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和我的祖國》總製片人黃建新： 一部電影，七個瞬間，百味人生
接受採訪前一刻，黃建新還在撥打電話，詢問影片最後階段的製作進度。距《我和我的祖國》9月30日上映還有三周左右，身為總製片人的黃建新，正宏觀把控著影片的“加速衝刺”。
由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以七部短片組成，通過表現七個歷史瞬間，展現每一個個體和國家命運、情感、心靈的聯繫。
黃建新表示，《我和我的祖國》描繪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7個重要歷史時刻中普通人的經歷。在宏大的歷史視野下，七位導演從細節出發，從人物出發，以情感為核，用心、用情、用光影講述每一個“我”和“祖國”的故事，影片蘊含著強大情感力量。
“這樣一部全新樣式的影片，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全新的挑戰。電影要賦予每一個角色最濃的情感，也要尋找到觀眾內心深處最真摯、最珍貴的那份情感。”黃建新說。
《我和我的祖國》總製片人黃建新
與新中國70年崢嶸歲月來一記深情的擁抱
《前夜》——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相遇》——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奪冠》——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回歸》——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北京，你好》——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白晝流星》——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護航》——2015年9月3日天安門閱兵，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閱兵……
黃建新將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創作主題概括為“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著重展現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實心態和細微感覺，以及個體和國家心靈、情感、命運的聯繫。
《中國電影報》：《我和我的祖國》是今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重點獻禮影片。在此節點，以這樣一部作品來展現七個難忘的歷史瞬間，有著怎樣的意義？
黃建新：祖國過生日，拍電影作為賀禮，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拍一部怎樣的電影更有意義、有意思呢？我們希望拍攝的是能夠共同展現“全民記憶”的聚合情感，主要是從情感的角度出發，強調了“我”和“我的祖國”，個體和國家心靈、情感、命運的聯繫。
《我和我的祖國》試圖著筆的，就是大背景下小人物的自然心態和細微感覺，我相信這樣的內容是和大眾願意親近的、一體的、因為我們都曾抬望時代，迎面洗禮，即使不在聚光燈下，也被裹挾其中，幸福地鼓掌過、吶喊過、自豪過。
這個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相應，凱歌導演和我就開始推動這件事情。我們每個人都拿出了真情實感，觀眾也可以去驗證一下是不是有心靈的共振，是否可以和70年崢嶸歲月來一記深情的擁抱。
保證導演自我風格的呈現和創作獨立性
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從50後到85後，《我和我的祖國》這七位導演是當今中國電影界各個年齡段的佼佼者。黃建新告訴記者，70年有太多值得回味的瞬間，經過篩選，共有20多個能夠引發“全民記憶”同時適合以電影方式進行呈現的題材供七位導演選擇。
經過兩次“題材認領會”，導演啟動了各自的拍攝。黃建新表示，只有充分表達，作品才有靈魂。七個導演自己做主建立七個團隊，而不是七個導演一個團隊，這就是要充分保證導演自我風格的呈現和創作獨立性。
《中國電影報》：七部短片，彙集了七位中國電影的優秀電影導演。而新中國70年發展歷程，值得我們記住的時間點有很多。這七位導演、七個事件的選擇上，我們是怎樣考慮的？
黃建新：導演的選擇是第一階段的事情。我和凱歌導演都認為，我們這個年紀的導演，有一位就夠了，更多要選擇60後到80後，而且在這個領域有建樹的導演，這是比較基本的條件。很多導演都在我們的視野里，但是由於種種的客觀情況，最終確定了現在的七位導演。
七個導演表現出空前的熱情，我們也準備了二十個多備選題材，大家可以選擇，也可以自己提出想拍的角度。經過一兩輪的磨合，敲定了由誰來拍哪一個歷史記憶的故事。
七位導演從50後橫跨到85後，顯示出中國電影人的繼承關係。我們每一代導演都是站在前輩的肩膀上逐漸成長的，傳承關係一直存在，這才構成了中國電影不同於其他國家電影的藝術風格、藝術傾向和民族心理的刻畫方式。每一個導演也有微妙的角度的區別，以及獨特的藝術風格傾向。凱歌導演一直跟我強調，要充分發揮導演的個性，不能因為題材讓導演的長項變短板。所以，在電影風格上的建立上，我們給了導演們最大的創作空間。
70年發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故事，怎麼樣才算是全民記憶？就是全國老百姓都上街了，都激動了，是大家情緒激動的時刻，情感爆發的瞬間。當然，這個故事也要和視覺有關聯，與電影藝術形式更吻合，我們也會根據七個導演的藝術風格，來建議更適合他們拍攝的故事。
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拍攝團隊，七個導演，七個團隊，這樣做是希望給到導演最熟悉的工作夥伴，保證導演自我風格的呈現以及創作獨立性。只有充分表達，作品才有靈魂。
簡單的故事，更多情感的寄託
《我和我的祖國》不只是一部記錄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發展變遷的獻禮片，影片更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景況，勾連全民的共同記憶。黃建新認為，角色、形象、精神、心理、感情是支撐《我和我的祖國》這部電影最核心的內容。
《中國電影報》：用短片的形式展現歷史事件，難免會用到藝術化的方式進行處理。如何在保證歷史真實性和藝術處理之間找到平衡？
黃建新：電影藝術最主要表現的是民族的心靈，不是具體發生事件的對位。角色、形象、精神、心理、感情是支撐《我和我的祖國》這部電影最核心的內容。
比如葛優飾演的北京出租司機，是一個完全可以藝術創作的角色，帶有明顯地域特徵、語言特徵、思維特徵，展現奧運與他本人以及他家庭的聯繫，表現出他內心深處最悲憫的部分。最後，他把非常難得，讓他很自豪的一張奧運會門票，給了一位剛剛經歷了地震的孩子，這是最感人的點。
七個故事，都是在刻畫人物心理，保證敘事的趣味性，每個故事都有很好的結構。《我和我的祖國》這類電影比較少見，傳統故事片就是起承轉合，是邏輯的講述，但這部電影的是簡單的故事，更多情感的寄託。這是一個全新的樣式，有很多未知，這也是我們做這部電影的挑戰。
這一次的“主旋律”更有溫度
前一段時間，《我和我的祖國》預告片刷屏朋友圈，並登上了微博熱搜。似乎這款預告片，把大家內心最珍貴、最真摯的情感釋放了出來。“平時我們的生活太龐雜，我們會藏起來一些東西，這部電影希望打開儲藏這些珍貴情感的那扇門。”黃建新希望能夠通過情感的溫度，打開觀眾的內心。
《中國電影報》：這部電影曾定名為《我的祖國》，後來《我和我的祖國》的名字，無疑拉近了每一個個體和偉大祖國的距離。從這個角度說，這部電影是不是希望能夠喚起每一個中國人心中和祖國相關聯的某一個感動？
黃建新：電影要打動藏在每個人心底最溫暖的、最柔軟的情感，我們在生活中經歷種種事情，往往會把最單純、最珍貴的情感壓在內心最深處。《我和我的祖國》希望通過情感的方式打開內心的這扇門，這也是我們做預告片的原則。
很多人看完預告片給我反饋，當小號吹響《我和我的祖國》第一句，七個故事的某一幅畫面與內心情景對位的時候，我們都有一種衝動，這就是每個人內心藏著的，個體生命和周圍構成的複雜心理關係。
我們常常說，一個人出國留學了，就特別愛國。這是因為在海外，短暫的孤獨會讓人釋放內心最真摯的情感。平時我們的生活太龐雜，我們會藏起來一些東西，這部電影希望打開儲藏這些珍貴情感的那扇門。
我之前看徐崢導演的那部分，他講的是女排奪冠時，上海弄堂里的故事。那個時候電視機不多，大家把電視擺在架子上，所有人圍著看。但是天線在房頂上，信號不穩定，一會有畫面，一會又模糊了。一個孩子上去扶著天線，他是最想看的一個，但沒有親眼看到。他寫了一個非常具體、非常細緻的故事。我去看景的時候，看到徐崢還原的上世紀80年代上海的狀態，我一看，就覺得這部分已經成了。
七個短片，每一個的質感都非常好。同時，這部電影具有很強的溝通能力。我們發放第一款預告片的時候，葛優的那句“牛掰格拉斯”，已經成為大街小巷廣為傳播的一句話。這部影片能夠像聊天一樣，激發觀眾內心的一種共鳴。
賦予每一個個體最濃的情感
出生於50年代，與新中國共同成長的黃建新見證了很多偉大的歷史瞬間，他坦言七個故事很難去評判哪個最“燃”，哪個最動人。採訪中，黃建新回憶起北京申辦奧運成功後，長安街上那些燦爛的笑容；回憶起為了看女排決賽，他和劇組人員“三天並兩天”搶拍攝進度。在他看來，大家把太多的情感都寄予在某一件事情上，當電影和“我”連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有了動人之處。
《中國電影報》：《我和我的祖國》展現的七個歷史瞬間，您最有感觸的是哪一個？
黃建新：其實很難去評判。我記得2001年，我在北京，正好宣布北京申辦奧運成功了，我們全都跑到長安街上，所有人都在笑。大家把太多的情感都寄予在一件事情上。我們這部電影，也附著了這樣的情感，當電影和“我”連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有了動人之處。這部電影聚焦的都是普通人，就是每天擠地鐵你身邊的人，就是你打車的時候，那個出租司機就是葛優，當記憶打開的一瞬間，與觀眾關係更緊密了。
女排奪冠的那年，我和吳天明導演在劇組拍戲，當時我是場記。中國與美國決賽前三天，全組人都希望看這場比賽，就和吳天明導演說“我們真的想看”。導演怕耽誤了進度拍不完，全組人就說“導演你說怎麼才能拍完，我們搶進度”。導演說船不穩，需要加固，所有人二話不說直接跳河裡了，用人來固定，用兩天的時間幹完了三天的活兒。大家看決賽的興奮勁兒，我現在還記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大家兩天不顧勞累地工作？就是為了滿足個體內心和重大事件的關聯，女排奪冠是一個值得中國人驕傲的事情，已經不再是簡單的一場球賽，更是全國人的心靈慰藉。
我們拍《我和我的祖國》，也是在強調，要賦予每一個個體最濃的情感，也許觀眾沒經歷這件事，也可能會觸類旁通想到自己的另一件事，這是這部電影的優勢。
主流電影，要滿足觀眾對正義的追求與想像
《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十月圍城》、《錢學森》、《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不論親執導筒，還是以監製、製片人的身份宏觀把控，黃建新從沒有停下對主流電影的探索。他認為，人類的主流，就是正義戰勝邪惡，主流電影就是要滿足觀眾對於正義的追求與想像。他希望做的，就是在主流價值觀下，探索挖掘一些好的故事，好的題材。
《中國電影報》：近兩年，《流浪地球》、《紅海行動》、《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戰狼2》等主流大片逐漸成為市場主流。包括《我和我的祖國》，也為這一類電影提供了新的探索。在您看來，這類影片在近幾年取得了哪些進步？
黃建新：我喜歡把這類電影稱為“主流電影”，人類的主流，就是正義戰勝邪惡，這是主流價值觀，也是每個人成長過程中所追求的，全世界電影都要遵循這樣的邏輯。也有一些藝術電影，是探索人類的另外一面，缺點的一面，但更多的主流電影，是要滿足觀眾想像的。
這些年，我們想做的就是在主流價值觀下，探索挖掘一些好的故事，好的題材。這樣我們的類型才會越來越多。一部電影如果要負擔所有的需求，文化需求、情感需求、心理需求，這部電影不知道怎麼拍了，但如果分類了，就找到方向了。
比如功夫片，就是一個成長的小子最後打贏了惡霸，出了一口氣，很簡單的邏輯。比如科幻電影，人類對未知的探討，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諾蘭的《星際穿越》，父親回來女兒已經老了，因為不在同一個空間里，一下子會激發我們悲憫的情懷。
這就是人類對於正義想像空間的需求，我們都希望越來越好。比如《湄公河行動》，打擊的是殺害我國公民的販毒集團，《智取威虎山》，剿滅的是搶奪百姓糧食的匪徒。影片里沒有什麼台詞是說大道理，楊子榮是孤膽英雄，獨闖虎穴，讓我們以最小的犧牲來完成任務，這種傳奇色彩滿足了人們對正義的想像。
大家總在討論，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誰的價值更高，其實沒有什麼可比的。主流電影就是在人類最基本的價值上，滿足人類對美好的想像。我們常說“心理暗示”，一個人如果一直希望好，他就會朝著好的方向走，一個人如果老想著反面，他就會走向另一個方向。
同時，主流電影是有分類的，可以滿足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性格、不同喜好的人，來獲得他希望獲得的內容，這就是分眾概念。一部電影很難“通吃”，除非是引發了全社會的討論，偶然會有這樣的情況。但這與電影工業的發展無關，工業是要保障持續發展、持續生產的過程。
我們也希望國產電影在這方面能有進步，這幾年在探索，有成功有失敗，有一些適合我們的文化，有些並沒有那麼準確，觀眾會吸收其中一部分，捨棄其他的部分。產業發展從來都是如此，一點點往前摸索，每個個體能做的有限，所以要一代一代人，更多的人互相幫助，推動一件事情發展。
電影人的一次集結獻禮
9月6日，《我和我的祖國》宣布提檔至9月30日，與《攀登者》、《中國機長》同日上映，共同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上電影人的厚禮。黃建新認為，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電影人集結在一起，表達了對祖國的情感。幾部強片同時上映，也提升了這個國慶檔的活躍度和關注度。
《中國電影報》：您對今年的國慶檔，有怎樣的期待？
黃建新：不論是《我和我的祖國》，還是《攀登者》、《中國機長》，電影人做了最大的努力，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表達了對這塊土地，這裡的文化，這裡的百姓，這裡的生活，這裡的一切的情感。
我覺得幾部好電影在一起，就會讓市場擴大。強者在一起，產生的效應要比只有一個強者更好。從宏觀角度說，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會讓國慶檔市場足夠活躍，關注度夠高。大家都關心，在討論，誰的票房更高，我覺得三部電影都會有自己合適的份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