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想了解過一個罪犯的家庭?
你有沒有想了解過一個精神病患的世界?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我們與惡有多遠?與惡人有多遠?
近期,由賈靜雯、溫升豪、吳慷仁等人主演,幾個台灣電視台共同推出的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已經播出四集,一經播出便口碑爆炸,豆瓣評分為9.3,IMDB 9.0,被稱為是台劇的新巔峰。
該劇講述了一次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支離破碎的幾個家庭、被牽扯的幾個人物之間的糾葛與自我掙扎。
這是賈靜雯相隔十五年再次接台灣戲劇,童年女神再次回歸台灣小熒屏,顏值與演技依舊十分能打。
她扮演的宋喬安是一位新聞電視台的總裁,職場上雷厲風行,霸氣十足,但在家庭中,她的兒子在兇殺案中不幸遇害,個人與家庭都受到極大的衝擊,與丈夫面臨離婚,與女兒關係不和。
另外一位主演吳慷仁,幾乎是台灣電視金鐘獎(相當於美國艾美獎)的親兒子。
他獲得過最佳男主和最佳男配角各一次,還有最佳男主的提名兩次。他飾演的是罪犯的辯護律師,飽受社會輿論的詬病和譴責。
而這個律師,究竟在堅持著什麼?
該劇揭露了很多之前不被關注的問題,將扭曲的社會、壓抑的人性拋出來讓我們思考。
劇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掙扎與煎熬,一個個矛盾打成了死結。
它不是讓人覺得過癮的爽劇,反而處處都在剋制。
可揭露傷疤的過程,往往都是令人痛苦的。
涉及到的第一個家庭是兇手李曉光的家庭。
李曉光在劇院門口開槍無差別開槍掃射行兇,造成9死12傷。
兇案發生後,李曉光父母和妹妹在輿論的壓力下,只能戴口罩出門,經常接到辱罵電話,經營的麵館被人打砸。
對公眾來說,憤怒,積壓了太多太久了。
李曉光是殺死九條無辜人命的劊子手,窮凶極惡,罪該萬死。這個人傷害了這麼多的家庭,那他的家人也不要好過。
這對父母想道歉,卻不知道如何面對公眾,更不知道如何表達。最後站在鏡頭面前,向大眾跪下磕頭。
可公眾領情嗎?
輿論說:「作秀罷了」「下跪,換不回九條人命。」
不管做什麼,兇案發生之後,他的家人就已經被輿論釘在了恥辱柱上,無法翻身。
一直以來啊,我們習慣於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去批判別人,以心中的正義去審判現實中的惡人。
網路上的口誅筆伐,現實中的恐嚇威脅,又何嘗不是我們這種假以正義名分的人的狂歡?
我們心中這對父母是惡的,新聞媒體便大肆渲染他們的負面形象,但凡對他們有一點的憐憫或者同情,都會被網路暴力指責。
因為沒有人會有興趣,他們賣掉房子來賠償受害者家屬的事情;也沒有人有興趣,殺人犯的親人每天活的有多麼痛苦;更不會有人有興趣,他們以後的生活該如何度過。
為什麼要同情他們?同情他們的話,受害者的家人怎麼辦?
誰讓他們是殺人犯的家人,他們的身體中流著殺人犯的血。
所以他們又該如何站出來,來面對公眾的眼光。
李曉光的妹妹只能改名,以「李大芝」的新的身份才能活下去,因為媽媽說「家裡要死就死三個人好了」。可她即使改了身份,心裡卻有深深的陰影,總是低著頭,沒有自信。
電影《無人守護》中說「過去曾多次出現,罪犯的家人因飽受媒體譴責而自殺的事例。」所以案件發生之後,誰來保護罪犯的家人呢?
他們的心中,又何嘗不是百般痛苦與煎熬。
他們真的是惡人嗎?他們惡在哪裡呢?
我們對這些毫無招架之力的人的現實和精神層面的攻擊,又真的是善嗎?
而成為公眾憤怒宣洩對象的,不止罪犯的家屬。
還有第二個家庭,李曉光的律師王赦一家。
開篇不久便是王赦被受害人家屬潑糞的鏡頭,他被罵做「為罪犯開脫的屎尿人渣」。
大多數人會認為他是為了錢財或者是其他利益才為犯人辯護。
但他其實有自己的考慮。在他的女兒被精神病疑似劫持之後,他也選擇去幫助這位「劫持者」。
因為一直以來,他都希望能找到案犯行兇的原因、轉變的轉折點,以避免發生更多這樣的事情。只是在大眾的眼中,他這是助紂為虐。
但是,從王赦的角度來講,他希望盡自己所能去幫助這些案犯,因為就算是被社會討厭的人,也有司法保障的權益。
在某知識問答社區上,用戶「學長在搬磚」有一句話說的很好,「整個世界都認為一個人該死,包括這個人自己也覺得自己該死,這個時候還有一個人站出來去質疑他是否該死,是我們對生命的最大的謹慎,這種謹慎就是律師的作用。」
這是對生命的最大尊重。
正是受害者也有辯護律師,儘力做大努力去平衡,來最大化事情的真相,才更能增司法的可信度,才更加增加了司法的理性,而不是被情感所左右。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為罪犯開脫的人,因為我們害怕罪犯會逃脫制裁,但是對於律師來說,這就是他們的職責。
所以這個律師,真的是惡人嗎?
第三個家庭是受害者家庭,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宋喬安一家。
宋喬安原本美滿的家庭,因為李曉光的出現,變得支離破碎。
她的兒子天彥在劇院被槍殺,此後,她活在深深的自責當中,患上PTSD,不敢進天彥的房間,腦海中經常重現當天的場面,只好用酗酒來麻痹自己,瘋狂工作來掩飾自己。
以至於她和老公面臨離婚危機,對女兒缺少很多關心,經常吵架。
女兒不願意和她住在一起,不理解她,甚至質問她「你為什麼不和天彥一起死掉算了。」
喬安在工作的壓力和家庭的事務中苦苦掙扎。
而她的老公,身份也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是受害者家屬,他希望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而另一方面,他作為媒體工作者,又希望找到事情發生的原因。
的確,將案子判一判刑就結束了嗎?
真相呢?
《匹諾曹》里有一句話:「真相就像碎片一樣散落在四處,從來不肯讓我們看到它完整的面目。」
喬安說,真相只會怪我們的社會體制出了問題。可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教育體制永遠控制不住那些加害者。如果兇手犯案之後都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那死去的天彥又算什麼?」
是啊,如果兇手不用承擔法律責任,誰為受害者買單?
但責備兇手的家屬有用嗎?
沒有用的話,那又該責怪誰呢?
追尋真相的人,越來越少了。
我們看到的是,媒體為了博眼球,奪關注度來對待新聞,為了一點點收視率的上漲而興奮不已。
其實喬安又恰恰是這樣一個新聞工作者。
李大芝說「編輯才能還原世界的全貌。」
可是在新聞的世界裡,真的可以還原世界的全貌嗎?新聞,似乎只是給了大眾他們所想要的真相,編輯所還原的,又似乎只是一個給公眾泄憤出口的擬態世界罷了。
理想和現實,難以兩全。
第四個家庭是李大芝的房東家。
李大芝的房東有一個天才弟弟應思聰,只是始終憤懣不得志,拍片時欠債,再加上女友的過世,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打擊。
壓力之下,他做出了一些精神失常的行為,後來經檢查發現,應思聰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們對待精神病,一直是「談之色變」。我們認為他們很瘋癲,他們情緒多變、陰晴不定,他們是社會中的一枚不定時炸彈,而他們傷了人還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於是社會給了他們更多的歧視,甚至是唾棄。
「誰會願意和家裡有精神病的人結婚。」
精神病患者以及他們的家人,全被「恥辱」所籠罩。
可是,有多少精神病患者,忍受著不忍直視的強制醫療手段;有多少精神病患者,被關在家中的小屋子裡度過終生;又有多少精神病患者,一次次想證明自己是正常人,只是想要自由,想要回到他們的家。
「讓我回家吧」
「我不會再打人了,我知道錯了,對不起」
「帶我回家吧」
有人說,「治亂世用重典,應當對精神病集中管理,不能任由他們流竄,提高強制住院門檻。」
可他們其實只是病了,只是他們的病有些特殊而已。
在我們眼裡,他們是非正常的。而因為我們的擔憂,警察和管理者就可以隨意限制這些生病的、無傷害他人行為的人的自由。
個人的權力何在?
就像王赦說的,為何我們這些正常人不能多用一點心,多一點我們擁有的能力,給這些生病的人。
可我們,標榜著正常人的我們,卻一直在妖魔化他們。
這部劇中,案犯的家人,其實只是幾個普普通通的人,罪犯的辯護律師,其實有著自己更多的思考,精神分裂者,其實並無傷人之欲。
那些我們口中的惡人,或許沒有那麼惡,而標榜著正義的鍵盤俠,或許,也沒有那麼善。
我們常說,懷有一顆赤子之心,也許劇中的矛盾一時間還無法徹底解決,但依舊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被善良以待。
因為有時候,這一切,可能真的並不是他們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