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牛》: 個體生命, 人性亮點, 怪才導演謳歌無限

管虎作為第六代導演中的怪才導演,在延續第六代導演用底層人物反應社會全貌,體現其人文關懷底蘊的同時,還習慣以多線敘事的方式,增加影片的懸念,符合了商業電影的元素。縱觀其電影《老炮兒》《殺生》等均用這樣的藝術手法。而影片《鬥牛》融合了黑色幽默等元素,體現了導演對戰爭的思考和對個體生命及人性亮點的謳歌無限。

這部電影以雙線加倒敘,閃回的方式,以村子裡的村民被鬼子炸死,以牛二和一頭牛的生活為主線,村民與九兒為副線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牛二和奶牛在經過了鬼子不懷好意的想吃掉奶牛,村民以及土匪等一系列困難後,最終回到山上永不下山的故事。導演用這部影片揭示了戰爭期間底層農民生活的凄慘和面對死亡,對人性中冷漠,自私的反思。

影片在喜劇元素展開的同時,以更多龐大的悲劇的美為依託,呈現出黑色幽默的風格特徵。影片藉助了不同尋常的喜劇效果和充滿荒誕色彩的故事情節,完美地塑造了一個鮮活立體的人物形象——牛二。並通過牛二這一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形象,讚揚了底層人民在戰亂之中人格散發出來的光輝的一面。

牛二是一個村民形象,在鬼子進村後,他誤打誤撞逃過了一劫,陰差陽錯的,因為一紙契約,踏上了英雄之路,在這個充滿戰火的年代,他毫無防備地收留了一群難民,並將奶牛的奶水及給村民們喝,這也體現了他內心深處的善良,經過重重的艱難險阻後,他守護住了奶牛,並且在與奶牛相依為命的幾十年後,依然能夠遵守契約,將牛還給了八路。

這體現了他人格中遵守信用和契約精神的一面,導演用黑色幽默,荒誕式的台詞將牛爾這一形象塑造出來,引人發笑的同時又讚揚了中國底層人民的人性之善。 多線敘事的結構使得影片在氛圍的渲染和敘事的懸念中獨具匠心,多線敘事不僅將時間、空間、地點打亂,擺脫了戲劇傳統的三一律規則的束縛,而且能夠強化角色的心理感受,起到升華主題的作用,影片通過大量的閃回鏡頭用以人物情緒作為轉場和轉場的強烈對比,體現了導演對戰爭的思考。

多次轉場回憶,不僅使得劇情更加完善,給觀眾造成期待懸念,他能夠表現人物的內心,影片中牛二給奶牛喂飼料時,讓奶牛叫哥,場景忽然轉到九兒叫牛二哥的聲音,切回到了回憶時空,體現了牛二對過去的眷戀和回憶。 當他經過與鬼子鬥智斗勇等生死磨難時,沒有找到奶牛,凄涼絕望的他一人爬上了飄雪紛飛的山上,一個人孤苦伶仃,這時畫面轉到村莊熱鬧一片的場景,導演通過鬼子屠村前和屠村後的場景對比,熱鬧與毫無生機的場景對比,凸顯出戰爭的殘酷。通過小人物的情緒和悲哀和村莊前後的對比,引起觀眾內心極大的反差,渲染悲涼的氛圍,揭露出戰爭給世界帶來的危害以及導演對殘酷戰爭的痛斥。 意象往往是影片中最常出現不容易被忽視卻又細微的存在,導演總是喜歡用隱喻鮮明象徵,極具人文關懷的意象突顯其思想核心。在電影中,奶牛作為貫穿全片的意象,時常會出現的蟋蟀,體現了戰爭中個體生命的鮮活。

奶牛是由國外送往全國各地反法西斯戰爭的祈願,在影片中日本軍和難民,土匪都想要得到奶牛,在這樣紛擾混亂的戰爭中,導演將奶牛賦予了人的意識,通過奶牛來隱喻牛二,他的執著與守恆正是牛二這一個體的體現。而蟋蟀出現在澀谷斗蛐蛐非畫面中,槍林彈雨間,它逃離了戰場以及黃渤與奶牛在山上時,它出現在了綠色的蔬菜間,蟋蟀這一意象的出現,正是影片中個體生命的完美綻放,導演用奶牛和蟋蟀,表現了在戰爭中個體生命的無辜以及希望早日和平的祈願。

管虎著眼於戰爭時期中國底層農民的生存狀態,通過小人物牛二因一紙契約而守護奶牛一生的事件,讚揚了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與此同時,導演通過農民的生存,反映了戰爭時代的殘酷,體現了導演對過去戰爭時代的反思和他極強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影片結尾處,黃渤擺出二牛之墓,更是導演對於戰爭中個體生命悲劇命運的惋惜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