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小魯/文 在當下，娛樂片作為電影產業的主體，已經不再是需要辯論的問題。但是在80年代，當陳昊蘇在1987年提出「娛樂主體論」的時候，卻遭受到了當時電影界的創作者和學者們的質疑。今天回顧80年代的娛樂片現象，是很有趣的事情。在80年代電影史中，周曉文導演曾經是娛樂片的一面旗幟，他被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吳天明廠長稱為80年代後期「中國娛樂片界的numberone（頭號人物）」。也許他的影片在票房方面，未必最高，但他對娛樂片的提升，曾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在上世紀80年代，周曉文最有名的作品是《瘋狂的代價》，這是一部娛樂片，但同時也是非常具有藝術價值的影片，十分超前，乃至當時在國外放映的時候，外國學者會覺得難以置信，這是中國人拍的嗎？他們堅定地認為，周曉文起碼應該是一位留學歸來的中國導演。
《瘋狂的代價》是八十年代電影的標誌性作品，它打破了娛樂片和藝術片的界限——雅俗共賞。如果想要了解這部影片，必須要從周曉文導演的第一部影片講起。他的創作是一個整體，三部影片的命運也存在著因果關係。這三部影片分別是：《他們正年輕》（1986）《最後的瘋狂》（1987）《瘋狂的代價》（1988）。
《他們正年輕》其實並未公映，只有少數人看過。這部影片沒有被禁，而是在後期被要求刪改的時候，西影廠自行暫停了這個項目。今天可以說它是一部獨立電影，其中有關於戰爭的反思。對於士兵形象的塑造，它也有別於傳統。它的文化思想顯然已經和國際戰爭片接軌。
第二部影片《最後的瘋狂》一亮相便獲得了巨大榮譽。這是一部犯罪片，是警察追蹤逃犯的故事。周曉文將片中的兩個主角視為了一類人，故意對逃犯和追捕他的警察在家庭和感情以及人生經歷等方面，進行了雷同式的設計，兩個人彷彿是由一個人分裂而成。我們甚至可以把這部影片看作是中國第一部黑色電影。兩位男主角一個是逃犯，一個是刑警，但導演並未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過程加以視覺呈現，觀眾並不會覺得他是壞人，而且他外表英武周正，對人有情有義，觀眾很容易對他產生認同。他後來誤殺他人，然後一路逃亡，而觀眾的視線跟隨他的腳步，感受某種必然暗淡和必然走向死亡的命運。結局也是兩人同歸於盡，一起喪命。這其中顯然有黑色電影的真味。
《瘋狂的代價》是周曉文在八十年代導演的第三部電影。影片的開頭，是一群女性在浴室內洗澡的鏡頭，雖然用了磨砂玻璃遮擋，但是身體的起伏仍然一覽無遺。電影鏡頭搖過每一個年輕的肉身，這一沐浴場景長達兩分半鐘。這部電影在當時，被視為娛樂片的典範，它裡面加入了很多慾望的感性元素，但同時，又有著一種反思慾望的思想。娛樂片在八十年代的興起有其內在的邏輯，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這是個體慾望合法化的一個必然過程。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慢慢釋放了人們的慾望，由於六七十年代普遍的壓抑，人們的肉身開始激烈反彈。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慾望的老虎在大街上逡巡。周曉文說，當時，在大街上充斥了許多色情讀物。這是一種矯枉過正，所以《瘋狂的代價》對於慾望的展現是複雜的。
中學女生蘭蘭在晚上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一個男青年強暴，她的姐姐青青決定將犯罪者找出來。她來到大街上，來到海濱浴場，審視每一張臉，她還拿著攝像機對城市中的行人進行拍攝。海濱浴場人山人海，充斥赤裸的肉體，這些肉體被電影的女主角一一盯住，於是這些人都被看作成了潛在的犯罪者。
影片拍攝于山東的海濱城市青島。以上的一幕幕，即便在今天觀看，也讓人覺得震撼。在那樣一個時代，彷彿人們都已經無法控制自身，在慾望法則面前，所有人幾乎都成為了嫌疑犯。在影片開頭的裸體群浴鏡頭之後，切換到一個男青年拿著望遠鏡窺視的鏡頭。這個男青年叫孫大成，就是那個強暴蘭蘭的人，他的視線和觀眾的視線一下子重合，觀眾也成了「窺視者」，是慾望的主體。這樣一個精巧的設計更是強調了上述意涵，它揭示了觀眾和犯罪男青年的同構關係。
因此，和八十年代同時期的影片相比，我們可以發現，這不是一部普通的犯罪片，不是公安擒拿罪犯、為民除害的常規敘事。八十年代是探索電影的黃金年代，但沒有一部犯罪片呈現出如此形而上的氣息，如此輕盈而深刻的表意。它不用言語，僅僅使用鏡頭畫面，就將人性慾望和時代環境做出了如此深刻的聯結和複雜的評價。
扮演強姦犯孫大成的演員，是當時長相英俊、身材很好的電影小生常戎。導演督促他在影片中不停地展現青春的胴體，他藏在一個閣樓上鍛煉身體，看當時流行的色情雜誌，他脾氣暴躁，彷彿對於自己充滿能量的身體束手無策。他在這裡彷彿被處理為八十年代慾望的化身。當青青終於見到了孫大成的時候，非常奇特的是，青青並未流露出憤怒的表情，她的眼神甚至是充滿深情的，她毫無怨怒地凝視著對方。導演在安排這場戲的時候，是這麼說戲的：「你們應該呈現羅密歐與朱麗葉之間的感情狀態，希望能在一起，但又不被世俗所容。」
這的確是十分獨特的一幕，八十年代是充滿了探索和實驗的年代，但是很多探索並不成功。周曉文導演的這兩部電影，雖然是娛樂片，但是也很具探索性，而且這些探索都做到了相對的自洽，保持了一定的水平。
|對談|
王：在《瘋狂的代價》里，有一種很強烈的女性視角，這在當時是很新穎的，對於這樣的電影設計，您有沒有受過別的書籍或電影的影響？
周：《復活》對我影響很大，我是在十幾歲時看的，對裡面的女性角色充滿了同情，甚至是熱愛。還有左拉寫的《小酒店》，對我影響也很深。當時我能讀到這些書，是因我當兵的緣故。我從小學開始，在外語學校讀書，十五歲當兵。當時，我們的部隊在河北宣化，附近有個學院，裡面有圖書館。後來該學院因運動而荒廢，我們這一群北京兵，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溜進了圖書館，不敢開燈，也不敢開手電筒，一人背上兩三個挎包，使勁往包里塞書。也看不見書的名字，塞一本算一本，去了幾回。後來，圖書館的窗戶被加上了木條，這證明我們偷書的行為，被人發現了，不敢再去了。
我們拿了不少書，互相交換著讀。部隊里還有很多農村兵，他們要是知道了偷書的事，絕對會告密。部隊都是大宿舍，在晚上，我們把被窩蓋得死死的，中間用棍支起來，然後拿著手電筒，在被窩裡看書，特別艱難。
有兩本書在輪換到我手裡後，我便再也沒有轉出去，那是關於電影藝術表現方法的書，我看了很多遍。後來在考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到了學校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那兩本書是由北京電影學院本科四年的全部教材整編而成，就是這麼偶然。
王：您在80年代拍攝的影片都很超前，思想意識也比一般導演高出很多，您是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但並不像張藝謀、陳凱歌，他們都是78級的，您在80年代早中期的時候，已經是西安電影廠的老職工了。當時您是如何學習和獲得自己的美學思想的？
周：在西安，我沒有過那種燈紅酒綠的生活，沒有去過卡拉ok，只在圖書館裡讀書。雖然西影廠並不大，但是圖書館的藏書可不算少。那些最有價值的書，主要是兩個人在讀，一人是我，還有一人是後來的編劇蘆葦。這些都是我挺慶幸的地方，還有比較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吳天明、馬繼龍兩位廠長。
王：您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的是攝影，後來怎麼當上了導演？
周：那是在1986年的春節前後，西影廠的導演室工作人員找到我，說廠里得到一個出國留學名額。吳天明把這個名額給了導演室，主任認為我去比較合適。他們又查了檔案，知道我小學讀的是北京外國語學校，有英文基礎。
我當時快速地想了一下，反正也沒事幹，就去吧。隔了幾天，我去西安外國語學院報到，學員來自各個單位，主要是學醫的，基本都是馬上要出國的人，到這兒來緊急補習一下。我這純屬「湊熱鬧」，英語基礎雖不是零，但接近於零，人家可都是大學的高材生，有的都是碩士畢業。進去以後，我跟不上那裡的學習節奏，學了兩個月，就意外地準備去拍《他們正年輕》了。我走的時候，他們送給了我一個綽號——「外國文盲」。我的單詞量，是所有人中最少的一個，但是我的口語是所有人中最好的。
在學習期間，吳天明在西影廠發布了一個命令。那時候是計劃經濟時代，西影廠有三個電影指標，廠里很多導演都想要。吳天明說，咱們來個公平競爭，參加者先把劇本發給十三位廠領導，由領導看一遍，然後再給每位參與者十五分鐘時間，談談自己拍攝的想法，最終由領導決定具體拍攝哪三部。
我立即從西安外國語學院回來了，問廠長有這事嗎？他回答說有，並問我有什麼想法，有沒有劇本？我當然說有劇本，然後趕緊跑去找文學部部長郝炬才，向他要劇本。郝部長從桌子上拿起一個信封，當時還沒有開封，說裡面裝有一本雜誌，雜誌里有一個劇本。
我拿回信封，拆開一看，那個劇本名叫《假如你也年輕》。我特別不喜歡這個「假」字，當時的大部分電影已經夠假的了，而這劇本名字的第一個字，還是「假」。並沒具體看內容，我就想把名字改成《他們正年輕》。這個劇本是講前線的故事，寫了一群年輕人在貓耳洞內的生活，整個思想傾向是為祖國而戰、祖國在我心中等，這是它的主題。
看完以後，我心想，真不是我的菜，但好歹是個劇本，刻不容緩，沒有第二根救命稻草了，就是它了。
吳天明稱競爭演講為「打擂台」。據說，所有人在20分鐘內都講不完，而我連15分鐘都沒有用盡，我只講了自己想怎麼拍。意外的是，最後我竟然得到了這個機會。我當時惶惶不可終日，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太意外了。我跟吳天明提出了特別過分的要求，要去體驗生活。怎麼體驗呢？去前線。去多少人？我要求二十六人參加。吳天明都驚呆了，我幾乎把一整個攝製組，全部都列在了體驗生活的名單里，包括導演、攝影、美術、服裝、化妝、道具、製片等，最後居然被批准了，這是西影廠空前絕後的一次，可能也是中國電影史的第一次。
王：您跟我講過，在邊疆您了解到了很多事情，然後您根據採風所得，修改了劇本，後來好不容易拍完。這部電影帶有80年代強烈的思想痕迹，富於反思性，這種反思在當時是特別超前的，那時可以看到的關於戰爭反思的電影，比較著名的有《雁南飛》（蘇聯）《現代啟示錄》（美國）等，這些之前您都看過嗎？
周：我沒看過《雁南飛》（1957），但是很認真地看過《現代啟示錄》（1979），它對我的衝擊力非常強。可以說，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對科波拉導演，也是佩服至極。我覺得他有一種瀟洒，把一個巨大的戰爭題材，拍攝得跟玩鬧一樣，但是同時又有很深刻的反思。所以真是令人佩服。它對我產生影響，那是毫無疑問的了，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是具體的，應該是那種瀟洒勁兒，吸引了我，對於戰爭題材的電影，我認為，自己也應該拍得瀟洒些。
王：據說，當時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認為非常好，包括當時的電影局的人也認為很好。但為什麼這部影片後來沒有最終上映呢？
周：電影拍完以後，我被電影局石方禹局長叫去。當時的審查是面對面進行，不是背靠背，也就是說，局長就坐在我的旁邊，邊看邊聊，氣氛非常友好。看完以後，石局長站起來向我鼓掌，並且說：「太棒了，我們的軍事題材電影從來沒有像這樣的一部，我一直在等，現在終於有了。」
我當時特別感動。這樣開明的人！順利通過。這是1986年的12月31日。1月1日，我回到了廠里，吳天明在忙著拍攝他自己的影片《老井》，根本不在西安。剩下的這些人開會研究，吳廠長助理叫柏雨果，他說：「今年是1987年，是建軍60周年，咱們在8月1日上映，以此獻禮。」大家一片歡呼。
3月份，召開全國會議，一些人說：「我們白天開會，晚上在賓館休息，能給我們送幾部電影嗎？」因為我的這部電影被局長稱讚過，電影局就把它送過去了。沒想到，很多人提了意見，電影局就出了一個文件，讓西影廠修改。吳天明看完以後，決定等等再看。我也不敢多說一句話。
沒過多久，在87年的3月份，吳天明把我叫去，他說：「我現在替你背著鍋，那些人都在看我笑話，也在看你的笑話，都在罵我提拔的導演不行，拍的電影宣揚戰爭殘酷論，所以，你給我拍一部賺錢的片子吧，把那些人的嘴堵上。這事就算過去了。」
王：吳天明說讓您拍一部賺錢的電影，這句話在當時意味著什麼？是不是大家都不太喜歡拍這種賺錢的電影？
周：對，是的！在1984年，陳凱歌拍的《黃土地》，在歐洲獲得了口碑，張軍釗拍的《一個和八個》，也有很大影響，中國出現了第五代電影的這種說法。張藝謀正在積極籌備《紅高粱》，吳天明自己拍的也是《老井》這種電影，所以那時候的商業電影，是被人看不起的領域。我覺得吳天明這個廠長特別厲害，他不是因為我的電影沒能上映，就說這個導演不行，不要再拍了，他反而讓我接著拍，所以就有了《最後的瘋狂》。可以這麼說，《最後的瘋狂》，不是我想拍的，而是沒有辦法不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