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一旦暴發疫情，如何救助百姓，成了官府思考的重要問題。無論是清官如蘇軾，還是奸臣如蔡京，以及名相如富弼，都會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我們知道，古代防疫的重要舉措之一，是出版和施送經方，並免費送葯。著名的《廣利方》就是其中一部為朝廷推薦的醫方集。官府將這些醫方連同藥材的官方定價鐫刻在公共場所的石碑上，並指令貧病者可以從國庫領取銀錢購買。公開官方價格也是為了平抑私人藥店的醫藥價格。
實際上，唐朝時就有佛教會設立的「病人坊」用於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於現代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官府出面管理，費用也由官府提供，做到應養盡養，應治盡治。
蘇軾創建「安樂坊」。由國家來維護百姓健康的傳統，在宋代得以進一步發展。當時宋朝廷支持為貧窮病人開設的居養院，並出版朝廷修定的方書。蘇軾建立了宋代第一個病坊，即1089年在杭州設立的安樂坊。這是在當年早些時候爆發了一場小饑荒後，時任杭州知府的蘇軾，自己捐50兩黃金興建的。蘇軾創建的「安樂坊」後來被併入國家計劃，改名為「安濟坊」。
（攝影：尹瞳）
蔡京推行「安濟坊」。1102年，蔡京在蘇軾「安樂坊」的基礎上，推行全國性福利計劃，該計劃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在大城市設「安濟坊」，用以隔離重病患者，以使疫病的傳播最小化。「安濟坊」意味著官府針對民眾恐懼瘟疫的回應。就此而言，「安濟坊」的功能也是為了保護健康者和治療病人。蔡京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奸臣，但他設「安濟坊」的做法，卻拯救了數以萬計的窮苦百姓。
官府成立「施藥局」。不僅如此，宋朝廷還推行免費發放藥物的政策，並興建了惠民藥局。元豐年間(1078-1085)，太醫局承擔起了國家編纂出版方書的任務。這些書籍經歷幾次修改，於1107年至1110年左右最終形成《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據現存版本序言可知，該方書被發放給城市中所有公共藥房。
成立施藥局也是中國古代防疫與抗疫的做法。1656年，第一個有記載的清代施藥局在揚州府成立；1721年同城開設了第二個施藥局。1724年兩者合併形成了普濟堂。根據1736年刊行的規條，該機構聘請本地「儒醫」輪流在堂診視；並出資請本城藥鋪刀工預為置備和發放藥品。每日午前，對門診病人開放，那些老病無依者則被安置在建築物後的病室中。若病故，即為妥善安葬。
在此之前的1693年，昭文亦開設了一家功能類似的藥局。它的功能包括在六七月份免費施藥，十月份埋葬遺棄在城內外的屍體，以及平時施棺。到乾隆年間，許多鎮都設立了綜合性的公共衛生機構；而到晚清，公共衛生機構不僅在長江中下游地區非常普遍，還遍及了整個清帝國。
（攝影：尹瞳）
開放國有山林和國有湖泊。在中國古代，遇到疫情時，官府會臨時徵用空閑的公房和民房，用於救助難民。比如，宋代富弼就曾徵用十萬多間房屋，讓難民分散居住。更重要的是，「山林陂pí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也就是暫時開放國有山林和國有湖泊，讓難民進去砍伐和捕撈，渡過無衣無食的難關。「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將無人掩埋的屍體搜集起來，集中掩埋，減少傳染源。
《宋史·富弼傳》對此有高度評價：「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富弼的方法既簡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員救災抗疫的指南。說真的，看到宋代的做法，還是令人非常感慨的，特別是暫時開放國有山林和國有湖泊，讓難民進去砍伐和捕撈，渡過無衣無食的難關。可以想像，即使是今天，我們做得到嗎？
義診患者，藥費官出。在宋代，瘟疫發病時官府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官府支出，這成為慣例。實際上，從漢代起，就有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的記載，以後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幾乎成為官府抗疫的慣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使是在短暫的元朝，也設立了民間醫戶制度，醫戶是官府許可能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戶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戶要參加治療，相關費用由官府承擔，百姓不需要花錢治病。
（攝影：尹瞳）
收成不足，官府補貼。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實行大疫之年免稅減租，減輕民眾負擔，以重振生產和經濟發展。比如，公元前67年，漢宣帝在瘟疫後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後來還有官方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官府予以補貼，朝廷通過地方政府將賑災糧款發到災民手中。即便是在兩千多年之後，想一想漢宣帝的做法，我的心裡還是暖暖的。
古人防疫這樣做，那麼，今人防疫該怎樣做呢？我不說，大家想想吧。
（本文根據北京國咨律師事務所首席顧問曹保印【曹說法·重案盤點系列】視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