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時代是“繁花”背後的主角——從小說“破圈”到劇集“出圈”的啟示
“我想過無數次和她的重逢，但我沒想過會是這樣的。”
30集電視連續劇《繁花》預告片中，寶總低沉渾厚的聲音不知打動了多少人。黃河路霓虹閃爍，大上海車水馬龍。一時間，“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成為老友的邀約。
劇集《繁花》改編自金宇澄茅盾文學獎獲獎同名長篇小說。2023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5周年，上海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之一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23年12月27日，劇集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開播，“繁花”兩個字瞬間刷屏。時間之河順流而下，觀眾在《繁花》中回望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繁華。
劇作中，爺叔一臉智慧地告訴阿寶：“紐約帝國大廈，從底下跑到屋頂要1個小時，可是從屋頂跳下來只要8.8秒。”時代洪流滾滾而過，有人踏風逐浪，有人半日歸零。如何抓住時代機遇改寫個體命運，是每一代年輕人的期待。
繁弦急管，光影斑斕，始終不能放棄的是希望。
一
金宇澄創作小說《繁花》，始於2011年。
那時候，作為《上海作家》即將退休的編輯，他在百無聊賴的工作之餘在上海“弄堂網”陸續貼出《繁花》初稿。
6年後，金宇澄在一篇創作談中回憶道：“2011年5月10日中午，我用『獨上閣樓』之名，寫了小說的開場白，從這天起，我開始發帖，每天三四百字，五百字，六百字，欲罷不能階段，一天寫過六千字，非常奇怪的經歷。”
中國現當代小說，用地域方言來寫作，鮮有成功的例子，《繁花》卻成了例外。《繁花》前半部上海話很濃，寫到四分之一，金宇澄突然意識到它是小說，於是“開始做提綱、結構，做人物表，心裡想的是，不能僅讓上海人讀”。對《繁花》的文字改良，使它最後變成一種“雙語狀態”，“懂上海話的人，可保證讀到第五句會用上海話讀這部小說，不懂上海話的讀者，只要有耐心，完全可以明白，因為我一句上海話一句普通話這麼修訂的”。
金宇澄是一個文學上的“遲到者”。文學評論家程光煒曾經感慨：“他走的人生的弓形路，恐怕比同代人多。”1988年，金宇澄調入《上海文學》，開始接觸文學，“他沒想到有生之年能與那些著名作家比肩而立”。
更讓金宇澄斷斷沒有想到的是，一部始於網路寫作的小說不僅風靡上海，而且風靡全國。《繁花》一問世，便獲得2012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反響熱烈，廣受好評，“『打開文本，彷彿聽到一聲發令槍響，一萬個好故事爭先恐後地起跑，衝刺向終點』——那不可估量的人生的盡頭。”文學評論家張屏瑾這樣寫道。
2013年，小說《繁花》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10年來，《繁花》加印54次，真可謂“繁花滿眼”。正因為小說源自網路，金宇澄的初衷，只“是做一個位置極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取悅我的讀者———舊時代每一位蘇州說書先生，都極為注意聽眾反應，先生在台上說，發現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艙，或小客棧菜油燈下，連夜要改。我老父親說，這叫『改書』。是否能這樣說，小說作者的心裡，也應有自己的讀者群，真誠為他們服務，我心存敬畏。”是故，“我希望《繁花》帶給讀者的，是小說里的人生，也是語言的活力”。
二
小說《繁花》里的故事，讓導演王家衛不僅“一見如故”，而且“一見鍾情”。
在上海出生、在香港成長的王家衛，對上海情有獨鍾。此前，王家衛在代表作《花樣年華》中的靈感便來源於香港作家劉以鬯的小說《對倒》。而在《繁花》中，金宇澄“補足了”王家衛對上海的“記憶空白”。
2014年7月18日香港書展，王家衛首次回應已購得《繁花》版權。也是在這一天，他毫不掩飾他對於這部作品的喜愛：“不論寫書、拍電影，精髓都在於如何營造這股藝術『味道』，《繁花》『味道』很鮮明。我認為故事完整性不是小說最重要的一個要素。這部作品已經超於一個故事。”
從大銀幕轉戰小熒屏，王家衛鏡頭下的上世紀90年代上海何等樣貌？微博超6.7億閱讀量的話題裡面，太多人等著“進來看風景”。在王家衛看來，金宇澄把一輩子想說的話都寫進去了，好像濃濃的一鍋湯。小說沒有傳統意義上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尾，依靠對話推進情節，這與王家衛影片中不採用單一軸線敘事、依靠獨白與旁白串聯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
“上海出品，必是精品”。這部由王家衛導演、秦雯編劇、鮑德熹擔任視覺總監的劇集，帶著觀眾一頭扎進風起雲湧的20世紀90年代。胡歌、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知名演員共同演繹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時代變革和風雲變幻，阿寶、玲子、汪小姐、李李等眾角色在“花瓣散落余馨，與土地發出鬱熱的氣息”中講述著時代變遷中的上海往事。王家衛以其獨特的視覺風格，成功地將《繁花》這部劇集打造成了一部具有“電影化”品質水準的優秀作品。
在4年才拍攝完成的《繁花》里，王家衛用地地道道的“上海味道”闡釋著具有標誌意味的王家衛風格——浪漫、優雅、低調、疏離與碎片化。《繁花》開機3年多來，王家衛只發過3次預告，《時光如水——阿寶篇》《繁花滿眼——寶總篇》《繁花時代》。王家衛解讀，從一文不名的阿寶搖身到叱吒風雲的寶總，皇皇大時代，人人爭上游，時代是“繁花”背後的主角，托住個體命運的是時代之手。
《繁花》中阿寶為代表的小人物在時代浪潮下抓住機遇、施展才華，憑藉迎難而上的勇氣和腳踏實地的魄力改寫命運、自我成長。借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一無所有的阿寶在10年里華麗轉身，成為黃河路上無人不知的“寶總”，意氣風發，躊躇滿志。與此同時，玲子、汪小姐、李李或是飯店服務員、零售店主、工廠老闆、外貿代理、汽車司機等，每個身處其中的普通人都選擇了向商業對手挑戰，向技術變革挑戰，向個體命運挑戰，哪怕失敗也不放棄，笑對人生起伏。
在劇集中，王家衛將上海風情凝縮於三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地點：燈紅酒綠的黃河路、國際化的和平飯店、位於進賢路小而精緻的夜東京。通過層次分明的環境設置，劇作將海派腔調與市井氣息形成了立體化網狀結構，讓觀眾從“大環境”中感受上海的城市精神；從“小環境”中體會生氣蓬勃的人間煙火。
在王家衛看來，“劇集《繁花》介紹的是時代”，因為“我們的故事講的是一無所有的阿寶，如何在短短10年，成為叱吒風雲的寶總。除了個人奮鬥，他還需要時代的加持”。《繁花》正是以勇敢與堅韌、樂觀與積極的時代精神為底色，以小切口觀照新時代，以平凡人書寫新征程，以期與拼搏奮鬥中的當代年輕人共鳴共振共情。
歷時態的視角為《繁花》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猶如一艘乘風破浪的巨輪屹立於風口浪尖，充滿無限活力和生機，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蘊含了獨特的魅力，吸引著無數人前來探尋和發現。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上海的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重要經濟中心，從傳統的紡織、輕工等產業到現代的金融、科技等產業，上海都走在了時代的前沿。許多世界知名企業和機構都在這裡設立了總部或分支機構，吸引了大量的國內外人才匯聚於此。從共時態的視角來看，劇中風雲際會的外灘27號外貿大樓和上海股票交易所構成了男主角阿寶的主要戰場；“三來一補”、創匯、股票認購權證、循環信用證等現在看起來或許陌生的字眼卻構成了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記憶。歷史細節的精心刻畫讓《繁花》具有了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相互交織，細膩的筆觸折射出一個充盈希望的90年代。
三
劇集《繁花》是王家衛鏡頭下的“上海時代”，表面是飲食男女，裡面是山河歲月，時代變遷。阿寶是在思南路長大的，附近的皋蘭路、香蘭路，以作家的名字命名，他們一個擅長寫喜劇，一個擅長寫悲劇。阿寶說，自己從小就在悲喜中進進出出。這裡還有一座普希金雕像。普希金說，一切都終將過去，而那過去了的，終將成為美好的回憶。這句話成為阿寶心底的記憶，也是他奮鬥的底色。
濃郁的色彩、人物的獨白、不規則的構圖、黑底白字的字幕、構圖的前景遮擋、模糊曖昧的光影、被音樂裹挾的慢鏡頭，以及神經質般的台詞……構成了王家衛鏡頭獨特的形式感，也為觀眾呈現了一幕幕欲語還休的都市物語。
對城市的懷舊、對舊物的依戀也是貫穿王家衛作品的審美意趣。《藍莓之夜》《重慶森林》里紐約和香港兩座大都市裡，人與人之間同樣疏離。據《解放日報》報道，早在2015年，王家衛曾經說過自己改編《繁花》的原因——美國電影是“雙城記”，西海岸是洛杉磯（好萊塢），東海岸是紐約；好萊塢產生作品，紐約產生作者，比如伍迪·艾倫、馬丁·斯科塞斯。北京是中國電影產業的大本營，而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它有能力成為中國的紐約，它需要自己的故事，而《繁花》就是上海的《清明上河圖》。
這部劇集之所以能夠“復活”30多年前的上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於細節的極致追求。劇組人員介紹，為保證真實感的道具，劇中有3000餘件道具、2900餘件服裝出自上影集團道具庫，這些道具都是20世紀90年代原件，足以真實還原當年上海人的生活。比如黃河路的霓虹燈，是上世紀90年代上海具有標誌性的符號。上海影視樂園黃河路上足足裝了24座大型霓虹燈和50多塊店鋪招牌，這些霓虹燈均是在車墩基地現場生產，現場的霓虹燈製造車間超過1000平方米。
在劇集《繁花》中，觀眾驚喜地發現，金宇澄的《繁花》在王家衛的鏡頭下實現了“新生”，而非簡單的“復刻”，文學與影視劇相互成就、相得益彰，恰是最讓觀眾期待的地方。更令觀眾驚喜的是，《花樣年華》《2046》中那些東方意境的懷舊感，張曼玉的旗袍、梁朝偉一直用鋼筆寫的小說、指尖的香煙，變成了極具上海味道的影像細節——寶總細嚼慢咽的茶泡飯、派力司香灰色西褲，玲子充滿時代色彩的職業女性著裝，李李那些具有年代感的美麗飾品，汪小姐古里古氣的粗重鏡框，“金美林”的蟹黃小籠和“至真園”的芙蓉蟹斗，以及海關大樓的鐘聲、自行車的鈴聲、股票認購證在印鈔廠流水線上的唰唰聲。
主觀的記憶、客觀的實物共存於《繁花》之中。為了拍好《繁花》，劇組1∶1實景還原了30多年前的黃河路、思南路，以此凝練劇中人命運的摩登秀場和時代韻腳。金宇澄、王家衛、飾演寶總的胡歌還先後把私家舊物——1984年結婚時新娘子穿的紅色開襟外套、30多年前“天女”紹興黃酒、飛人牌縫紉機——捐獻給劇組，以此召喚觀眾對20世紀90年代上海的豐沛記憶與盛大想像。
《繁花》中的上海，絕非簡單的地理位置，而是一個跳動社會活力、充滿文化交融的時代象徵。這座城市以其包容性和創新性聞名，正如劇集所藝術呈現的那樣，不僅吸引著各行各業的人才，還孕育了無數個性鮮明的人物和故事。
中國影視對文學的改編由來已久。1956年，《祝福》作為新中國第一部由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作品登上了銀幕，自此開啟了文學與影視相互成就的輝煌之路。從1981年到1999年，共19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的評選中，就有12部獲獎作品是根據小說改編的。創造了中國電影輝煌的“第五代”導演作品幾乎都是從文學作品改編起步的，比如張軍釗以郭小川的同名詩歌為藍本拍攝的《一個和八個》，陳凱歌改編自柯藍小說《深谷回聲》的《黃土地》。此後張藝謀定格“黃土”“高粱”、長空與河流，拍攝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個都不能少》等極具個人風格和象徵意義的作品。陳凱歌延續“安塞腰鼓”、剪紙、窗花，交出了《孩子王》《邊走邊唱》《荊軻刺秦王》等一個個主題不同，卻擁有相似精神內核，具備深沉人文關懷的作品。從“第五代”導演開始，中國電影面向普羅大眾，面向複雜生活，面向可以戲劇化光影化傳達的人間萬物，面向蘊含豐富可能的人性力量，面向人和人之間微妙且永恆的關係，從而表達複雜中國的豐富多彩、氣象萬千。同時，改編自文學作品的經典劇集作品同樣不勝枚舉。成為不少人“童年回憶”的四大名著劇集、取材自同仁堂樂氏家族故事的《大宅門》、近年來大火的《人世間》《破曉東方》……一部部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劇集講述著中國的悠久歷史和時代變遷。
經得起時間和讀者考驗的文學作品，始終是影視創作靈感的不竭源泉。從文學到影視，是一個“破圈”到“出圈”的過程。我們有理由期待，《繁花》為2024年影視改編開一個好頭。（作者：李舫）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4年01月11日 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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