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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煜寒|文
毫不誇張地講，《底線》是一部每一秒都能引發人深思的電視劇。
那些平日的家長里短、閑言碎語，都在《底線》中被放大、被探討。
除了最高法的指導，還有編劇們的巧思。
他們不僅呈現了精彩的故事，也試圖通過案例與觀眾產生互動與探討。
如同這件「玄而又玄」的「富大龍案」。
看似是宋羽霏在看似鐵證的證據中，找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與漏洞。
其實是為我們引出了「安樂死」這樣一個法律上的難題。
雖然《底線》最終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進行過多的糾纏，但卻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沉思。
以我淺薄的認識來看，那些由內而外的痛苦，或許是大多數清醒之人尋求「安樂死」的主要原因。
比如說富大龍的父親，這位癌症晚期病人的痛苦，是大多數不曾罹患癌症之人所能切身體會與理解的。
在法律的威嚴之下。
富大龍要面對的是，道德與人倫的譴責與叔父。
主治醫生要面對的是，法律與規範的約束與究責。
而遭受蝕骨之痛的父親，要面對的則是一個人該有的基本權利。
這是生與死的選擇權，這是選擇有尊嚴的生，還是選擇狼狽死的權利。
最遺憾的地方是，當主治醫生出庭時，他所講的內容太少了。
他並沒有進一步論述病人的痛苦，特別是那種只有狼狽等死的痛苦。
而法庭上的宋羽霏，也缺少了寫出方遠那種「婆婆媽媽」判詞的能力。
或許她能針對安樂死發表一點意見或看法，這一次的庭審會更有意義吧。
或許正是因為在立法上的缺失，以及對安樂死定義上的不明確。
才讓這部在「最高法」指導下拍攝的《底線》，提到了家屬與病人要求「安樂死」的情況。
也正是因為有合理的需求，也有合理的態度。
才讓這種行為在法律與醫學上，多少形成了一些灰色地帶。
如果富大龍用「芬太尼」為父親實施「安樂死」是違法的。
那麼經由醫生同意或建議的「保守治療」與「拔管」等行為，該如何界定他們是否違法呢？
如果病人在極度痛苦下，因無法忍受且得不到「安樂死」的解脫，進而自尋短見。
那麼這種行為，應該被視為「自殺」還是「安樂死」呢？
又或者說，「安樂死」違法這樣一種法律上的定義。
只是為了給活著的人設下一道門、一把鎖，由此來杜絕放開後產生的社會滑坡或不可承受的後果。
放眼全球來看，「安樂死」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法律定義與規範。
所以，也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富大龍帶著父親去到一個「安樂死」合法的國家。
並在醫生和當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為自己的父親實施了「安樂死」。
那麼當他帶著自己父親的骨灰回國後，他將面臨怎麼的審判呢？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或許這就是《底線》最大的意義所在。
或許這就是最高法賦予《底線》更深層的含義之所在。
立法永無止境，讓法律立得住、行得通，是所有法律人共同的奮鬥方向。
往期精彩回顧：《底線》一味追逐事業與理想，家庭與孩子誰來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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