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a
「女孩子嘛，不需要讀太多書，有一張漂亮的大學文憑當作嫁妝，當個家庭主婦就可以了。」很久以前，一名同班的韓國女孩對筆者的一位朋友說道。那是一所全世界排名TOP20以內的藝術類院校。在聽到這句話的當下，以及朋友轉述的瞬間，彼此都難掩震驚：21世紀了，還會有人信奉這樣的觀點嗎？但她並不是唯一抱持這樣看法的韓國人。
在閱讀和觀看《82年生的金智英》書籍及電影時，這個疑問得到了解答：韓國女性，她們被犧牲著，也被塑造著，漸漸對男權話語體系深信不疑，比如「賢妻良母是女性的終極價值追求」「女性隨年齡和容貌衰減而貶值」「職場女性終究需要回歸家庭」，並奉之為真理。
近日上映時，許多韓國女性因感同身受而在影院抽泣不止。儘管性別歧視乃至性別暴力問題在中日韓三國都並不罕見，不過，韓國顯然是其中問題最嚴重的一個國家，也因此引發了韓娛圈絡繹不絕的女星自殺悲劇。
這是一部在Naver網站上，「韓國女給出9.12分，而韓國男給出1.45分」的現象級電影。在豆瓣上同樣評分高達8.7分。當女性電影照進男權社會現實，引發的無盡爭議與衍生討論帶來的社會影響，早已超越了電影作為娛樂載體的意義本身，而上升到電影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議程設置社會意義。而如何以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爆款，韓國電影也作出了可借鑒的示範。
金智英身後的崔雪莉、具荷拉……性別暴力與韓娛圈魔咒
金智英，這是80年代生韓國女性最常見的名字，代表著千千萬萬個女兒，妻子，母親，她們被稱之為「XX太太」「XX媽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自我和事業，成為抑鬱症高發群體。
在職場上，她們無論多麼能幹努力，也無法得到同輩男同事的頭銜職位，一層看不見的天花板擋在她們頭頂上。女廁所里安裝了攝像頭，金智英的朋友被偷拍，男上司拿到照片後沒有報警而是傳閱。在家庭聚會時，她們變成了「透明人」——在廚房裡忙裡忙外，無人關心她們累不累。在孩子哭鬧時，她們又變成了眾矢之的。
重男輕女無處不在：父親出差，弟弟得到了昂貴的鋼筆，金智英得到的是練習本。過節時永遠只能回婆婆家而不能回娘家，被婆婆不停使喚。弟弟探望金智英和外甥女，問父親智英喜歡吃什麼，父親回答紅豆麵包。到了智英家，她卻笑著說：「女兒隨我，從來都不吃紅豆麵包的，吃倒是也能吃，但是會把紅豆摳掉，我愛吃的是奶油麵包啊。」
觀察某事物是否合理，只需雙方角色身份對調一下，情況立刻改變。女主長期負擔著主要家務，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丈夫稍微做點洗碗的活兒，立刻被視為「完美」「智英何等的福氣才能找到你」。頗具天賦的女主金智英（鄭有美飾演）不得不辭職在家帶孩子數年，而當孔劉扮演的丈夫鄭大賢表示，可以申請休假在家帶孩子讓妻子去上班時，婆婆對金智英怒罵道，「我兒子的事業才剛起步，你想毀掉他的人生嗎？」
電影里有部分取材自作者趙南柱親身經歷的情節。比如金智英打碎了一個咖啡杯，被旁邊路人蔑稱為「媽蟲」（網路用語，「媽媽+蟲子」造詞，貶義，指沒有收入，專靠老公，在家帶孩子的全職媽媽，或是在公共場合無法管教喧鬧幼童的全職媽媽），就是趙南柱本人曾經親身接受過的辱罵。
最令人震撼的是片中帶有一絲奇幻色彩的設置：得了抑鬱症的金智英偶爾會被自己的外婆「附身」，變身成另一個人。通過回憶，觀眾看到這樣的男女不平等可謂代代相傳：金智英的媽媽成績很好，卻為了供養哥哥讀書當了女工，懷了第三個孩子是女孩，只能被迫流產。通過「變身」，借智英之口，喊出了外婆從未來得及傳達的心聲：「我也想讓我的女兒回家啊！」「女兒啊，對不起……」
事實上，女主的人生配置已經算得上是「高配玩家」，她沒有經歷家暴，出軌，有一個「完美丈夫」。更多不及她幸運的韓國女性生活在更暗無天日的世界裡。
將筆墨集中於日常生活中細思極恐的司空見慣現象，使得原著和電影遭到了許多韓國男性的激烈抵制：原著出版，被評為2017年韓國社會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銷量過百萬冊摘下多個榜單第一，獲得總統文在寅推薦。但偶像組合Red Velvet成員Irene在ins PO出了這本書，就被貼上「女權主義者」標籤，被男粉絲Anti、燒掉照片。女主鄭有美（鄭裕美）遭遇組團式網路暴力。有網友仿原著寫了一本《90年生的金志勛》，講述男性需要面對的兵役、彩禮、婚房等沉重負擔——但這剛好只是男女不平等帶給男性的另一種桎梏。《韓國先驅報》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韓國20-30歲男性中，有超過76%的人持「反女權主義」的觀點。本片從某種程度上詮釋了「2019年韓國預計將創下世界最低生育率記錄」的原因。
與《82年生的金智英》同期被熱議的是一部金球獎熱門之作、斯嘉麗·約翰遜主演的《婚姻故事》。後者因為在婚姻里逐漸迷失了自我，而毅然選擇離婚。而金智英遭遇的一切，後者是無法想像的。所處社會差異，導致意識形態表達階段也天差地別。
將電影與韓娛圈現實兩相對照，是觸目驚心的性別暴力與犧牲者們：財閥資本家把持政治，物化女性，李勝利旗下夜店被曝出性招待、涉毒等一系列醜聞，今年5月報道稱其拘留令被駁回，在崔雪莉疑因抑鬱症自殺幾十天後，她的藝人朋友具荷拉疑因同樣的原因選擇了自殺。
現實主義題材創作啟示錄
現實主義題材是近年迅速崛起的韓國電影最令人矚目的一面大旗。這與其創作環境不無關係。
80年代，韓國展開了廣泛的民主化運動，電影界人士將1973年修訂的電影法視為「惡法」加以抗議，1985年第五部電影法規定，將「許可制」改為「登錄製度」， 保障獨立出品公司的自由活動，電影製作公司從20個迅速增長至120個。1980年，電影製作者協會和影評家協會提出「取消對電影劇本的事前審議」提案，1987年《電影界人士101合同決議》要求進一步放開題材，1996年對電影事先審查制度被判違憲。1990年，青龍獎恢復，1996年釜山國家電影節啟動，另外，反對直配進口電影的鬥爭也有利於本土電影崛起。
當政治、犯罪、法律、性等最容易挖掘複雜深度的敏感現實題材都不再是禁忌，再加上國家政府以及民眾的支持，儘管有著市場狹小的不利因素，韓國類型片的飛速發展也並不令人意外。在此背景下，2011年，根據韓國光州聾啞障礙人學校仁華學校性暴力真實事件改編的《熔爐》上映，該片推動韓國出台《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又名「熔爐法」）。
2013年，根據未成年人被性侵事件改編的《素媛》上映後，韓國民眾多次舉行集會遊行。該片與《熔爐》共同促進了韓國反性犯罪法案的進步。
同年，根據前總統盧武鉉擔任律師期間的「釜林事件」為原型創作的《辯護人》上映之後，次年2月份將片中的五位人物原型最終改判為無罪。
雖然韓國與我國現實主義題材創作自由度目前存在著較大差異，不過，戴著鐐銬的舞蹈同樣也能夠引發整個社會的共鳴，是最有可能誕生口碑與票房雙雙走高的潛在爆款類型。從反映兒童拐賣問題的《親愛的》，到豆瓣評分9.0分、成為去年票房冠軍的里程碑之作《我不是葯神》，到反映家庭教育問題的青春片《狗十三》，再到今年11月上映，反映校園暴力和教育問題的黑馬之作《少年的你》，現實主義始終是創作脫離懸浮回歸本質引發集體共情的良藥，對社會問題發出拷問和推動社會機制變革的力量，也是當下政策所倡導的創作方向。
那麼，中韓兩國的現實主義創作帶來了哪些啟示？縱觀上述成功作品，大多把現實主義與治癒系、黑色幽默等其他元素進行了結合，或是進行商業類型片包裝，為其帶來了商業表現方面的保障；「主旋律現實主義」或將成為未來主流的安全範圍選擇，例如改編自真實事件的《中國機長》《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等。
電影可能是弱小無力的，一部現實主義電影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現實，就如同《82年生的金智英》引發整個亞洲範圍內的討論，但並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韓國男尊女卑的現狀，但至少，種子已經被播下；電影可能也是強大有力的，時間流逝，不合理的法案會更改，領導人會更迭，而有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影片仍然長久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