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一：核電站重啟後，日本東京首相官邸第一次抗議活動。坂本龍一一身西裝，黑框眼鏡，語氣平和：「我也反對核電站重啟，大家不要因為一兩座核電站重啟了就灰心喪氣。這是一場持久戰，我們要下定決心，堅持到底。」
鏡頭二：路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學，前日本海嘯避難所。 坂本龍一身穿黑色西裝，黑色高領毛衣，發如雪，唏噓的胡茬，因病略顯沙啞的嗓音，謙遜的態度，問好。告訴觀眾冷的話站起來活動一下也無妨。大家怎麼舒服怎麼來。坐定，《戰場上的聖誕快樂》的主題音樂響起……
鏡頭三：坂本龍一早餐，切好的水果，有香蕉、奇異果、蘋果和可能是梨，一壺茶，清淡。餐後，各式各樣的藥物一小堆兒，放在一張亞麻手絹上，因為手術，唾液分泌量是常人的70%，吞咽困難。神情平靜，無喜無悲。
這三組鏡頭來自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的開篇，三組鏡頭，勾勒出坂本龍一的三重身份：社會活動家、音樂家、病人。2014年7月，日本著名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確診咽喉癌，遂中止工作。關於坂本龍一患病和康復的故事，記錄在另一部紀錄片《坂本龍一的700天》里，而這部紀錄片，這記錄了他另外兩個身份的故事。
坂本龍一最為人所熟知的身份當然就是電影配樂了。而這一切，開始於日本導演大島渚的那部《戰場上的聖誕快樂》。影片拍攝於1983年，導演大島渚找到坂本龍一出演這部電影，而受寵若驚的坂本龍一則打蛇隨棍上，聲稱如果讓我配樂，我就參與演出。好在大島渚導演答應了，讓我們不僅收穫了傳世金曲，還讓我們有幸目睹兩位音樂巨人坂本龍一和大衛·鮑伊在銀幕上相愛相殺。
這部電影讓作為音樂人的坂本龍一聲名鵲起。幾年以後，他又接到一個演員的工作。在貝托魯奇的電影《末代皇帝》里出演角色。影片拍攝輾轉於北京、瀋陽、長春等地（紀錄片里出現了長影），來到長春之後，一天導演突然說，龍一，你給溥儀在長春「登基」這場戲配一段音樂吧。原來在這兒等著他呢。1988年坂本龍一憑藉《末代皇帝》獲得第60屆奧斯卡最佳原創配樂。
到了1990年，坂本龍一參與貝托魯奇的電影《遮蔽的天空》的配音工作。一天夜裡，當樂隊都已經準備好錄音時，貝托魯奇突然說，龍一啊，音樂開頭的部分我不喜歡，能不能改一改？這個要求讓坂本龍一很撓頭，他認為這不可能辦到，而且四十幾個人在那等著呢。貝托魯奇悠悠地說道：如果是莫里康內，就肯定能做到。坂本龍一吃了這個激將法，他能我也能。
坂本龍一說：「電影配樂工作其實是一項很被動的工作，你要根據導演的要求譜寫音樂，並沒有很高的自由度。」但同時，也因為有了這些條條框框，反而形成了某種挑戰，激發了音樂家的靈感和野心。這感覺有點像中國古代詩詞里的詞牌或曲牌，它們束縛了表達，卻也鍛煉了表達。
坂本龍一似乎有點災難體質，總是能親歷某些重大的天災人禍。比如美國911事件的時候，他就在紐約，甚至從窗戶就能看到雙子樓。這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心靈震撼。當然，被震撼的還有整個世界。據坂本龍一回憶，事件爆發七天之後，人們聚集在廣場上為死難者祈福，年輕人們唱起了卡朋特的《昨日重現》，坂本龍一這才意識到，原來他已經有七天沒有聽到音樂聲了。
坂本龍一震驚於人類的分歧，在他看來，人類都是從非洲走出來的，本不該有種族之別，然而如今，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如此之大。有感於此，他寫下了音樂作品《分歧》，這是他提出的問題。之後，他又自己試圖給出答案，寫下了另外一部作品《只有愛可以化解仇恨》，這是他在集會上看到的標語。或者說，坂本龍一對世界的理解帶著藝術家的浪漫氣質，但作品卻充滿了力量。
這樣的表達，自然也不會在日本311大海嘯上缺席。而在他年輕的時候，還曾經寫下過《聖歌》，這是對原子彈這個可怕武器的反思。音樂會上，銀幕上反覆出現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畫面，他的話被剪輯成一個詞反覆播放：死亡。當年，奧本海默在兩顆原子彈投向日本之後，跟美國總統杜魯門說：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對坂本龍一來說，既然有人傾聽他的音樂，他就有必要用音樂為這個世界發聲。我想這是知識分子的擔當。坂本龍一是音樂家裡的知識分子，他被樂迷們親切地稱作「教授」。
度過了這等波瀾壯闊的一生之後，如今的坂本龍一回歸平靜。一場大病似乎讓他進入了人生的一個全新階段。熱衷於電子樂和實驗音樂的坂本龍一，對從自然和生活中尋找聲音樂此不疲。每當找到難以置信的聲音時，他的臉上就會露出孩童般的笑容。或許這才是坂本龍一的靈感長盛不衰的原因。因為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他對生活充滿了熱愛。
在《西西弗神話》里，作家加繆談到了他的人生觀：一個人若想將人生髮揮到極致，就要依靠勇氣和理性：「前者讓他知道，生活不需要祈求篤信宗教，要認識和接受自己；後者讓他明白自己的局限。明白自由的有限……以及人之必死，就能在有生之年活出生命的極致。」我覺得，坂本龍一用他的人生踐行了加繆的人生觀，而為他提供力量的，則是音樂。用他自己的話說：「只要能夠創作音樂，就感到相當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