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派》上和竇文濤激辯的周軼君,拍了部9.2的高分紀錄片

「婚姻是反人性的。」

「我做過一年家庭主婦,每次沒錢了都不好意思問愛人要。」

「成長就是變成你不想變成的人。」

周軼君,中國唯一常駐加沙的戰地記者,現場見證過炮火紛飛的巴以衝突。

遠離戰場的她也沒歇著,成了時評人,在國際事務上激揚文字。偶爾上一上《鏘鏘三人行》和《圓桌派》,在節目,從家長里短到國際事務,和竇文濤、梁文道辯個不停。


而在上個月,她正式轉行了!

拍了一套紀錄劇集,她現在叫,周軼君導演。


轉得還挺成功,豆瓣評分開局9.3,一禮拜過去,才下滑到9.2。

六集紀錄片,一集50分鐘,輾轉六個國家,是個大陣仗呢。

紀錄劇集的名字很散文很柔軟,聽起來有點不是她往常的風格。

《他鄉的童年》。


但你能一下就猜到它鮮紅的主題——

幼兒教育。

關於「幼教」,爆款文章里「海淀媽媽」「順義媽媽」的故事早講爛了,就連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小歡喜》也在討論,那紀錄片里還能拍點啥?

一口氣追了四集。

第一感受是,整個人先放鬆了。

跟隨鏡頭,是日本的孩子光著腳在沙地上跑,無所顧忌。

芬蘭的小孩們走進養老院,和爺爺奶奶互相臨摹畫像,靜靜凝視。

破敗的鄉下卻有一間嶄新的房間,加爾各答的孩子們脫下鞋子,圍坐在電腦前 。

雲淡風輕,不功利,卻又理想。

如此閑適,是故意撇開戾氣,任中國家長的焦慮於不顧嗎?



周軼君,周導,近期不在北京,我們第一導演特此約了一次語音採訪,聊了兩個小時,她就像現場指導了劇集中一的一場戲,不爭辨,不激進,平鋪直敘。

以至於我們的話題,最後根本就離開了兒童教育,而是直擊整個國家理念——

從幼兒園裡走了出去,站在這個國家的中央。

採訪時,手機那頭,鬧市裡車流聲和人的嘈雜聲甚至後廚的聲音一直沒有斷過。

以至於,整理採訪時,要格外臨聽。

就好像我們一直忽視了一件事,即最初的事——

生活就在生存之後。


01、豆瓣9.2,我也很驚訝

《他鄉的童年》上線到現在,能有那麼多評論,我確實挺驚訝的。

一些老師和教育者還會來跟我交流這個話題,他們會說一些我自己都沒有想過的東西。我前天還看到一個人評論印度那一集,他說,他覺得故事裡每一個人的努力就是一個島嶼,把他們連在一起,就是海洋。

我原先已經準備好了,這可能是一個悄悄播出,沒有人看的節目。現在豆瓣評分9.1我完全沒有想到,我不是做教育的,沒有理論基礎,我也在通過一些評論去學習。

拍這部片子,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的方式。團隊成員都非常年輕,最小的可能是95年的,最大的,除了我以外,也就是80後。從拍攝到後期製作,都靠我們自己去完成。

我做了「所以然工作室」,團隊里基本上都是兼職,拍片子才來。拍攝期間,每到一個國家,都是用當地的攝像團隊,最少人是在以色列,兩三個人就搞定了,但在印度的時候,請了一個七個人的團隊。

到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團隊,要讓他們維持一個統一的水準是很重要的。如何跟攝影師溝通也是個難題。

這是我第一次當紀錄片導演,拍完真的是筋疲力盡。我們在加爾各答拍攝了三天,臨走那天,當地雇的印度錄音師突然告訴我說,現場錄製的音軌沒和視頻同步上。剪輯師就只好後期一條條對。

拍攝期間還遇到印度的警察過來勒索,約好的某個拍攝對象突然不能來了,這種事都有。

我拍紀錄片的經驗很少,但是會從參與的節目里學到一些,比如前年和竇文濤去拍《鏘鏘行天下》,還有優酷紀錄片頻道的甘超,他很早在上海做紀錄片時,我就看過他的片子,會跟他交流。紀錄片的出資也是我一半,優酷再出一半,可以說調動了很多資源。

拍《他鄉的童年》之前,我也會了解一些不同類型的片子,韓國的、歐美的,都會看看有沒有借鑒的方式。

之所以採用現在這種有主持的形式,是這種形式能把主持人本人的特點放在裡面。所以,節目里提的所有問題,都是從我個人出發,也能引起大家共鳴的。

其實我挺想只做幕後的,我當時想過找一個執行導演,找了一圈,沒合適的,再加上節約成本,最後還是我自己來。

既要主持,又要導演肯定有遺憾,很多東西顧及不了。有時候我交代了攝影師什麼機位,然後自己去攝影機前拍,訪問對面的人,我就會用餘光看相機,心裡想,怎麼還不變機位。我都已經急了,怎麼他不拍這個?但是我沒辦法說出來。


02、芬蘭從不考試,它讓人老了也不感到孤獨

最開始調研確定主題,我們就會給每一個國家找一個點。像芬蘭,它沒有考試、沒有競爭,這就是非常鮮明的特色。

北歐的幾個國家挪威、瑞典、芬蘭看起來非常類似,但其實有很大不同。像挪威、瑞典都屬於資源豐富,非常富裕的。

芬蘭恰恰是資源最匱乏的,他們只有森林,在歷史上也遭受過很多次入侵。瑞典和俄羅斯經常會欺負芬蘭,所以人對他們來說是最寶貴的。

他們整個社會會把精力和財力投入在對人的培養上。


芬蘭的教育在國際的學生測試評估當中非常領先,所以我覺得芬蘭是個典型的例子。

芬蘭的拍攝給我觸動很大,我在教室里看到老人畫畫的場景,一下子就想起了好多事情,忍不住掉了眼淚。

我從小不太會畫畫,去芬蘭之前我跟我女兒去了香港的一個畫室,裡面有一塊畫布,會有很多種顏料在旁邊,就可以在那兒隨便畫。我女兒繪畫挺有天分的,那一天,她就是毫無顧忌,想到什麼畫什麼,她在布上畫了一個冰激凌走過公園。

我在旁邊陪著她,我也畫,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畫什麼,我先是畫了一點點,又塗掉,畫了一點,再塗掉。畫室的工作人員就過來跟我講,你跟你女兒的區別在於,她不害怕畫畫,而你害怕畫畫。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這件事,你看芬蘭的那個老奶奶,她就是不覺得她的畫要和誰比,所以她會保留這個興趣。可能她畫的未必有多好,但她有這個愛好,老了以後就不會孤獨。

包括芬蘭的老師上課會帶孩子去森林聞氣味,讓孩子描述氣味,沒有標準答案。這就是他們對成功的定義,和中國文化對成功的定義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成功就是超過別人,甚至好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我超過別人要幹嘛,別人有的,我也有,甚至還要更好,就是這樣一種思維。

其實我拍這個片子,最想說的一點就是,全世界沒有哪一種教育方式一定是最好的,我們就可以拿過來用。像芬蘭,他們的制度設計是把資源放在底部,你越有殘疾,出身越差,它給你投放的資源就越多。

但我不是說了,這是因為芬蘭這個國家很小,獨立很晚,人是他們最寶貴的資源,他們的思維方式是會影響到他們的教育。

03、印度一片混亂,但教育一點也不差

有些人會說,芬蘭的政府能提供這些免費教育得益於他們非常好的社會福利。那沒錢的國家怎麼辦?

所以,我拍了印度,看看印度人在公立教育不發達的情況下如何自救。我想告訴大家,個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印度人很多,現實也很糟糕,但還是有很多人在努力。


我拍的那個雲中學校,是窮的不能再窮的一個地方了。但印度很多這樣的地方,它的政府會出錢讓孩子去上學,給孩子提供免費午餐,就為了吸引家長,讓他們的孩子去上學。

真的有很多印度人會為了這頓不要錢的飯,送孩子去上學。

我印象特別深刻,節目里有個小女孩跑過來對我說,你知道嗎,每三秒鐘就會有一個印度的孩子死於飢餓。她說這句話讓我特別震驚。印度的小孩很早就會接觸到社會的這些東西,學校會在周末帶孩子去不同的社區用廢品來做工藝品。這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


印度拍了有20天,算是拍攝周期最長的。一方面是他們效率低,另一方面在我們做功課、找故事的時候,沒有想到印度的故事這麼分散。像芬蘭,它的主要故事也就在首都赫爾辛基,日本基本就在大阪和福岡。

但印度,我們做檢索的時候就嚇了一跳,幾乎每個故事都要換一個城市。這也是印度的多樣性決定的,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國家。

團隊里也是這種情況,我們吃一餐飯都很難。因為每個人宗教信仰不同,習慣也不太,有的不吃豬肉,有的不吃牛肉,太難了。所以到最後,我們基本所有人都以素食為主,或者乾脆不同的人點不同的菜。

我們採訪的時候效率也很低,但拍攝過程中我就發現,雖然他們慢,但最後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過程中可能要和他們去爭論、妥協,但拍攝是能進行下去的。

他們就讓理解了那句話,站在一群蜜蜂中間,你會覺得每個個體都是盲目亂飛,後退一步,才看到他們作為一個整體,朝著一個方向緩慢前行。

04、日本人以為網媒不是正經平台,中國家長以為英國貴族幼兒園住城堡

日本和英國是拍攝最艱難的,要得到他們幼兒園的同意非常困難,在日本的聯絡也花了很長時間。過了好久我們才弄明白,原來是要有渠道找當地教育委員會,才能夠拍。

日本拍的時候很有意思,他們問我是在哪個平台播?我說在優酷播放,就要和他們解釋這是多媒體平台,流量很大。但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會覺得你不在電視台播,是一個正經的節目嘛。


英國拍的時候,確定了「貴族教育」這個主題。我原來有一個同事就跟我說,你播完這集,肯定很多人會仇富,我說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英國的公立教育確實沒有太多可說的。英國公立的學校之前還專門派人到上海來學習數學教育,他們來考察不是因為中國的數學教育有多好,而是他們想來看看我們如何大規模的來教數學,如何提高效率。

那我為什麼要將貴族教育呢?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的中國中產家庭,他們會把孩子送到英國學習,我調研的時候就發現,他們對於英國教育的期待和現實之間是有差距的。

我當時聽說了一個故事,但那是過去的事情了,我沒辦法拍。有幾個比較富裕的家庭,都是中產以上,把他們的孩子送去了英國的一個幼兒園。他們想像中,幼兒園是在城堡里,孩子都是穿制服的。

接待他們的英國人就說,是有這樣的幼兒園,但那種幼兒園,你不可能隨時插班進來,而是孩子一出生要報名才能上那樣的幼兒園。

那幾個家長去的幼兒園已經算很好了,但他們還會抱怨說,貴族幼兒園的孩子穿的是小prada,小路易威登,怎麼你們幼兒園裡的傢具才是宜家。甚至連孩子自己都會感受到,在學校里吃的巧克力不是在家裡吃的那種,我不要吃。

我可以說,從物質這方面看,和國內的一些國際學校相比,英國的貴族學校並不貴。

這裡面是出了問題的,什麼是真正的貴族教育,英國人認為的培養一個精英到底是什麼,這就是我要在這一集里講的。


05、以色列創業失敗者更值得信任,19歲少年能做東亞新聞發言人

我原來在中東做記者,主要還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我也常去。這次拍攝也去了以色列,我想知道他們為什麼能出現那麼多十幾歲的CEO,這種創業文化是怎麼來的。

過去的十年,以色列確實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他們的軍方甚至會成立創新部門,鼓勵軍隊里的人去創業。


以色列的文化是,對失敗很寬容。

如果你創業失敗,你沒做好,你會覺得非常的羞愧,而且可能不會有人給你機會再試一次。但是在以色列,如果你創業開公司失敗了,第二次去找投資,投資者給你的錢會更多,因為他們會認為,失敗不是說你完蛋了,而是說你有了經驗。

這次拍攝我遇到一個以色列的媒體負責人,他跟我講,他只有19歲,但是僅僅因為他的語言背景,因為他們家是移民,所以他還在服兵役的時候就被選為了負責俄羅斯和東亞這一塊的負責人,要跟全世界最頂尖的媒體的記者打交道。

這在任何一個國家,讓一個19歲的人去負責那麼多事情是不可想像的,對吧?但在以色列,他們就有這個鼓勵失敗的文化,他們就會讓你去嘗試,錯了不要緊。

06、我變了,從芬蘭回來開始讓孩子看電視,從印度回來我買東西開始變少

我拍這個紀錄片,得出一個結論,教育其實有很多形式,也不見得非得一直陪著孩子。我最近出差很多,過去的這個暑假,都沒和孩子在一起,結果我回來就發現,他們完全學會了照顧自己。

我拍的東西,他們也會看。因為年紀還小,他們也不知道那麼多理論知識,聽不懂旁白在說什麼。但一些直觀的東西,他們會覺得很好玩。

比如,他們覺得芬蘭的教室里不用穿鞋子好有趣。日本那些同齡的小孩,早上起來自己會刷牙,洗臉,疊衣服,所以他們自己也會學著做。



印度那一集里,做玩具的那個老爺爺,他們最喜歡了,看了他把吸管剪了以後,邊剪邊吹,可以吹出音符,他們就跟著學,馬上就做出來了。我特別驚訝,我都還做不好。

我自己也是發生了一些變化。剛從芬蘭回來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你們要吃糖,那就吃吧,我以前是不願意給他們這些東西的。

我們家鄰居的孩子,他家是絕對不讓看電視的,那個孩子到我家來,看到電視開著,就會捂著眼睛說,我們家不讓看電視。我之前可能沒那麼嚴格,但我也會控制我們家小孩的看電視時間。但從芬蘭回來以後,我會和他們商量。我說,你們自己說吧,要看多長時間?

我從印度回來以後,買東西少了很多。確實他們那種甘地的精神,變廢為寶,自己動手,這些對我的觸動挺大的。我就跟我的孩子說,你們想買個玩具,首先想想是不是能自己做一個。


07、中國只獎賞對文字敏感的孩子,桌上亂畫的則認為沒好好學習

我覺得我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家長,我的成長經歷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成長經歷。但下一代認知的方式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要接受它。

我之前一直覺得我的孩子要這樣那樣,要看懂世界上所有的中文書,或者他得會看古文觀止吧,但我現在覺得,我還是會期待,但我不會強求。

在印度,他們告訴我,孩子跟孩子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天生是文字性格,對文字更敏感,有些人是對圖畫更敏感。但我們的教育制度一直獎賞的只是那些對文字敏感的人。

那些上課開小差,在桌子上亂畫的孩子,永遠都被認為是沒在好好學習。其實我們忽略了他們在幹什麼,我們對孩子的天分認知不夠。



不要假設所有的孩子都對文字感興趣,未來仍然會有了不起的作家,不用擔心,但只要知道每個孩子是不一樣的,就可以了。

我小時候是在不被鼓勵的環境下長大的。考了一個100分,會被問,為什麼不考兩個?考了兩個100分,會被說,你不要驕傲啊,下次要保持。然後我們小時候也會經常聽到一句,你看看人家的孩子怎麼怎麼樣。

但回過頭來說,中國家長又都是願意為孩子做很多犧牲的。我的父母從小就幫我做了很多事情,家裡經濟條件也不是很好,但他會讓我接觸到最好的東西。

我小時候,我父親有一點點小愛好,他喜歡釣魚和攝影。我很小的時候就去參加了少年宮的攝影班,他們就給我買了一台相機,所以我13歲就有了自己的相機,當時,這對於一個工薪階層來說,是很奢侈的。

中國家長永遠都是為孩子付出非常非常多,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獨立很重要。我覺得不能怪他們,只是在那個時候,沒有人告訴他們說,其實還有別的可能。



我一直覺得,中國的教育需要更好。包括像體罰,我小時候數學不好,在這種高壓之下,不可避免的就撒謊,模仿我媽的名字去簽名。那其實是沒辦法的,不是那個孩子願意撒謊,而是實在沒有辦法了。

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好的孩子,我在學校一直是良,永遠不是優。但我們對自己的感知,又都是通過無數個標準化考試的成績來定義的。

所以,在我漫長的學習生涯中,我從沒有覺得自己是非常好的,我就覺得自己比別人差一點,有的時候會掉到更後面。直到我離開學校,我才重新認識了我自己。

08、教育不應該只是媽媽的焦慮,全世界都一樣

最近也有不少記者來訪問我,大部分都是女記者,比較少男記者。就算是女記者,她們也一定會問我這麼一個問題說,教育是所有媽媽共同的焦慮。她們也是無意間這麼說的,那我就問為什麼你只認定這是媽媽的焦慮呢?

我之前接觸到的一個英國女記者,她也是媽媽,有一次她和一個男性同事兩個人去出差,去了敘利亞。那時候敘利亞站在剛剛開始,很危險。他們到了敘利亞以後,電視台就要求他們做個直播,和國內觀眾互動一下,觀眾可以打電話進來問他們問題。結果所有的觀眾都問那個女記者,你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你的孩子會怎麼想?

可是那個男記者也是個爸爸,沒有人會問他,你的孩子會怎麼想?

就是這樣,媽媽出來就永遠會有人問,誰來照顧你的孩子,而爸爸出來則不會。

我認為這是個很不公平的事情,我有一些朋友,他們也是爸爸,就對我說,你拍了一個教育小孩的片子,你做《鏘鏘》,做《圓桌派》,我們都會看,但這個教育小孩子的片子就不一定看了。因為他們默認那個是媽媽的事情。

這種角色的定義還是很傳統的,我覺得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來改變他們。

*本文由第一導演原創,轉載需經過同意。

*文 / 孑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