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由上影集團出品的電影《攀登者》將舉行上海首映禮。與此同時，這部將於9月30日正式公映的影片已獲得了約9000萬元預售票房。
作為國內首部登山題材的故事電影，《攀登者》是如何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從無到有、成為一部凝聚著眾人期盼、獻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熱血大片的？
不久前，本報記者專訪了上影主創團隊，聽他們講述影片「誕生」的故事——
《攀登者》拍攝紀實
面對不可能的挑戰，每個人都是攀登者
「若干年以後我們的後人會怎麼看我們？也許說這是一群不要命的『瘋子』。
也許說，這是一群付出的巨大代價，無怨無悔的『傻子』。
但是我們可以很從容地告訴他們，我們就是共和國的一代人。」
2018年6月27日，正在老藝術家牛犇家中做客的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接到了一個電話。作為牛犇的入黨介紹人之一，他正和老人一同收看中央電視台播送的習近平總書記給表演藝術家牛犇的信的新聞聯播。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想請上影承擔一部國家重點影片，你們願意擔當嗎？電話那頭語氣和緩，卻字字鄭重。任仲倫毫不猶豫：好。我馬上到北京。
這來自國家電影局的電話，表達了《攀登者》最早的意向徵詢。
幾天後，他與國家電影局領導碰頭，終於明確了電影主題：攀登珠峰。
從國家電影局的角度來說，1960年中國登山隊從北坡而上首登珠峰，當年的壯舉感天動地，完全可以拍成大片，由此體現共和國最重要的攀登精神：山再高，只要攀，終能登頂。選擇上影，因為上影總是能擔當起並完成國家重點任務。近年的《辛亥革命》《西藏天空》《東京審判》《亮劍》《高考1977》，在重要歷史節點出現的重要的電影作品。
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上影廠成立70周年，它成立於1949年11月16日。塑造攀登者形象，無疑是具有時代象徵的。上影在創作上始終有個傳統，每當在重大的歷史關口上，我們需要總會有重要作品誕生。使命與擔當，這是上影精神。上影在此時此刻，需要一部真正有國家意義的扛鼎之作。
1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話雖如此，領命後匆匆回滬，緊急向市委宣傳部領導彙報並得到強力支持。同時在上影班子會議上也得到積極響應。記得，最初將基本團隊召集起來開會時，任仲倫講了幾句話：這是按常規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必須完成；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我們必須贏；從今天開始，困難將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必須戰勝困難而不被困難所戰勝。會議室里，所有在座的上影人感到一種壯士出征的氣概。
的確，雖然國際上有不少登山題材的電影，但此前中國並沒有關於同類題材的電影問世，無論從高海拔造成的多種困難、拍攝和技術經驗，還是攝製團隊和演員的經驗，幾乎是一張白紙。
最關鍵的，是時間極其緊迫——以往類似的題材創作，少則三年，五年也很正常，但他們的計時器，一開始就從進度條的2/3處向著終點飛奔了。從7月開始滿打滿算，如果要在國慶70周年獻禮上映，只有15個月的時間。這一年出頭的時間，對一部普通題材的作品來說都極為緊迫，更不用說幾乎從零開始的登山題材。
儘管一開始就預期到了重重困難，上影團隊並沒有意識到，正應了《攀登者》的名字，整部影片從無到有的過程，恰似一座待攀登的高峰，無論選取怎樣的攀登路徑，前方等著他們的，都是未知的高度，和種種不可測的因素。
上影團隊組織重點電影創作的一個習慣，就是找到影片的「方向感」。對於任仲倫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他的擅長。會議結束後，大家迅速分頭找資料，關於當年中國登山隊的影像和文案資料、世界登山的歷史資料、以及能夠找到的登山題材電影、紀錄片近20部，美國、澳大利亞、英國、日本、韓國，只要能搜集到的，上影團隊一部都不放過，反覆看、仔細研讀、記錄、討論。
國外的登山題材影片，注重寫實主義，主要表現人與自然的衝突，或者是人在山難面前的選擇與氣概，還有就是登山者之間的生死情誼，並且將它放大到極致。題材的規定性、場景的規定性、演員活動空間的規定性，會給影片帶來極大限制，也會給影片觀賞造成很多缺失。
這是登山題材的魅力所在，也是局限所在。中國第一部登山電影如何突破？能做怎樣的突破？「方向感」在哪裡，誰都不知道，心裡都沒底。
其實在這時，在大量閱讀、觀影和討論中，一個想法已經逐漸在上影團隊腦海中成型：這該是一部要表達中國英雄的電影，同時也是一部表達東方美學的電影。這是最初的「方向感」。
許多人並不知道的是，在面對一個已經擬定的題材時，很多時候電影的前期設想都是從資料、文獻的閱讀開始，摸索到一個明確的方向，然後所有人朝著這個方向共同努力，將藝術構想一步步落實。作為出品人，任仲倫就是那個統籌各種主創力量朝著同一方向走的人。
這次的《攀登者》，任仲倫定了八個字基調：「相向而行，畫龍點睛」。相向而行很好理解，希望統籌所有力量向既定方向前行；而畫龍點睛，則是找到影片的靈魂：在思想價值上，應該是體現中國英雄即使面對艱難，也敢於勇攀高峰的精神；在藝術價值上，則要突破登山電影寫實主義，探索用東方敘事來講述整個故事。中國英雄，東方敘事，應該是影片精神。按他的經驗：一部成功電影還有個「三五定律」：五段左右精彩的情節或細節；五段左右精彩的視覺場景或畫面；五段左右精彩表演或台詞。如此，才能支撐起影片的精彩。
2「天降阿來」：有些事，不能差那麼幾年
7月，上影廣場日光灼熱。此時，距離《攀登者》上映，還有14個月，這仍是一部只有初步的構想，連劇本都沒有、連編劇都不知在哪的電影。
劇本是電影拍攝的基礎和核心，離開劇本，一切都是空談。誰來編劇？徐春萍用四個字來形容：「天降阿來」。
2014年，曾經表示一輩子不碰電影的作家阿來就曾接受任仲倫的邀約，破例出任了電影《西藏天空》的編劇，上影副總裁徐春萍與阿來相識也有著20年的交情。
在網上查找資料時，負責影片統籌的陳小兵非常偶然地發現，阿來曾經做過關於1960年中國登山隊的攀登資料採集工作。後來才知道阿來在2014年採訪了當時還健在的三位1960年登峰的登山隊員，並極其巧合地與1975年中國第一位登頂的女性登山家潘多有過一次長談。那次談話後不久，潘多就離世了。
■ 1960年時的登山照
也就是說，早在4年前，阿來就採集了大量關於當時登頂的一手資料，而當2018年他們為了《攀登者》找到阿來時，他所採訪的對象中，大多數已經不在人世。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前期主動的資料收集，即使阿來答應執筆編劇，他手頭能夠依據的材料與現在幾乎是天差地別。
於是，7月底，任仲倫與徐春萍攜上影團隊趕到四川都江堰見到了正在開作協會議的阿來，因為彼此信賴，很快就把編劇事宜敲定了下來。「阿來的加盟給了我們信心。有些事，真的不能差那麼幾年。」徐春萍感嘆。
很快，阿來就提供了一個長達萬字的提綱，將主要人物和故事情節走向梳理了出來。——但提綱只是大致方向，離能夠交給攝製組的劇本仍有距離。此時，阿來完全投入了長篇小說《雲中記》的收尾寫作，劇本創作只能暫時擱置。一頭是分身乏術的編劇阿來，一頭是已經急得滿頭大汗的任仲倫，「怎麼辦？我們只能等待」。
3「你怎麼敢說一年多就可以完成？」
與此同時，上影團隊陸續與導演們接觸，想邀請他們執導電影《攀登者》，其中也包括徐克。
徐克本就熱愛登山運動，聽說上影要籌拍這樣一部影片，立刻激動起來：中國人還沒有一部登山題材的電影，非常難拍，非常值得拍！聊到興處，徐克和任仲倫交流起踏訪名山的經驗和體會。
在許多方面取得了共識和共鳴後，徐克主動提及：「大概什麼時候進入籌備期？」他被告知：明年國慶檔。
作為著名導演他嫻熟於電影製作流程。他分析到：登山題材，劇本要寫好不容易，拍攝更難。需要高原拍攝，因為需要有珠峰獨特的氣勢；但是，特技特效更是少不了吧？「這些統統加上去，工作量不能小看的，你怎麼敢說一年多就可以完成？」任仲倫說：「我們沒有退路」。後來，徐克擔任了影片的監製，成為影片的中流砥柱。
「讓我們想想，還有誰？」
一個名字從腦海跳了出來——李仁港。
上影與李仁港導演合作過三部影片，他是值得尊重的。出了名的不超時、不超支，一旦答應下的事，必定能在時限內完成。這是導演的個人品質，也是長期在香港電影商業化運作下搏殺而得的職業習慣。在此之外，李仁港喜歡做美術造型，擁有動作片的執導經驗。所以，相信他能為《攀登者》帶來煥然一新的呈現方式。
總策劃汪天雲飛赴深圳和李仁港當面交流，不辱使命把導演落實了，大家心中的大石頭終於稍微落地。而對李仁港來說，一切卻剛剛開始：這個任務對他來說，是所經歷過時間周期最短的電影之一，所有時間節點都是他倒推著估算出來的：「從幾時我要剪好這個片子，我再倒數我需要多長時間去拍完這個戲，然後我們有多長時間去籌備。倒數到最後，我發掘實景的拍攝期剛好卡在冬天最冷的時候，我需要在二月中旬拍完實景部分。」就這麼把緊巴巴的時間線一捋再捋，李仁港開始了多方面的籌備工作。
時間到了11月。負責催稿的徐春萍數天沒能聯繫上編劇阿來，陷入了焦慮。這已經是劇本需要交稿的最晚節點。
直到某天，徐春萍翻看手機，發現有一條簡訊：已發，阿來。一個極為奇怪的陌生號碼，來自阿爾及爾！阿爾及爾？徐春萍一時沒反應過來。她將信將疑打開郵箱一看，正是她焦灼等待了多日的電影文學本。
原來阿來帶團出訪，白天訪問，晚上趕稿。國內手機沒法用，最後只能輾轉借了當地使館同志的手機才發出了簡訊。後來阿來笑著對徐春萍說，因為時差，晚上睡不著，都用來寫稿了。
「2018年10月20日晚10時起筆於青藏高原仙乃日、央邁勇和夏洛多傑三座雪山下，2018年11月2日晨6時成稿於阿爾及爾。」這個長達四萬字的劇本，是阿來以文學本的形式為「攀登者」精神作出的最好詮釋。
登山電影，最重要的是登山戲份。讓演員全部在高海拔地區實拍既不安全，也不現實；若是棚拍，則涉及需要多個不同角度攝影棚的搭建，耗時耗力。
■ 原為礦區的片場
李仁港導演事後是覺得十分慶幸的。在一番苦尋之後，他在天津的郊區找到了一處廢棄的礦區，非常適合作為拍攝地點——裸露在外的山石冬天本就被冰雪覆蓋，經過塑形和改造，可以滿足拍攝多種雪山場景的需要，有著天然的外形優勢，又是在平原地區拍攝，不會碰到高反等高原拍攝障礙，條件近乎完滿。
只是礦區是露天的，電影拍攝期間，室外溫度接近-10℃，演員需要在真實的冰霜風雪中表演，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但彼時，大家所共同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必須儘快開機。
2019年1月5日，《攀登者》正式開機。
近年來，中國影業強大的演技派陣容匯聚：吳京、章子怡、張譯、井柏然、胡歌、王景春、何琳、陳龍、劉小鋒、曲尼次仁、拉旺羅布、多布傑領銜主演，成龍友情出演。章子怡進組第一天就跟任仲倫開玩笑：你們真厲害，僅僅一個月，就把我們聚集在劇組了。其實，任仲倫知道，除了個人長期的人脈，還有首部登山電影的感召，還有國家電影局領導的鼎力支持。演員陣容公布後，《攀登者》的關注度一路攀升。
大家是十分敬業的。一月中旬，許多人從微博上看到吳京去了崗什卡雪峰嘗試高海拔登山，名義是「體驗生活」。其實，這是吳京為儘快適應角色所做的前期準備——他請了職業登山家作指導，除了學習專業登山技巧外，也是為了讓自己投身於真實的雪域高原環境以獲取一手經驗，從而更好地為《攀登者》的進組做準備。
■ 為了備戰《攀登者》，吳京一行人達到山上休息的地方時，手都被凍麻了，不斷用嘴給手哈氣取暖。（視頻截圖）
在為期半個月的訓練時間裡，嚴寒、膝蓋傷痛、高原反應一直困擾著吳京，直到生病加劇了高原反應，不得已才撤了下去。他所獲得的也遠遠不止經驗，而是更高層面上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在高原之上，人之渺小和自然之廣袤，讓他莫名其妙掉了眼淚。這正是一個真正的登山者的內心：寬廣、孤寂，面對的敵人不是山，而是自己，只有戰勝自己，才能真正站到巔峰。
正式進組後，同樣敬業的章子怡第一時間就將李仁港、吳京等以及上影團隊請到一起，把關於自己角色的脈絡認真梳理了一遍，一聊就聊到深夜。章子怡說：我和觀眾的關係是「互虐」的：觀眾苛求我有突破，我渴望給他們驚喜。
從2018年11月阿來所創作的文學劇本，到開機後能夠正式用於拍攝的劇本，主創團隊一直在推敲、修改。在阿來改了三稿、導演改了一稿的情況下，上影團隊集中力量，不斷地討論、修改，修改、討論，有時候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一個細節。在討論過程中，特別對專業性很強的情節和台詞，一點一點地核實對照，特別是對珠峰的地形地貌，大風口、北坳、冰塔林、冰裂縫、雪崩等等都做了核對，而且請教了氣象專家、地質專家、中國登山協會，還有很多跟攀登有關的專家來把關。最後,任仲倫日以繼夜修改劇本。用他自己的感受說：就是堅韌不拔，每天看著窗帘開始發白。就這樣，劇本前前後後改了十七八稿，直到2019年2月3日小年夜，終於定稿。
就這樣，在大多數人沉浸在春節的團圓氛圍中時，《攀登者》迎來了主創演員們的團聚，一場大戲悄然拉開帷幕。
4冰天雪地里的拍攝，彰顯「敬業與專業」
開機後，很多人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冰天雪地」。隆冬季節的北方戶外，老天爺幫忙下了一場大雪，片場的「山脈」已是銀裝素裹，非常有利於鏡頭展現。但那層雪底下，不是布景搭建，而是硬邦邦、真正的石頭，大量的登山鏡頭都要在這裡完成，萬一演員有個閃失，誰也負擔不起。為了保護演員安全，攝製組又人工造雪，將雪層厚度加了十厘米。
即使這樣，拍攝過程中，仍有演員意外受傷。有位演員進組沒多久，吊著威亞反覆拍攝，最後累得忘記收腿，撞傷骨折，一躺就是兩個月。
一月底，新任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陳道明的第一次官方活動，就是來到《攀登者》片場探班。這時片場正在拍攝張譯一場趴在雪地上爬行的鏡頭，一拍就是幾個小時，張譯就在冰凍的雪地里趴幾個小時。
在片場站了一個小時，冷得腳都凍麻了的陳道明連連表示拍攝不易，演員的敬業精神令他慨嘆不已：「這是真誠的表演，處處都有充滿力量的細節！」
攝製現場每天都有無法預計的新情況冒出來，需要及時處理。任仲倫幾乎每周都帶著上影團隊飛往天津劇組。後來，乾脆讓徐春萍、汪天雲、黃霽、陳小兵、朱婧雅留下，導演江海洋也加盟其中。上影化妝師沈東升、殷麗華和剪輯師陳曉紅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後方的上影集團各部門全力配合。上影團隊面對的是一連串的協調工作：和攝製組協調、和演員協調、和地方各個部門的協調……問題不斷：遇上國家大會期間，攝製組需要搭建的寺廟場景，不能施工；需要拍一場篝火晚會，不能點火。導演等不起，演員也等不起，一邊穩定軍心，一邊四處協調。最關鍵的是每天在現場關注拍攝，晚上觀摩初剪樣片。汪天雲和江海洋兩位資深的電影人提供了許多好想法。在此期間，天津和薊縣等地的領導為劇組提供了許多幫助。
「辦法總比困難多。」在整個拍攝過程中，上影團隊一直用類似的「格言」互相鼓勵。其實回頭想想，最直接支撐他們的精神動力和持久感動，是來自於劇組的一幕幕——
在一場展現在珠峰「第二台階」的陡坡處，三位登山隊員搭人梯上坡的戲裡，張譯面對著一個巨大的挑戰：搭人梯需要踩著其他隊員的肩膀向上爬，帶著鋼鐵冰爪的鞋子沒法穿，只能脫了鞋赤腳向上爬，影片中曲松林這一人物就是因此凍傷了雙腳，導致截肢。
溫度接近-10℃的拍攝現場，張譯赤腳踩在雪地里，一雙腳凍得通紅麻木，他堅持用實景和真實的表現拍攝完了這部分的全部鏡頭。那一刻，張譯真的體會到了一種可能會失去雙腳的恐懼感：「我現在終於知道什麼叫冷了，冷就是好像千萬根針在扎你，無處可逃。」
吳京不用替身，所有現場的危險戲份，都是他親自出演的。他本來膝蓋就有傷，在天寒地凍的拍攝過程中，傷情一度加劇，幾乎無法活動。為了不耽誤拍攝，吳京特地飛去日本打針後，直接趕回片場繼續拍攝。醫生叮囑他打針後要休息三周，但影片中有一段方五洲為了向徐纓表白，在鋼鐵森林間飛檐走壁攀爬的鏡頭，為了不耽誤拍攝，他在打針一周後就開始拍攝這段高危鏡頭。
上影的演員更是同心同德。劉小鋒扮演的是首次登山的老隊長；何琳扮演的是登山隊軍醫；陳龍扮演的是登頂珠峰的登山隊員。王景春則扮演登山總指揮。他從柏林獲獎回來，立即趕到片場，認真琢磨所塑造的形象。「趙政委應該有軍人氣度，我想到的形象是賀龍元帥。」王景春說。
「講究」二字，不僅是《攀登者》的演員們對於細節和演技的自我要求，更是融入骨血的一種專業素養。
拍攝期間，胡歌媽媽不幸逝世，這對胡歌而言是一個重大打擊。任仲倫從片場回到上海參加了他母親的追悼會。胡歌很快就趕回了劇組繼續拍戲。大家都很難受，甚至不知道怎樣去安慰他，但在拍攝中，他給出的是一如既往的專業態度。
■ 大風口那場戲，是導演李仁港對於登山電影一個前所未有的突破：以動作片和武俠風的基底，他設計了一場12個登山隊員在狂風暴雪中捆綁在一架梯子上艱難求生的場景，隨著風力的變化，綁著所有人生命的梯子像驚濤颶浪中的小船那樣失控飄搖、旋轉。
這是李仁港導演的想像與創造，或許就是影片東方敘事的一種藝術審美的展現，從文案排演、電腦排演，到現場排演，李仁港費勁了心思，也做足了準備。實際拍攝現場中，天寒地凍的深夜，以二十多個工作人員為一組，在兩邊巨大照明燈的照耀下左右分別拉扯著梯子，以製造在風中搖擺的效果，加上人造降雪和鼓風機吹出的狂風，整整拍了一夜。
「見到這段素材時，我完全被震住了，」任仲倫說。大家完全沒想到李仁港會拿出這樣的想像力和視覺效果。現在這段鏡頭成為《攀登者》的「驚艷之筆」。
完成每天的拍攝後，演員可以休息，其他人員可以休息，但導演還需要和整個攝製組開會，即使已經拍到半夜，導演仍要籌備第二天的拍攝任務。《攀登者》的拍攝過程中，最辛苦的莫過於導演李仁港。進度與質量，是高懸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絲毫不敢鬆懈。
李仁港的身體並不好，在拍攝過程中因為過度焦慮和勞累，曾一度惡化到尿血、需要就醫的地步。回香港就醫的話，一去就是三天，他耽誤不起三天。李仁港的哥哥特地從美國買了葯給他帶來，靠吃藥臨時控制住了病情。就這麼一天天地拍下去，一天天地熬過去，從冬天拍到了春天。
5一場世界海拔最高的關機儀式
低調拍攝了三個月的《攀登者》，需要一個能引起高度關注的關機儀式，將所有人的目光匯聚到這一焦點。上影團隊大膽提出：去西藏，去珠峰，做一場最高海拔的關機儀式！
4月9日深夜回到上海；10日，任仲倫和上影團隊一起探討起這個看起來有些瘋狂的想法。大膽想像，小心求證。任仲倫對徐春萍說：大家能去的則去，不能去的則不去。實事求是。
11日，徐春萍帶著先遣小組直飛拉薩，開始「探路」。
為了這次活動，國家電影局專門發函「保駕護航」。特別是西藏自治區黨委、給予了大力支持。所有文件，極速獲批。
最後定下來的進藏日期，是18日。珠峰關機的瘋狂想法開始付諸實施。
帶著一個150人的劇組進藏，首要就是安全問題。先遣小組聯繫了專業登山運動的應急保障隊伍，帶著所有的設備、專業人員和醫護人員一起隨隊。他們還準備了雙重保障措施，以及專業登山方面的一些保障，「高壓氧倉，有；救援飛機，也有」，所有的一切，都在短暫的幾天里迅速落實。
在拉薩，先遣小組去了一趟登山博物館。院里沒什麼人，安靜、空曠，桃花灼灼盛開，屋內的陳列品卻是一段壯美歷史的昭告：1960年和1975年兩次登頂時登山運動員用的鞋子、覘標、鋁合金梯，和薄薄的帳篷等實物。看著這些物件，大家思緒萬千——從文獻資料的閱讀、想到拍攝過程中種種情形，一切的源頭就在這裡，在這一件件凝結著攀登者心血、鮮血乃至生命的物品中。
13日晚上，徐春萍回到上海，開始正式籌備。150個人的團隊，七天的行程，她和自己所帶的團隊，僅僅用了四天就完成了所有安排工作。吳京、張譯一同進藏，張譯之前甚至沒有上過高原，年近七十歲的徐克也表示要一起去，這些藝術家的敬業和堅持，讓她備感責任重大。「在藝術家的稱謂之下，他們有一種『拚命』、不惜命的精神，如果他們都可以做到這樣，我們更應該如此。」
18和19日，大部隊陸續抵達拉薩。1975年勝利登頂珠峰的中國登山隊隊員桑珠也專程來到活動現場，在登山博物館為大家真情講述了中國登山隊勇攀珠峰的真實歷史。其中講到攀登者的犧牲經過，吳京淚難自抑，在場許多人也潸然淚下。張譯看到當年攀登者的手印，他用手掌貼上去，想與英雄的手相握，感受英雄的力量。
歷史自有其證，真實力拔千鈞，他們以電影為媒向登山前輩的致敬，將會把這段幾乎湮滅在歷史長河中的壯舉和精神重新帶回人們的視野，重新灌注進中國人的骨血。
從拉薩到日喀則，21日抵達定日縣城。這裡是離珠峰大本營最近的駐地，第二天清早，他們將驅車趕赴大本營舉行正式的關機儀式。
任仲倫已經是第三次進藏了。他表面指揮鎮定自若，其實血壓已經飆升至低壓136，高壓超過180，這是典型的「高山病」——高原性高血壓。徐春萍的血壓也在逐漸「攀升」。安全起見，不少人建議任仲倫不要去珠峰大本營了，他一一婉拒。「那時候，從內心來講，我是沒有退路的，我一定要去。」其實，他內心是有隱憂的，整個晚上擔心意外出現，靜靜等待到天亮。
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隨隊醫生會給大家分發提高氧含量的藥物，並及時監測血壓變化。有不少人出現了高原反應，嚴重的已經送醫治療，有人嘔吐不已，一吐就是幾個小時，不少人出現了血壓升高的狀況。
每天晚上，工作組都要開會復盤每天的情況，以及籌措落實第二天所有事項。有的人剛才還在打點滴，拔了針就過來開會。從營銷團隊到落地保障團隊、後勤團隊、醫護團隊，以及攝製團隊，有的是西藏本地找的，有的從北京趕來，有的從上海來，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彼此之前都不認識，將他們協調到一起，共同向著一個方向努力，本身就非易事。
有人幫他們拍了張奇特的工作照：桌子上，每個人面前有兩個瓶，一瓶礦泉水，另一瓶是壓縮氧氣，輪到說話的人細聲細語地講，不說話的趕緊補幾口氧氣。
大部隊到達定日，吳京和張譯主動要求去珠峰大本營過夜。為了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西藏自治區體育局局長尼瑪次仁派來的兩位專業登山教練起到了重要作用，陪同和保護他們一起上山。吳京和張譯準備了酒，在抵達大本營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斟酒並堆起一個小小的瑪尼堆，祭奠了所有登山前輩和葬身在這座山中的英魂。那一夜，吳京和張譯誰也沒有睡著，眼睜睜地等待天明。
第二天早上8點，陽光燦爛，40多輛車組成的車隊浩浩蕩蕩開赴珠峰大本營。
盤山公路走了許久，加上缺氧，每個人都昏昏沉沉的，結果一個轉角過後，眼前突然出現了一座高峰——珠穆朗瑪峰！那一瞬間，沒有其他言語可以形容，所有的疲憊、暈眩、身體上的不適一掃而空，他們終於到了珠峰腳下。
這幾乎是上天安排的完美一天：沒有一絲風，也沒有一絲雲，珠峰就這樣清清楚楚、安安靜靜地在所有人面前展現全貌。
儀式按計劃順利進行。國家電影局副局長李國奇、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鬍勁軍、西藏宣傳部副部長張曉峰等領導來到現場。徐克指揮了最後一組鏡頭的拍攝，與吳京和張譯在珠峰前擁抱。他連連說：不容易，不容易，「但我們還是到了這裡，這說明再困難的事情有自信去做的話，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的」。踩在海拔5200米的尖利碎石上，徐克有些激動：「1960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從北坡登頂的壯舉正是由中國攀登者完成的。既然是我們的高山，我們的腳就要親自踏上去。站在山頂，我們的眼前是多麼遼闊、多麼壯觀的遠景。」話音未落，現場掌聲一片。
主持最後的關機儀式時，任仲倫看到遠遠地飄來了一片雲，速度非常快，迅速遮蓋了大半陽光和藍天——沒過多久，頭頂開始飄雪。他趕緊調整方案，加快速度。珠峰的氣象瞬息萬變。後來他在影片插曲中寫了這樣的詞：山在哪裡？山在這裡，勇敢的攀登者出發在風雪中。
■ 如今大家所看到的劇組成員手拉橫幅在珠峰大本營合影，已是漫天飛雪，每個人都因為高原反應臉龐浮腫，每個人都因為完成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笑意吟吟。
經過這種體驗，讓每一個人心靈得到了洗禮。徐克對任仲倫說：我們應該走出大本營去沖頂了。《攀登者》的創作就此進入最後沖頂歷程。徐克導演就此擔當起重要責任。
——《攀登者》創下了世界電影史上海拔最高關機儀式的記錄。那天，關於《攀登者》的報道呈爆發性、直線式的上升，僅百度收錄的相關內容條目就超過5萬條。中央電視台、《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中國電影報》《每日經濟新聞》等媒體的記者們，親自登上珠峰大本營，紛紛發出現場報道。
6我們是共和國的一代人
那天儀式完成後，因為擔心天氣突變會帶來許多安全隱患，車隊趕緊回撤。下山路上，坐在1號車上，看著開道車上探身在外舉著小紅旗為後車引路的工作人員的背影，徐春萍感慨萬千：這也許是她生命中最艱難、也最寶貴的一次體驗了。她記得曾和任仲倫討論過，在和電影打交道的職業生涯中，籌拍一部電影就是幾年時光。像《攀登者》這樣全情投入到一部電影中的經歷，能有幾次？
電影的意義自不待言，對他們個人來說，這段經歷是一次職業理想的徹底「點燃」。就像《哈利·波特》製片人對任仲倫說的那樣，電影的每一個環節都是脆弱的，它都有可能毀掉一部電影。他深深知道，僅以「職業」一詞來對待，是做不出好電影的。電影需要傾盡全部心血澆灌，才會如花綻放。「像農民對莊稼的牽掛和辛勤，才可能有所收穫。」
■ 6月16日，上海國際電影節，《攀登者》劇組出現在開幕式上。第二天在上影「五號棚」舉辦「登峰時刻」發布會，掀起了又一波高潮。出品人任仲倫，監製徐克，編劇阿來，導演兼編劇李仁港，以及演員吳京、章子怡、張譯、井柏然、胡歌等一眾主創悉數到場，登山英雄桑珠、夏伯渝現場亮相，戲裡戲外，兩代「攀登者」同台傳承攀登精神。
章子怡在發布會上所說的話，某種程度上是整個劇組的心聲：「也許你一輩子沒有爬到過珠峰山頂，但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這座山不一定那麼高，但你永遠會有一個奮鬥的目標。」
對上影團隊來說，《攀登者》最大的意義，是通過一部影片，將我們國家最好的電影力量匯聚到了一起。「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如此迅速地因為一部電影而聚攏、聚攏後共同拼搏，這是對影片的信賴，對上影的信賴，當其中也包括對我的信賴。我們絕不能辜負。」任仲倫說。
「若干年以後我們的後人會怎麼看我們？也許說這是一群不要命的『瘋子』。也許說，這是一群付出的巨大代價，無怨無悔的『傻子』。但是我們可以很從容地告訴他們，我們就是共和國的一代人。」這是劇中的台詞，汪天雲始終記得任仲倫寫下的這些台詞。所謂共和國的一代人，就是新中國的一代人，是在1949年到現在70年的發展過程中成長、成熟、成功的一代人。「這些人秉承著以前的意志和未來的開拓，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度過了很多的艱難，這種艱難有天災有人禍，但是沒有動搖過。」
「通過《攀登者》，我們要表達的是一代代中國人克服萬難，為了達成一個目標的那種不屈不撓。整個過程中可能有憋屈、有磨難、有犧牲，為此甚至可能超越極限，但不言敗，不放棄，也不後退。」徐春萍說。
李仁港導演始終在高度壓力下工作。他與任仲倫每次見面的問候語是：昨夜睡著嗎？但是，在他看來：登山者是無畏的，拍攝登山電影也應該是無畏的。
致敬登山英雄，致敬新中國不斷前行的70年中各行各業的攀登者。一個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強盛，需要所有人向著同一目標努力攀登。
並不是每一個普通人都要去攀登珠峰，但人的一生，總會有一個目標，當我們把這個目標看做一座山，並朝著這個目標努力時，每個人，都能攀登到自己人生的最高點。
每個人，都是攀登者！
（本文收入《電影〈攀登者〉全記錄》，上海文藝出版社即將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