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的真情歲月——黃昆先生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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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聽過他講課的人都說聽黃昆講課簡直是一種享受。就拿他教普通物理那段時間來說,在物理通報上寫過多篇的文章交流鑽研教學的心得。

● 他常常夜裡工作,就用抽煙來提精神,養成了大量吸煙的習慣,也損害了他的健康。

● 黃昆先生是固體理論方面國際上的頂尖人物,可是他幾十年來帶的研究生很少,算下來不出十人,真正畢業的人數更少。

● 有一次,因為好奇,我沒大沒小地問黃昆,你媽媽對你娶個洋媳婦回來沒有意見?黃先生說,她們關係好得很,我母親非常喜歡她。

● 黃昆先生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對中國的半導體事業做出重大的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其中的功勞有李愛扶的一半。

作者 | 虞麗生(北京大學物理學院)

時光匆匆流逝,好似白駒過隙。昨夜的星辰一顆一顆地隕落,轉眼間黃昆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四年了。

星星雖然隕落, 但這顆星星的光芒卻永存在科學史冊上,也永留在我們所有後 輩的心中。

我雖然不是黃昆先生固體理論方面的嫡傳弟子,但我是他最早的學生之一,後來在北大共事幾十年,有過許多接觸, 五六十年前的記憶依然清晰。

我是應該把它寫下來,讓年輕人能夠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黃昆先生,而不只是一個偉大的標籤。

1951年我考入老北大物理系,黃昆先生是秋天以後才從英國回來的,所以我們那屆的普通物理課程是朱光亞授課,趙凱華做助教。黃昆來了以後給研究生開了講習班。

當時的老北大物理系的人數很少,四個年級的學生加起來才只有60多人。

朱光亞不苟言笑。課上課下都是一臉的嚴肅,眉頭緊鎖,黃昆比較活躍,喜歡開玩笑,說話幽默,批評人也是幽默帶著挖苦,所以學生和他接近沒有什麼顧慮,很隨便。

那時北大理學院在景山東街的一座王府里。系裡教師並不多,單身教師都住在王府最後一進的小院里,就在我們實驗室後面。

1951年的冬天,學校開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師生混編,我剛好和黃昆先生編在一個組裡,還有張宗燧,胡寧等教授。

朱光亞是沒有參加的,他被調到朝鮮前線板門店去做翻譯了。

開會都在這些單身教授的房間里。

當時我就是一個剛滿17歲的孩子,好奇又好動,他們在作批評和自我批評,而我只是睜大了眼睛聽這些好玩的故事。因此也就和這些年齡比我大一倍的老師們混得熟了,在以後的接觸中常常也會口無遮攔,沒大沒小。

黃昆先生那時就表現得很進步,他在思想上也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認識,適應新中國的環境。他那時已經有了英國的女朋友,是他在利物浦大學的同事Avril Rhys,他們曾經共同發表過關於F-center的文章。

黃昆那本經典著作《晶格動力論》也已基本寫完,他也能預見到這本書會奠定他在固體物理學界中的地位,留在國外發展是前途無量的。但他抱著要為新中國的建設大展宏圖的決心回國了。

1952年的春天,Avril Rhys一個26歲的英國姑娘,孤身一人飄揚過海來到在西方人看來完全未知的一個國家,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愛情的力量太偉大 了。

她先到香港,由黃昆的大哥黃燕替他買好了到塘沽的船票,黃昆到塘沽去接的。到北京以後在北京飯店住了三天,就和黃昆完婚,搬到那個黃昆的單身宿舍里安家了。

從此以後他們琴瑟和諧,風風雨雨,相濡以沫53年,直到黃昆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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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昆先生的結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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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黃昆80大壽,與夫人一起吹蠟燭

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搬到燕園,黃昆就教我們下一屆1952入學的普通物理。他一心一意鑽研教學,把北大的普通物理教出了一個樣板來。

我們三四年級時的固體理論課程和半導體物理課都是黃昆教的。所有聽過他講課的人都說聽黃昆講課簡直是一種享受。

他首先把物理概念交代的非常清楚,使學生的腦子裡有一個清晰的物理圖像,然後再用數學的公式嚴格推導。他講課和做學術報告,即使是這個領域裡的外行也能聽明白。

我在北大工作幾十年,國內國外聽過無數的課,沒有一個 人能把課講的那麼好。

這不是技巧問題,是學術水平功夫深厚。

他備課是花很多時間的,是把物理問題吃的很透,有十分的底子才能夠在課堂上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三分來。

就拿他教普通物理那段時間來說,在物理通報上寫過多篇的文章交流鑽研教學的心得。

給我們講固體理論課時來了很多旁聽的人,大的階梯教室都坐滿了。正經的北大學生反倒要早早地去搶佔位置。

他講課時如行雲流水,一環扣一環,聽課的人真的很享受地把知識學了。

1954年我聽這門課的筆記我記了兩大本,一直保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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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課筆記

黃昆先生對世界前沿科學的發展也極為敏感,美國的肖克萊,布拉坦和巴丁等人發表了半導體晶體管的放大現象,他很快就看到了這一領域的重要性。

1954 年就在北大物理系物理專業固體物理專門化設立了半導體方向,學生十人,我就是這第一屆半導體方向的學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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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55年的畢業照,坐著的是黃昆,蹲在他旁邊的唯一的女生就是本文作者

同時他還和王守武等專家一起,在國家十二年科技規劃中特別提出要集中力量快速培養出一批半導體的技術骨幹。

中央批了,由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和東北人民大學(現在的吉林大學)的三年級學生中選拔出一批約兩百多人,和一些教師集中到北京大學辦一個五校聯合的半導體專業(當時叫做專門化)。

從1956-1958年,積累經驗,然後各校回去各自辦半導體專業。

當然這個重任就落到了黃昆自己的身上,他擔任了教研室的主任,從人員的調動組織到課程安排到教學大綱和科研的方向選擇等各方面,黃昆都親自過問和參與。

同時,他還主講了固體物理課程,還和謝希德聯合主講了半導體物理課程,編寫了中國第一本《半導體物理學》的書,於1958年出版,這本書在一段時間內成了各校半導體專業的教科書。

這樣大的工作量讓他十分疲勞。他常常夜裡工作,就用抽煙來提精神,養成了大量吸煙的習慣,也損害了他的健康。

有一次早晨看到他帶了一頂帽子來上班,他突然把帽子一掀變成一個光頭。

大家十分詫異,問他,他說就一夜之間頭髮全部掉光,大概是鬼剃頭吧。不過他還幽默地說,這倒好了,不用再花時間理髮了。

在這期間,他的那本《晶格動力論》也在中國出版,並且得到了一等獎,拿到了獎金。我們每人獲贈一本,他還請我們全教研室的人到全聚德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烤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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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存至今的兩本書

在這期間,教育部為北大請了一位蘇聯專家來進行半導體實驗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就被派去做了蘇聯專家的全職俄文翻譯,包括講課、報告會和專家指導的學生的討論會、專家和黃昆之間的工作會的翻譯工作。

雖然我們都很清楚,無論是名氣和水平,黃昆都比專家強的多,但他對蘇聯專家還是十分尊重,對其工作也很支持,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和系裡其他的蘇聯專家他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誼,例如瓦西里耶夫、科諾瓦洛夫和謝曼等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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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車站送謝曼專家回國,前排蹲著的右起第二人是黃昆

五校聯合半導體專業這一個戰略性的舉措為我們國家半導體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

辦學的時間也是非常及時的,當肖克萊等三人在1956年得到諾貝爾獎的時候,我們的聯合半導體專業已經開辦了。

這批學生有1957年畢業的,也有1958年畢業的,他們分配到全國各地,像種子一樣在全國各地全面開花,推動了我國的半導體事業的發展。

三十年後,1986年我們又重聚在一起,每個學生都是各地半導體企業和學校半導體專業的領軍人物。而由他們又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半導體人。

還要說明的是,清華大學也派了8位學生旁聽了我們的主要的課程,後來也都成為清華的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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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校聯合半導體專業學生合影,第二排左起第 8 人是黃昆

黃昆自己是做固體理論研究的,但是他很重視實驗研究, 尤其重視實驗室的建設。

他經常說,實驗工作才是根本,我們根據文獻開了晶體管原理的課程,講晶體管課的人都沒有見過晶體管。我們一定要自己做出晶體管。

五校聯合半導體專業結束以後那兩年,北大著重進行了實驗室的建設。

除了蘇聯專家在的時候就建設的同位素擴散研究實驗室外,由莫黨領頭建設了硅單晶提純實驗室,首先解決半導體的材料問題。同時也開展了晶體管的實驗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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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聯合半導體專業教師合影,前排左起第7人是黃昆,第8人是南大熊子敬, 第10人是謝希德,後排左起第一人是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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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1986年)後又在北大重聚,前排中間花籃後面是周培源和彭佩雲,右面是謝希德,周培源左面是陸平、黃昆,周培源後面站著的作者

那些年經歷了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等我1963年底留蘇回來又回到教研室工作時,黃昆先生正在籌辦成立固體能譜研究室,我就參加了磁共振實驗室的建設。在建的還有晶體光學的研究室。

北大校長陸平對黃昆的工作也是大力支持。陸平曾說過,好人好馬好槍先給黃昆。

所以黃昆讓我組織人手到清華大學、天津大學等工科院校招一批大學畢業生。

他認為工科院校的畢業生動手能力強,可以更快的把實驗室建立起來。

同時也到中專招一批實驗員,配套把實驗室運轉起來。設備也是自己設計在外聯繫合適的工廠做起來,一切都從自力更生的精神出發。

正當我們熱火朝天幹起來的時候,好景不長。四清運動開始,山雨欲來風滿樓,學校里變得十分不安定,緊接著文化大革命開始,一棒打得人們暈頭轉向。

漫長的十年動蕩使這些努力都化為泡影。黃昆也受到了猛烈衝擊。

直到文革結束,鄧小平一句話把黃崑調去了半導體所,開始了他的第二段征程。

黃昆先生是固體理論方面國際上的頂尖人物,可是他幾十年來帶的研究生很少,算下來不出十人,真正畢業的人數更少。

他選嫡傳弟子條件非常苛刻,必定是他真看的上眼的才行。

我問他為什麼不多帶一些,多培養一些人才,自成一個學派,別人都一大波一大波地帶研究生呢。

他的回答是,頂尖的理論人才是需要,但不用太多要少而精。需要更多的是實驗工作做的好,又有較高理論水平的人。

這也許是他對科研工作人才結構的想法吧。

黃昆自律很嚴,一家人的生活也極為簡樸。

記得1952年院系調整時系裡要給他的夫人安排工作,她在英國的大學畢業,起碼也得是個助教吧。

但黃昆堅決不同意,只同意安排一個實驗員的工作,他說因為中文不好,沒法做教學。

黃昆為他的夫人起的中文名字是李愛扶。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按照英文的發音起的。

他的第一個研究生曹昌祺給他開玩笑地說,直接就叫李愛夫好了,我說愛丈夫,還要扶養孩子這才全面。黃昆笑著說,你們就自己胡說八道吧,抬腿就走了。

李愛扶很努力學習中文,進步很快。

記得五十年代中期,我畢業以後留在半導體教研室工作,那時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兒子,都還很小。

黃先生教學任務繁重,常常夜以繼日地備課、討論。李先生除了工作外還要承擔起全部的家務,還要學習中文說和寫。

有一次我去她家,和黃先生討論完了教研室的事,就走到他們的大房間里去看看李先生和孩子們。

只見兩個孩子在床上玩,一個在蹦,一個在爬,一床的小紙片和舊照片,而李先生自己坐在書桌前,一筆一划地在小學生用的小方格本上練習漢字,寫得非常工整。

為了李先生更好地掌握中文,他們在家不說英語。因而兩個孩子都說的一口地道的京片子,都是長大了以後才學的英語。

五十年代我在黃昆的家裡見過黃昆的母親,一個非常乾淨利索的老太太。當年黃昆大兒子出生時她六十歲,所以小名「慶六」。

我知道她是大家閨秀出身,而且對兒媳婦要求很高。

有一次,因為好奇,我沒大沒小地問黃昆,你媽媽對你娶個洋媳婦回來沒有意見?黃先生說,她們關係好得很,我母親非常喜歡她。

這是真的,像她這樣的賢妻良母在中國人里也是極少見的。

黃昆先生無論做什麼事她都是無條件地支持,而自己一個英國大學物理系本科的畢業生,甘願勤勤懇懇只在實驗室里做了一輩子的教輔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金而毫無怨言,在中國有幾個人能做到?

黃昆先生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對中國的半導體事業做出重大的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其中的功勞有李愛扶的一半。

她工作中和生活中待人真誠,沒有任何私心,完全不關心名利,不追求,甚至是討厭追求名利和享受,生活簡單而快樂。

和她接觸過的人都能感覺到,她的善良和真誠不是刻意做出來的,而是來自她的內心本身。她在物理系的人緣之好勝過所有的中國人。

文化大革命時期,黃昆先生受到衝擊,但是物理系沒有一個人說李愛扶一句壞話,沒有一張大字報是針對她的或是捎帶上她的。

他們家自從上世紀50年代初搬到北大中關園那個70平米的房子里以後一直就住到去世。雖然後來科學院在黃庄給了他們一套五間的院士房,也只在黃昆逝世前兩年,因為黃昆坐輪椅轉不開又下不了樓,才去住了兩年。

我曾經去探望過,幾乎所有的房間都是空的,只有幾樣傢具、床和桌子之類。

黃昆去世以後李愛扶馬上就搬回了中關園,直到她自己2013年去世。

黃昆去世後,2007年春節聚餐時我坐在她的旁邊,閑聊時我問她,你是不是要回英國定居了?她說,我為什麼要回去,我是中國人,這兒才是我的家。

她早已把她的心和一切融入了中國。她在中國61年,凡是接觸過她的人對她的品德都從心中欽佩。

2013年,87歲的李愛扶先生在中國離世。

有一次我聽半導體所的同志講他們有些怕黃昆,其實黃昆是很隨和的。

六十年代初期黃昆家裡有一台蘇式的黑白電視機, 凡是有重大節目,教研室年輕教師都涌到他的家裡看電視,房間里擠滿了人,許多人就爬到他家的大床上,還有人甚至站在大床上。

當時我不在國內,後來聽陳辰嘉說起這事,我說,我就已經夠放肆的了,你們比我還瘋狂。

教研室的年輕教師林福亨得了肺結核,在北醫三院動手術失敗,生命垂危。是黃昆設法把林轉到阜外醫院重新手術,同時黃昆用他那本書的版稅在英國託人買回來特效藥才救回了一條命。

林福亨總說黃昆是他的救命恩人。

黃昆對香山情有獨鍾,一有空就要全家去爬香山,甚至帶著教研室的年輕人一同去玩。

下圖中前排左起第3人是黃昆, 後排右起第二人是李愛扶,最前排的小孩是他們的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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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留影

1989年黃昆七十大壽的時候,北大物理系曾給他辦了一個隆重的慶祝活動。系裡決定要送一幅對聯,請書法家寫了以後送給他。

他們找了一些人起草,拿來以後,無非都是什麼,人生七十古來稀、桃李滿天下之類的。

甘子釗打電話跟我說,你了解他,你寫一個吧,反正你剛好摔斷了腿,哪兒也去不了。

我就按黃昆的經歷,用白描的方式寫了下面這幾句:

渡重洋,迎朝暉,心繫祖國,傲視功名富貴如草芥;攀高峰,歷磨難,志興華夏,欣聞徒子徒孫盡棟樑。

這也是我對黃昆的認識的總結。沒想到他們還真的就採用了。現在這副書法家寫就的長對聯已經被他的小兒子拿去保存了。

1999年黃昆八十大壽時王陽元牽頭在小湯山九華山莊為他辦了一個小型的慶祝會。

吃飯的時候王陽元頻頻向我敬酒,讓我再寫幾句,他們要用光刻鍍膜印在矽片上送給黃昆。

我一再推辭說江郎已才盡,沒有這個能力了。後來回來以後忽然靈機一動,寫下了四句話。

他們採取了頭尾兩句刻在了矽片上:

一流學者譽全球一代宗師惠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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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擺件現在保存在北大圖書館的黃昆專櫃中。

後來我見到黃昆時,我說你好好活著,到九十壽辰時再給你寫一個。他說,好啊!可惜他86歲就去世了。

現在他百歲了,我就寫這篇文章深深地懷念他。

歷史就是一代接著一代人的走過。

他們這一代人已經走過去了,他們中的許多科學家為了中國的強盛,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做的貢獻和犧牲會永遠記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長串的科學家的名字,會成為中華民族後輩們的驕傲和榜樣。

我寫這篇回憶文章也是要寄語現在的學子們,你們是幸運的,在老一輩科學家少年和青年時代,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把中國踏得山河破碎,偌大的華北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學生們只能流亡到西南求學,然後萬里負笈出洋深造。

新中國成立,學成的他們都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白手起家,把新中國的各項科技工作搞起來。

而我們這一代人童年也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大學畢業後跟隨我們的老師們一心要把科技事業發展壯大。

但畢竟我們那時的國力有限,工業水平低下,國外禁運,所有的儀器設備都要自己動手設計和製造。縱使有再好的理論設想,沒有實驗的條件也無法實現。

而你們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中國已經具備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國門開放,和世界的交流頻繁。

相信你們一定能發揮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繼承先輩們勇往直前永不放棄的精神,把我們國家的核心科技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會受制於人。

半導體的學子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重任在你們這一代的肩上,勝利也在你們這一代的手中。

本文轉載自《一代宗師 厚德流光——紀念黃昆先生百年誕辰》(科學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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