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張藝謀亮相平遙國際電影展 大師班受熱捧

黃河新聞網晉中訊(記者 李宏)10月11日,平遙國際電影展舉辦張藝謀大師班「為了電影的每一秒」,賈樟柯導演主持。開講時間原本是10時30分,但凌晨四時多就有影迷排隊候場,因為人數太多,活動臨時從影廳改到露天劇場,1500個座位坐滿了從天南海北專程趕來的觀眾。大師班上,張藝謀暢所欲言,以至於到了12時30分都無人離席。在與影展發起人賈樟柯的對談中,張藝謀說,為了在每部作品中都有創新,他可以不懼抨擊批評,不裝大師,以保持心態的年輕。他還喊話年輕編劇,希望他們寫出更多好劇本給自己拍。

賈樟柯:張藝謀導演獲得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東西方交流成就獎,在頒獎的時候有一條回顧張導創作經歷的這樣一個短片,裡面有兩部影片非常打動我,因為它跟山西都有關係,一部是張導在八十年代主演的影片,叫做《老井》,另一個就《大紅燈籠高高掛》,我非常欽佩張導把一個封閉的大院,視覺上拍得那麼豐富,你們做了那些視覺上的工作?

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其實是根據蘇童的《妻妾成群》這個小說改編的,小說其實寫得很好,人家寫的是南方,全部都是南方的氛圍,一個大宅院的氛圍。因為我在山西拍過《老井》,對山西比較熟悉,後來看了這個喬家大院以後感覺很震撼,感覺這個院太好了,不拍可惜了。說我要不拍,後頭肯定別人就拍了,當時就覺得趕緊拍吧,那是南方的故事,我們死活就改過來了。後來聽說蘇童對我有點頗有微辭,人家是南方作家,很多味道是南方的,改成了喬家大院。

其實那時候就是因為被它的美吸引,山西的古建很有特點,它的民居很有特點,被他吸引就來了。改了以後,當時的喬家大院沒什麼太多遊客,所以我們跟他達成協議,也不封院。有一天我就坐在二層往下看,我就想怎麼拍,畫面怎樣構成。突然看到那種方方正正的透視線,在你眼前特別的嚴謹。後來「沒有規矩哪來方圓」,這樣八個字就浮現出來,後來我就想,那我們就拍這個規矩吧,就把這個故事徹底改了,點燈封燈,每天晚上儀式化的轉、循環等等,就全部改成這樣一個氛圍和儀式感的一種象徵和隱喻的一種視覺造型風格。

今天看起來它有點像《紅高粱》的一個正反面,就是如果《紅高粱》是自由、狂野、不拘一格的那種天性的話,這個就是規矩、壓抑和一種一成不變的人的一種掙扎感,很不同。

賈樟柯:評論界認為張導的《英雄》開創了中國商業大片的先河,但其實張導商業片的嘗試非常的早,在《紅高粱》拍完不久就拍攝了《代號美洲豹》,這部電影是一個劫機的故事,那個時候還是八十年代,作為最早的一批商業電影的實踐,當時你是怎麼來處理這個題材?

張藝謀:你要這麼說,我現在看我還挺先驅的,走挺早的。《紅高粱》完了以後,等於那時候第一個跟一個私營公司合作,我記得是顧長衛的一個朋友投資要拍我們的下一部電影,這樣我們一個朋友的劇本就給我看,一看,劫機的,還有台灣,還有這樣的背景,商業電影。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概念,就感興趣,完全是一個新的嘗試,當然那個電影后來不成功,其實可能擱到今天還挺成功的。當年我們那個時代大家要思考,要深刻,沒有人講娛樂。其實我現在想起來,那個電影挺好的。

葛優、鞏俐這幾位大演員在演,于榮光,還有動作,還很複雜,還牽扯到台灣的背景,說那個飛機是台灣飛過來的。我當時印象很深,就說我們要有一些台灣的鏡頭,當時那時候去不了台灣,而且沒有辦法有台灣的鏡頭,怎麼辦?那時候我記得我跟朋友說,你幫忙給我弄一點台灣街頭的照片來做一些背景。然後有一天跟我說,張導,你知道嗎,現在我聽說全台灣的記者都在幫你拍照片,所以我們後來就用了很多台灣街頭的照片來講這個背景。也用了一種快速剪接的方式,手持攝影機,照片、字幕,還有很多配合,其實現在看起來很時髦的。

賈樟柯:後來上電影學院我才知道那個是照片蒙太奇,是有這麼一個學術的說法的。沒過幾年,1992年張導就在喬家大院拍了《大紅燈籠高高掛》。拍完《大紅燈籠高高掛》,之後又過了一兩年,又拍了《秋菊打官司》,它是一個可以說是最早用紀實的方法來生動展現現實生活的電影,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當時是什麼契機讓你在美學上有這麼大的改變?

張藝謀:秋菊這個故事是根據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改編的,劇本寫的其實很好。因為我自己的性格問題,我就覺得這個不就是當年很多大同小異的作品嗎,我們幾個主創坐下來,那都已經開始籌備了,馬上要開拍了,突然扯扯扯,說拍一個紀錄片的風格吧,完全像紀錄片,大家就開始很興奮。馬上怎麼樣怎麼樣偷拍什麼的,想了好多,大家根據整理自己以往看到的紀錄片的那種味道,開始有各種想法。從此沒劇本了,每天去偷拍,然後就是一個大綱,幾句話,去偷拍。我覺得那時候我應該是中國偷拍的大師了,比狗仔隊要早得多。

你要知道各種藏,在中國城鄉結合部,在寶雞農村,藏到各種能藏的地方,在各種地方偷拍。我們提前讓鞏俐裝上一個假肚子,到村裡去體驗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為她懷孕了,就天天在村裡轉。我就讓我們的兩個攝影拿兩個攝影機,天天在村裡轉,空拍,沒有膠片,對著所有人描,天天描,跟上班似的,差不多一個星期以後,我們兩個攝影師回來報告,我說怎麼樣,效果怎麼樣?說現在沒人看鏡頭,沒人理,說連狗都不理了。今天看《秋菊打官司》它的美學,當然現在都可以把它系統地歸納到紀實紀錄這樣的風格上,那時候是很前衛的,非常前衛。

賈樟柯:張導的商業大片《英雄》當時創造了國內,包括我們中國電影在北美票房的紀錄,什麼驅使了這種一次又一次的轉變?

張藝謀:我自己一直喜歡武俠小說,當時後來覺得港台都拍了那麼多了,拍了好幾遍了,自己編就拿了一個荊軻刺秦王這樣的一個傳統典故在編故事。編得差不多了,已經劇本成型了,《卧虎藏龍》石破天驚,我們都很沮喪,人家這麼成功了,咱再拍怎麼都是跟風了,我就想放棄了。當時我們製片人是江志強,非常有眼光,他就跟我說,導演,拍啊。他說現在市場很好。其實嚴格意義上當年是準備按文藝片拍,你看我們像《羅生門》的一個結構,四段式、五段式,然後討論一個永遠說不清楚的問題,該不該殺,天下是什麼,又懸又大的主題,完全是一個文藝片的方向。

梁朝偉、張曼玉、李連杰……當時就覺得很過癮,能有這麼一個大製作,能有這麼多大演員,就拍了,也是按照自己的風格去拍。動作也盡量去設計一些中國文化的東西,因為我知道我第一次拍動作,我們像詩詞一樣地去拍很多風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樹葉呀,一個箭的高速等等,就拍了很多這樣的東西,一些有美感的東西,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愛好和理解去拍。也沒料到,後來公演的時候居然成為一個大話題,中國當年全年票房八億多,我們兩億五。但席捲而來的就是批評,也被批得體無完膚。所以《英雄》其實也是無心插柳。

賈樟柯:最近這幾年我覺得你的創作速度,節奏非常頻繁,幾乎是每年都有一部,我覺得我也是創作生涯長了一點之後,我覺得會更加理解張導,你在這個電影環境裡面所背負的壓力、爭議,還有他要往前走,他的毅力,要克服周遭環境,又要實現自己電影的想法,非常讓人欽佩。那麼就是在未來你還想嘗試什麼樣的改變跟類型?

張藝謀:從去年開始我到今年會有三部電影吧,《一秒鐘》,是我自己的一個青春記憶,張譯演得很好,寫給電影的一封情書,是我自己的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這個《一秒鐘》完了以後是《堅如磐石》現在也剪完了,已經在送審,這是一個警匪片,我自己也很喜歡,是一個獨特的,我自己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我叫硬警匪,是非常都市,非常現代的這樣一種氛圍。今年年底我準備拍《懸崖之上》,我很希望拍出真正的冰天雪地,那種冬季的感覺。這也是一個新的嘗試,演員也很好,故事有很大的懸疑感。所以我說,只要身體好,時間允許,我是願意拚命工作的人,我就是喜歡拍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