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音樂會巡演，黑人鋼琴家Don Shirley（唐·雪莉）和白人司機Tony Vallelonga（托尼·瓦萊隆加）一路從北駛向南。《綠皮書》（Green Book）是一個以「階級調和」和「種族調和」為母題的電影，Don Shirley雖然德高望重，但卻因黑人身份屢遭歧視；Tony Vallelonga是一個義大利裔美國人，為生計奔。在種族歧視嚴重的二十世紀60年代，發生在二人身上的矛盾、誤解、歧視最終通過溝通和相處被化解。這部由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拿下了第91屆奧斯卡的兩個重要獎項「最佳電影」和「最佳原創劇本」。
《綠皮書》：種族和解背後的虛假平權
在乏善可陳的奧斯卡提名電影中，「工整」和「清新」被歸類為《綠皮書》的優點，但如果你知道這部作品背後的真實故事，或許會對它產生全新的認識。
為了達到電影主題和情感的表達，編劇對真實人物故事進行修改和加工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比如真實的Don要比電影中的Don更加較真、追求完美，但《綠皮書》卻突破了這個範疇，在篡改的邊緣瘋狂試探，電影從創作階段就預設一個帶有嚴重偏見的立場。
據SHADOW&ACT 2018年12月的報道，二人並未建立起所謂的友誼。巡演結束後，二人很快便結束了合作關係。實際上，《綠皮書》的編劇是Tony Vallelonga之子Nick Vallelonga（尼克·瓦萊隆加）。這篇報道指出，電影只選擇了一個人的敘述，而沒有尊重另一個的人的敘述。Don Shirley的弟弟Maurice Shirley形容這部電影是 「一部謊言交響曲」（symphony of lies）。
電影視角過度偏向Tony，對真實的Don Shirley進行了離譜的修改，從頭至尾都在塑造他和黑人社會的脫節，對自己種族意識的理解缺失。但真實的Don Shirley並非如此，他積极參与黑人民權運動，是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他和黑人音樂家Nina Simone，Duke Ellington，Sarah Vaughn 關係親密。 而且，當時的他有三個來往密切的兄弟，在其中一個兄弟的妻子去世後，Don Shirley撫養了他們的孩子。
據Don Shirley的侄子Edwin Shirley回憶，Don Shirley一直拒絕Nick Vallelonga的提議，將自己的故事拍成電影，他說：「無論現在他們怎麼跟我說，我都無法控制自己是如何被刻畫的。」
電影上映後，Don Shirley的家人接受了採訪，對影片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綠皮書》是一部典型的「美國主旋律電影」「好萊塢式白人救世主」電影（Hollywood White Savior Film），「表面種族平權，內核白人救贖」。這部充滿了預設立場的電影完全背離了真實故事本身，虛構出了一個理想化的時代，構建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被美化的xxxxx。二人關係的轉變也過於順滑，導致電影看起來像一個言情劇。
有評論指出：「《綠皮書》歷史上的虛構對某些人來說不是藝術上的創作，而是一種抹除。」
而這並非電影唯一的問題，阿郎看電影認為：「所有的化學反應都只限於兩個主人公為代表的兩個人的權域內，因為時代氛圍的塑膠化，只是變成了黑人與白人，僱主與司機，知識分子與混混之間簡單的割裂與縫合。因為對時代塑造的乏力，好像所有的種族歧視，只針對唐個人，而不是一個深入骨髓的群體性傲慢與偏見。」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在申報奧斯卡時，飾演白人司機的Viggo Mortensen申報了最佳男主角獎，而飾演黑人鋼琴家的Mahershala Ali申報的是則最佳男配角獎。
《綠皮書》對真實故事的「蔑視」只是本屆奧斯卡的縮影，「虹膜」援引了各影評人對這些提名電影的批評：影評人邁科·瑞恩在評論《波西米亞狂想曲》時說：「我之前從未看過哪部電影像這般歪曲事實」；
歷史學者弗雷德·卡普蘭認為《副總統》歪曲歷史的行為，就是「列寧口中的『左派幼稚病』。《黑色黨徒》《瑪麗女王》《寵兒》也未能倖免。只有《羅馬》和《冷戰》未收到抨擊。
關於電影跳脫真實故事的討論已經成為本屆奧斯卡的延伸話題。有觀眾認為，遵從事實是不合理的要求，電影創作應該有別於真實生活。而且《綠皮》作為一部非紀錄片，也不需要100%照搬歷史。但不能否認的是，《綠皮書》能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還是象徵了一些事情。
再次唱衰奧斯卡
從《黑豹》被多個重要獎項提名就能看出來，奧斯卡也在向大眾靠攏。去年8月，奧斯卡甚至揚言要新增一個獎項「最佳流行電影獎」，雖然遭到了主流聲音的反對，甚至有人懷疑是為《黑豹》和《神奇女俠》特意設立，此項計劃最終「泡湯」。不過更讓人不能理解的事情還在後面——《黑豹》出現在了91屆奧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單里，這意味著，《黑豹》在提名階段獲得了5%以上的學院成員投票。
為了提振收視率，奧斯卡嘗試了一些縮短時長的方法，比如取消主持人，將部分獎項（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化妝和最佳真人短片）播出時段挪到廣告時間，但是這一提議還是遭到好萊塢不少導演的反對，他們在聯名信中寫道：「我們在追求娛樂的過程中偏離了這一使命，而不是在慶祝我們的藝術形式及其背後的人。」最終，奧斯卡沒能擰過這些大佬。
唱衰奧斯卡已經成了近些年的主旋律。主流電影市場的「疲軟」還受到外部因素影響：電視劇的異軍突起和各大流媒體的激烈廝殺。Netflix出品的《羅馬》獲得了最佳導演、最佳外語片、最佳攝影3項大獎，同為Netflix出品的《句尾》獲得了最佳紀錄短片一獎。而《羅馬》被提名曾一度遭到老牌電影大佬的反對。
從奧斯卡自身來說，它所延續的「電影美學」已經很難打破，無論是從投票體系還是審美體系，學院很難打破「瓶頸」。所以，學院只能在形式上尋求一些變化，內核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價值觀的輸出，尤其是性別和種族，都投射出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水形物語》（90屆）和《月光男孩》（89屆）都暗指美國國內對於不同族群如何相處的回應。而今年的最佳外語片《羅馬》則是美國對於外部世界的思考。
本屆奧斯卡評委之一，紀錄片導演范儉（主要參與紀錄片最佳長片和最佳短片的評選）認為：美國是個多種族融合的國家，它一定會強調政治正確，尤其是性別和種族層面的議題，這種政治考量的視角，一直是美國這個國家的特點，無可厚非。當然，影視行業的人，也有秉持藝術至上的觀念。奧斯卡始終多重觀念的博弈。
而《黑豹》怒刷存在感的背後，除了迎合大眾市場之外，或許也有政治層面的考量。如果說本屆奧斯卡提名電影透露了「混亂與迷茫」，那麼《綠皮書》拿下「最佳影片」則可以說明，奧斯卡仍然保守，依舊沒有偏離它宣揚「美式普世價值觀」的主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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