的，留給觀眾更多的想像空間。我覺得這是一個高級的戲劇的特質。」
很多角色之所以被寧理演得入木三分，是因為他總會為角色設計一些特殊之處，此前李豐田的反抽煙也是，但這次具體探討所謂表情、表演的設計，寧理並不覺得這些值得過分琢磨和強調，這幾年他也還在思考。
「技巧是個雙刃劍。我有時也在想，真正靈動的東西是什麼？或許是返璞歸真，最後不演就是最厲害的。」寧理提到一位北京人藝的老演員說過一句話，對他頗有影響：表演應該有詩性。
「這不是指詩詞的詩，而是一種狀態，一種感受。」
《繁城之下》劇照
【對話】
對宋辰來說，死亡是一種解脫
澎湃新聞：怎麼理解宋辰這個人物？
寧理：我覺得，其實宋辰這個人已經死掉了，在很多年前他就跟同窗死了。
一個人真正的死掉不一定是肉體死掉。他的靈魂，他的期待，他的希望，他的夢，全都毀滅了以後，這個人只是叫苟活罷了。只不過他為了內心中殘存的一點點的公理、公義、公道、良心，去做一個典史。他用的手法是極其殘暴的，他是一個酷吏，但是他一直不願意觸碰他的內心。
什麼是英雄呢？英雄不是一開始的時候就特別怎麼著，但在那一瞬間，他就成了一個英雄。宋辰也是這樣，就到那一刻，他在跟魏知縣對話之前，他只是想知道真相，不一定要干涉真相，但那一刻，他決定要參與進去，他選擇了去幫助，非常可能就失去生命了，但是生命對他來說無所謂，肉身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他已經沒有什麼可留戀了。
最終他用生命去換得內心的那一絲光明是值得的，所以我覺得宋辰最終是幸福的。
契訶夫的戲也是這樣，經常沒有鋪墊就突然發生了什麼，因為人在生活中就是這樣。我們只是看慣了戲劇的一種模式，我們在戲劇中希望有鋪墊，人死了以後再來一個音樂去做bgm，這是我們從小受的教育，被洗腦成這樣，其實生活中沒有這些誇大，生死本就是一瞬間的事。
《繁城之下》劇照
澎湃新聞：宋辰這個人物的複雜度，你是怎麼理解的？
寧理：他沒有任何的慾望，他沒有家庭。他去找春杏兒，我覺得不是從性的角度去出發，他可能是需要一個知己，他對任何人都沒有信任了，他對這個世界是有恐懼感的，唯一相信的是春杏兒，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人。
他的那句話特別打動我，他說你記住了，盼頭永遠都不會是人，人永遠是會讓你失望。這是多絕望多慘的一句話，唯一不變的是什麼？就是你追求的那個東西。
掌握了這個特點以後，他的暴力，他的陰鬱，都是合理的了。這個春杏兒是他的朋友，也是他曾經的自己，有沒有可能這個春杏兒是不存在的，他是自言自語呢？
所以他在跟魏知縣對話的時候，才能夠有一個巨大的震動，把曲三更叫回來綁起來，只是因為他知道曲三更仍然有純真在，而他已經沒有了。
他不樂觀，也不悲觀，這些東西都對他來說都是「無」。這個比喻也不一定恰當，但某種程度上，他有點像《悲慘世界》裡邊的沙威。
維克多·雨果在這本小說的開篇就寫了這個人物，他是一個絕對的法律執行者，曾經把他的父親送上了法庭，送進了監獄，他是一個絕對的拿法律準繩去衡量人生的人。可是法律是一根直線，人生卻是曲折的啊，最終當沙威看到了一切真相的時候，他跳河自殺了，這是他最終對他自己內心正義感的一種贖罪。
宋辰也是，用最嚴厲的方法、最殘酷的方法來得到所謂正義的伸張。我不知道明朝那會兒法律是怎麼樣的，但是他要讓魏知縣去伸冤，他和沙威的不同，是他沒有選擇自殺。
這兩個人物有異曲同工的地方：我們一直把沙威作為一個反面角色來看，因為他彷彿和善良是對立的，其實不是，他也有他的信仰，而善念讓他去自殺，因為他要對自己要有個贖罪。宋辰最終的結局也有這個味道，死亡是一種解脫。
一個好的戲劇，最終會給人兩難的選擇，任何選擇都是艱難的，而不是簡單的選好的那個選項。
《繁城之下》劇照
澎湃新聞：出演之前你和導演聊了兩個多小時，大家都聊了些什麼？
寧理：聊了很多，比方說我對於這個人物的理解，我對他的疑問以及我對人物的一些設定，還有細節部分。
比如宋辰斷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細節，我在想，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我不自然可能就會注意不到，後期做的話，就會不停地擦掉手指頭，工作量太大了。最主要的是，一直有這個斷指，觀眾已經習慣了，習慣了以後，這個設置就不容易產生震撼。
我就建議，可不可以先戴個手套。觀眾就會有一個疑問，他為什麼要戴個手套？而且只戴一隻。當必要的時候，第一次斷指亮相，觀眾會覺得，他這怎麼手指頭沒了，天哪這人太可怕了，又是瘸腿又是斷指。在翠花樓里，我認為他的斷指也要再一次展現，你能感覺他多麼不方便，對一個才子來說，他的痛苦有多大。
導演是很嚴謹的人，說去考證一下，在明朝的時候，手套這個東西是不是已經出現了。
還有，宋辰本身在說話的時候，我給他設計了一個不停地發出「哼」的聲音（類似於喉嚨吸不上氣的聲音），後來在配音的過程當中，我跟導演說要不然去掉吧，因為有時候鏡頭但凡帶到我，我在旁邊都不能停，可是這樣非常干擾現場說話，考慮到觀眾的感受，這個細節就拿掉了。
另外還有一個細節，就是騎小毛驢那場戲，我認為他的腿是殘疾的，沒有辦法這麼一跨腿就騎上去，所以他可能只能是斜著坐的。導演說這樣很有特點，而且符合這個人物，但是騎起來會有點危險。
《繁城之下》劇照
澎湃新聞：會不會在表演的時候，借鑒契訶夫作品中的表達方式？
寧理：其實沒有，我們表演目的就是呈現給觀眾一個可信的人，而不只是一個符號，不只是編劇為了傳達思想用的一個工具。誰也不知道幾百年前的古代人長什麼樣，幹什麼，說什麼樣的話，但是觀眾看了以後覺得，信有這樣一個人，就可以，表演風格大體符合那個時代。至於說我們所做的最高任務，編劇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一定要跟導演溝通，比如說這個劇的風格是什麼樣，如果整體的風格是誇張的，那我可以打破第四堵牆。除此之外，你的表演只是要讓觀眾信服，這是一個他可以在生活中碰到的人。
澎湃新聞：這個人物是明末的文人，你的表演非常像那個時代的文人，宋辰像真的活了一遍。是有去了解明末文人嗎？
寧理：我覺得我們始終有一個文人階層，儒家文化對於我們的影響很大，不管學的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從小不自覺就會被儒家影響，所以文人有一種特殊的氣質。
我們誰都不知道明朝的文人是什麼樣，但是我們知道當下的文人是什麼樣，文人的性格當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傲，有一句話叫文人相輕，還有一個說法叫恃才傲物，我有才華就可以藐視一切。哪怕他自己過得飢一頓飽一頓都沒關係，但是文人的清高得有，別看宋辰似乎是酷吏，他的骨子裡是文人。
《繁城之下》劇照
澎湃新聞：有沒有你自己比較喜歡的段落？
寧理：大家喜歡的段落，我也都很喜歡。另外，我有一段戲，最後沒有剪進去，就是他和魏知縣對話那個地方，他說，今天問你一個字：冤。
劇本一開始就寫到這，我跟導演說，總是說宋辰學富五車，非常有知識，一上來就說冤，冤是什麼？我特地查了，「冤」最早出現，是在漢書裡面有個解釋，一個困著的兔子，根據字形，這個解釋非常像，之後再往外引申。可能這段話有點長，最終給剪掉了，我也可以理解。
但這場戲我特別喜歡，因為它是宋辰一生的核心。他們兩個人幾乎沒有什麼對視，就那麼淡淡說著。契訶夫的東西都是這樣，波瀾不驚，但是言語之間全都是洶湧澎湃的情緒。我很喜歡這種形式，大喊大叫只是一種表象，真正有力量的東西，一定是娓娓道來。
澎湃新聞：除了宋辰這個角色，讓你挑一個演，你選誰？
寧理：魏知縣吧。冷捕頭也挺好。
過分強調演技，會顯得不真誠
澎湃新聞：接《流浪地球2》和拍攝時，你的生活上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這對你的心理會有什麼一些影響嗎？
寧理：我第一次接觸到生死，還不是我母親去世，我小學二年級，有一個街坊小孩去河裡游泳淹死，我們就覺得特別吃驚，就覺得死亡是什麼？死亡就是，這個人從此以後不再是一個我們能見到的人了，他不是去了外地了。
我有時候覺得死亡不可怕，但是走向死亡的過程，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其次，原來的時候我看過基努·里維斯的一個採訪，他說死亡對於當事人來說沒有什麼，只是說愛我們的人會想念。
《流浪地球2》的主題就是非常巧合地在探討生死。不管是戲劇、文學、宗教，都離不開生死的主題。什麼是生，什麼是死？真的是以我們肉體的消亡作為結束點嗎？你說莎士比亞死了嗎？莎士比亞沒有死，他活在所有人的心中，一直在不斷重複他的生命，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延續。
當時看劇本的時候其實還沒有那麼具體，但是對於生命的理念對我很有吸引力。
《流浪地球2》劇照
澎湃新聞：《無證之罪》之後是不是一下子就有很多劇本？感覺生活變化還挺大的。
寧理：誇我當然是高興的了，但是我容易焦慮，因為我要做出很多選擇，誰都不希望錯過好的機會，但是同時我要告誡我自己這都是好事，焦慮、抱怨都是一些沒有用的情緒。只不過，我又不是聖人，很難做到真的雲淡風輕。
最終對我來說，我喜歡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還是回歸到劇本上。我在拍《對手》的時候，我們圍讀劇本的間隙，我就跟郭京飛聊，說我們參與這個戲很幸運，因為王小槍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編劇，但同時又有點感覺到沒有成就感，人家劇本寫得太好了。
演員這個行業就是有這樣的矛盾。你想演個好劇本，但是好劇本誰演都能成，好的劇本，我們不演，就拿著讀，觀眾都愛聽。當然了，一般的劇本，讓很棒的團隊拍也不會差，但是觀眾看的是故事，不是看照片。
當然也有可能有選走眼的時候，但是這沒辦法，這是我喜歡的。這不是押寶，你不可能控制它是不是一匹黑馬，所以也不會有後悔的情緒。
《對手》劇照
澎湃新聞：演戲前有自己的準備狀態嗎？
寧理：我每次進一個新的劇組，都會有焦慮，因為每一次創作都是不一樣的人。你如何塑造這個人物，這就是重新開始，這個是很讓人焦慮的。
我在演話劇的時候，在我的一條腿邁進舞台那一瞬間之前，我都極其焦慮。拍戲也是，我一般都是跟導演說，可能的情況下，在開始的一兩天不要拍那些比較重要的戲，讓我先熟悉熟悉這個人，我先感知他是如何說話，如何衣食住行，如何與人交往。我也需要認識這個人，才能夠讓他有生命，我相信這個人物，他才能讓觀眾相信。
我特別喜歡看攝影集，有朋友送了一本攝影集給我，叫《候場》，是說在開場前，舞台監督都準備好了，還有半個小時就倒計時了，攝影師就在後台拍這些演員的狀態。
有的人不跟任何人說話，有的人坐在一起打牌，有的人在化妝間的浴缸里，浴缸里什麼都沒有，就躺在裡面，有的人拿個劇本，每個人的狀態都不一樣。
不管是大演員也好，還是年輕演員，在要進入到另外一個人的軀體之前，他們都是焦慮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化解方式。我的狀態就是不拍重場戲，從輕鬆的開始進入。但是有的時候也會沒辦法，那演戲就是遺憾的藝術。
澎湃新聞：至今還會希望自己有什麼去進步的空間，或者說有什麼更多希望去達到的高度嗎？
寧理：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理解演技，我覺得過分強調這個東西，又顯得不真誠，現在總說的一個詞：油膩。我把我自己放在了角色的前面——這個就屬於不太真誠。
所以對於我來說，首先，你對於這個角色的理解，以及對於編劇的意圖的揣測，他為什麼要寫這個角色。演員非常真誠地把自己隱藏在角色之後，不是你帥，是角色帥，你不是那麼的高尚，是角色很高尚。千萬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否則你有啥可看的？人家看的是千姿百態的角色，演技夠用就行了。
我自己是特別無趣的一個人，生活中也沒有什麼別的愛好，精彩的是編劇筆下的那些人物，他們豐富多彩，我只是他們的一個軀殼，拋開這個東西以後，我只是一張皮。
當然，我也不斷自我提升。拍《警察榮譽》的時候，和丁黑導演的合作讓我印象深刻。有時候他跟我說，你是不是應該這樣，我說為什麼要這樣？他說因為我知道你的意圖是什麼，我看到的是觀眾看到的，你展現的可能不是你真正想表現的，觀眾可能會有誤解，或者感到很模糊，另外一種方式，更能體現出你的想法。他很會鼓勵演員，而且會調動演員的長處。
《警察榮譽》劇照
澎湃新聞：談談在《問蒼茫》中你扮演的陳獨秀？
寧理：我很喜歡這個戲的導演王偉。他不是接了一個任務去完成，是真的對於這段歷史做了極其縝密的大量的調研研究，每一次拍戲之前，他都會跟我們說這段歷史之前發生了什麼，之後發生了什麼，每個人物的人物背景，我們每一次在拍戲的時候，都上了一場生動的近現代史的課。他有著很強的文人氣質，他屬於從技能到態度都是值得我尊重的人。
這也是個群像戲。其實我們都從政治課本上學到過，但當我真正經歷過這一次創作以後，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情感、理想，他們最終肩負的是這個民族的未來，給我的觸動和影響特別大。這裡邊有很多的時候我是真正有感而發，眼淚不自覺就流下來了。
《問蒼茫》劇照
我們經常糾結的是，這個戲是不是選錯了，這是多麼小的一件事，他們肩負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當時多少人和他們子孫的未來，你做出一個決定不是你一個人的事兒了。陳獨秀作為一個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但他也是黨的領導人，他有一些困境和矛盾。
比如他的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他正在開會時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就抑制住了自己內心的悲傷繼續開會，他說其他的人為了這個民族的興旺都是拋頭顱灑熱血，為什麼我的兒子不行？他很雲淡風輕。但回家以後，他作為一個父親，他嚎啕大哭，非常感人，因為我也是個父親，人沒有辦法跳脫出人類情感。
澎湃新聞：現在越來越忙之後，給家人的時間會不會越來越少？
寧理：我跟我小女兒曾經打電話時說真抱歉，爸爸經常拍戲，不能陪你。她說，「沒關係，我們班好多同學，爸媽和他們天天都見，但是不交流，雖然你和我只能打視頻，但是真正的陪伴，交流才是一種真正的陪伴。」
她說完了以後，我也挺釋然，我知道女兒很懂事，我們都需要兩個生活，一個是家庭生活，還有職業生活。我給她們的印象是，爸爸也是努力工作的，任何一個工作都有高光時刻，真正的高光是你自己去賦予的，這個東西對於她們來說，是值得她們驕傲的，她們覺得「現在雜誌上有寫我爸」，誰都有這樣的虛榮心要滿足，但是她們很清楚，我給她們帶來的自豪感，是對於自己選擇的一份堅持和投入，所以她現在做事情也是這樣。
澎湃新聞：平時在家會有自己的書單、影單嗎？
寧理：都想看，不停地買，但不一定看，哈哈哈哈。我覺得人不要擰巴，有時候你境界沒到，不要硬是逼迫自己去看一些東西。我最近在看馬伯庸的書，《長安的荔枝》挺有意思。前段時間又看了《兄弟連》。最近沒有健身，應該把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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