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時代如何拍出現實主義電影傑作? 胡玫等人呼籲導演要守住初心

隨著《我不是葯神》《少年的你》等反映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贏得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有關現實主義創作的話題再次引起熱議。11月20日,在第28屆金雞百花電影節的導演論壇「個性表達與時代訴求」上,著名導演胡玫、萬瑪才旦和鄭大聖一起出席,就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問題發表各自的看法。

現實主義是多元化的東西

胡玫導演在拍攝《雍正王朝》等歷史題材劇之前,曾經在1984年拍攝過《女兒樓》《遠離戰爭年代》等偏小眾的片子,非常個性化。但當時正是電影滑坡的年代,中國電影年生產量不到20部,為了探索新的路子,生存下去,胡玫做起了做電視劇。「我是第五代導演裡面唯一一個跳出來做電視劇的,算是大逆不道,都是同學所不恥的,這個也是我心裡的陰影」。

導演胡玫

從1997年拍攝了《雍正王朝》開始,胡玫一口氣拍攝了《漢武大帝》《喬家大院》《孔子》等影視劇,成為拍攝歷史題材的高手。她在十幾年前把自己的創作命名為「新歷史主義」的創作方法,其實一個「新」字就涵蓋了現實主義的意思,「作為一個導演,如果你不能夠深入地理解當時的生產形態、生活形態,就不可能創作出歷史真實的電視劇」。

她以《漢武大帝》中的東方朔為例,東方朔因為拿到了一塊皇上打獵剩下的鹿肉,幸福得不得了。當時所有的大臣們都排在外面就為了這一塊鹿肉,「這塊肉甚至可以產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這對我們來講是不可思議的」。她坦言,創作中碰到的難題是要把當時歷史形態下產生的歷史事件能夠通俗易懂地講述給現代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讓他們看懂。

再比如,胡玫正在製作的電影版《紅樓夢》也出現類似的困惑,如果單單去還原原著,「兩個小時內根本講不完,這是死路一條」,「如何把歷史題材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創作出來,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導演萬瑪才旦

跟胡玫導演不同,萬瑪才旦的作品《塔洛》《撞死了一隻羊》《氣球》等都不是宏大敘事,講述的都是社會底層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故事,屬於私人記憶。在萬瑪才旦看來,所謂現實主義的創作,其實內涵具有多樣性,外延也可以更加豐富,「我希望大家提倡的現實主義不是單一的現實主義,而是一個多元化的東西,其中也包括批判現實主義、心理現實主義」,比如茨威格的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也算是現實主義小說。萬瑪才旦很喜歡拉丁美洲文學中的荒誕型,雖然跟中國提倡的現實主義有很大不同,「但確實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社會現實,是一種魔幻現實主義」。他拍攝的《撞死了一隻羊》今年上半年公映,這部影片跟他以往的風格不同,沒那麼寫實,「但本質上還是一部現實主義的電影」。萬瑪才旦認為,創作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個性,哪怕寫一個故事,一個作家和導演創作出來的作品肯定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是創作的個性,「哪怕是現實主義的限定創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內容、更多的自我表達」。導演要尊重內心的呼喚鄭大聖導演的母親是第四代導演代表之一黃蜀芹。出生電影世家的他自認為作品不多,但像《阿桃》《廉吏于成龍》《村戲》等影片,秉持的都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在他看來,電影里的現實主義恰恰不是觀眾肉眼所見的現實世界,而應該是用鏡頭這隻特別的眼睛,通過鏡頭與鏡頭之間連接而成的特殊語言,能夠見到司空見慣生活背面的東西。

導演鄭大聖

他認為,電影一直有它先天的缺陷,「電影只能拍到片中人物的皮膚,再往裡深一微米就沒有了。事實上,我們能拍到的充其量就是現象。」如何越過電影中的現實主義表象,到達現實主義的彼岸呢?他認為,「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態度,是在對世界誠實之前首先要得對自己誠實,創作者要守住自己的初心,這才是最根本的。」胡玫導演透露,隨著5G時代的到來,自己也換上了5G手機,雖然圖象更清晰了,但她仍然不會拿手機看電影,「我們費了很大氣力營造的大銀幕上的衝擊力、震撼力,難道僅僅通過一個小的屏幕就能完成同樣的效果?這中間的差距太大了」。

作為導演,需要面對「觀影主體大部分都是年輕人」這個現實,但這並不能成為改變她創作初衷的借口。她認為,創作必須得有感而發,一個導演不能和社會同步地關注社會現實熱點或能讓自己感動的東西,不能捕捉到自己的創作靈感,而只想著刻意去迎合5G手機的屏幕問題,就是「誤入歧途」了。「我們仍然會尊重內心的呼喚,該作什麼就做什麼,保持創作的原則不變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王金躍

監製: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