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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煜寒|文
毫不夸张地讲，《底线》是一部每一秒都能引发人深思的电视剧。
那些平日的家长里短、闲言碎语，都在《底线》中被放大、被探讨。
除了最高法的指导，还有编剧们的巧思。
他们不仅呈现了精彩的故事，也试图通过案例与观众产生互动与探讨。
如同这件“玄而又玄”的“富大龙案”。
看似是宋羽霏在看似铁证的证据中，找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漏洞。
其实是为我们引出了“安乐死”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难题。
虽然《底线》最终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多的纠缠，但却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沉思。
以我浅薄的认识来看，那些由内而外的痛苦，或许是大多数清醒之人寻求“安乐死”的主要原因。
比如说富大龙的父亲，这位癌症晚期病人的痛苦，是大多数不曾罹患癌症之人所能切身体会与理解的。
在法律的威严之下。
富大龙要面对的是，道德与人伦的谴责与叔父。
主治医生要面对的是，法律与规范的约束与究责。
而遭受蚀骨之痛的父亲，要面对的则是一个人该有的基本权利。
这是生与死的选择权，这是选择有尊严的生，还是选择狼狈死的权利。
最遗憾的地方是，当主治医生出庭时，他所讲的内容太少了。
他并没有进一步论述病人的痛苦，特别是那种只有狼狈等死的痛苦。
而法庭上的宋羽霏，也缺少了写出方远那种“婆婆妈妈”判词的能力。
或许她能针对安乐死发表一点意见或看法，这一次的庭审会更有意义吧。
或许正是因为在立法上的缺失，以及对安乐死定义上的不明确。
才让这部在“最高法”指导下拍摄的《底线》，提到了家属与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情况。
也正是因为有合理的需求，也有合理的态度。
才让这种行为在法律与医学上，多少形成了一些灰色地带。
如果富大龙用“芬太尼”为父亲实施“安乐死”是违法的。
那么经由医生同意或建议的“保守治疗”与“拔管”等行为，该如何界定他们是否违法呢？
如果病人在极度痛苦下，因无法忍受且得不到“安乐死”的解脱，进而自寻短见。
那么这种行为，应该被视为“自杀”还是“安乐死”呢？
又或者说，“安乐死”违法这样一种法律上的定义。
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设下一道门、一把锁，由此来杜绝放开后产生的社会滑坡或不可承受的后果。
放眼全球来看，“安乐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法律定义与规范。
所以，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富大龙带着父亲去到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并在医生和当地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父亲实施了“安乐死”。
那么当他带着自己父亲的骨灰回国后，他将面临怎么的审判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或许这就是《底线》最大的意义所在。
或许这就是最高法赋予《底线》更深层的含义之所在。
立法永无止境，让法律立得住、行得通，是所有法律人共同的奋斗方向。
往期精彩回顾：《底线》一味追逐事业与理想，家庭与孩子谁来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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