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三萬里》上映前，魚叔已經充滿期待。一是因為，題材上的新鮮感。古典神話（封神、西遊、白蛇IP）之外，國產動畫首次選取真實歷史人物作為主角，自然讓人好奇。而最重要的是，這個主角太過特殊。李白。盛唐如果是頂王冠，李白的文學成就則是冠珠。這個家喻戶曉的名字，讓其成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之一。但可惜的是，其電影形象卻並不豐富。《妖貓傳》里，辛柏青飾演的李白鏡頭只有短短几個。討論度卻居高不下，可見觀眾偏愛。
但可想而知，電影難拍也正在此。家喻戶曉意味著難出新意，天才之力也讓常人只可旁觀而難以共情。於是創作者們有意設置了一個角色高適，讓其代替觀眾望向李白，望向長安。一來讓觀影體驗有實感，二來也帶來舊料新挖的期待。但為何產生如今的爭議，還要從電影本身說起。
本以為前程似錦，誰料步履維艱。李白商賈出身，無緣科舉。帶貼拜謁求舉薦，又被拒之門外。二人黃鶴樓把酒消愁，李白欲題詩其上。結果崔顥一首《黃鶴樓》，又讓他無奈擱筆。
仕途不通，詩藝落敗。
李白的初登場，便埋下了失意的種子。黃鶴樓一別，李白前往揚州，高適留在長安。二人各自發願展宏圖，並定下一年後再見之約。
與李白分別後，高適在長安也入仕無路。時間一到，便前往揚州赴一年之約。而這時的李白，是什麼樣子的呢？說好聽了，是縱橫恣意。說難聽了，就是不靠譜。他完全不記得與高適的約定，笑聲嘹亮，幾近癲狂。酗酒貪歡，豪擲千金。高適見此，心下便知不同路。二人揚州分別，各自祝好。誰知下次見面，李白更不靠譜了。他家道中落，來尋高適。不聽勸慰，入贅許相，做個了備受世人鄙夷的贅婿。二人因此，再次分別。
於是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守得雲開見月明。盛唐消逝，終在亂世中候到了建功立業的機會。高適平亂有功，身登高位。而李白錯投叛軍，淪為階下囚。潦倒不堪，遭人唾棄。曾經的天才光輝，如今破碎瓦解。論體面，還不如普通人。經由高適望見的，便是這樣的李白。這部片子遵循時間順序，串聯起二人的人生碎片。但也造成了「流水賬」觀感。而李白的「塌房」，則是礙於敘事視角。觀眾代入高適視角，與其共情，自然增加了認可度。反觀李白，只展現了他的愁苦，卻未敘述背後因由。單看故事，便只剩下一個俗世功績衡量下的失敗者形象。
相似的，還有電影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少年杜甫。
大眾對其明麗形象的偏愛，是出於對他日後境遇落差的感慨。
而這些依賴觀眾補齊的部分，正暴露出創作上人物刻畫的省略與片面，也就導致了評價的割裂。
在此之下，浪漫主義不再浪漫，只剩散漫與頹唐。
一個個熟悉的詩人名字，連同他們流傳千古的詩篇裝點著整部作品。
獨屬於中國觀眾的集體記憶被喚醒，也勢必帶來激昂的文化自豪感。
正如整片的高潮，就是李白在黃河旁念出《將進酒》。
超現實的恢弘臆想的堆疊，帶來生理上的震顫，也帶來影院里小觀眾們的背詩奇景。
但這些亮點，到底無法拯救電影敘事上的羸弱。
反而讓影片有了一股晚會感。
就像我們看河南衛視的國風晚會，心裡激蕩起的文化自信與感動。
這種感動與其說來自電影，不如說是來自民族文化自身。
近期的《長安三萬里》也處境相似。支持者扛著民族文化的旗幟，站到了一個天然正義的制高點。而指齣電影拍得不夠好的人，分分鐘被打成「不愛國」「沒有民族自豪感」。這難道不是一種道德綁架？究其背後原因，有來源於觀眾的。
許多人對電影的態度，並非向內尋求情感共鳴，而是當成標榜個人審美的時尚單品。
審美具有排他性，人又有自我維護的本能。
加之集體情緒極容易被煽動，便產生了摩擦。
但更重要的，是行業的變化。
其實，2007年，談話類節目《鏘鏘三人行》中，竇文濤、何平、成方圓三人就探討過電影罵戰的背後原因。
如今再看，部分內容還未過時。
比如罵戰的成因，一方面是網路擴大化了參與話語權，以如今情形來看，短視頻平台的崛起，又將觀影者進一步分化，也讓審美固化，不可調和。
另一方面，也因口碑已經不是一部電影的最高追求，票房才是。
「詐騙式」宣傳幫觀眾預設觀影動機，讓人進入影院。
好了賺誇，爛了賺罵，好壞都有利可圖，罵戰也成了被借來的東風。
而可惜的是，以利益為最終導向的創作，讓其不得不兼顧個人表達和商業要求。
既要「下沉」，又要「深刻」，反而更容易出現劇作上的問題，引發更多質疑，可謂惡性循環。
「這次如果這電影輸了，我們的孩子們還能看到這麼有意義的電影嗎」
想看到一部好電影，竟然需要如此卑微。罵聲循環往複，票房熱火朝天。真的苦的，還是想看好電影的觀眾罷了。全文完。如果覺得不錯，就隨手點個「贊」和「在看」吧。助理編輯：白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