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做本杰明·布拉斯基的洋人，来到上海滩做了一件影响颇为久远的大事，那就是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名号颇大，叫做亚细亚影戏公司。
与霍元甲约战奥皮音的轰动性新闻相比，这件事在当时并不起眼。甚至，当时亚细亚影戏公司所拍摄的最初几部电影，也不甚引人注目。譬如一部叫做《西太后》的纪录片（因为这部片子，布拉斯基就成了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白人）；一部叫做《不幸儿》的故事片。也正因不受人注目，所以到现在，这两部片子究竟是个什么内容，我们几乎是完全不知晓。
事实上，之所以能留下这两部剧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部叫做《中华影业史》的书籍。这本书写于1927年，作者如此表述：“前（清）宣统元年（西历一九零九年），美人布拉士其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摄制《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偷烧鸭》。”
美国《纽约论坛报》曾刊发一篇关于布拉斯基的访谈，其中有一段关于《西太后》与《不幸儿》的拍摄情况的文字：“一年之内，他们为准备拍摄《西太后》的胶片共12卷就可以运抵中国。中国政府为此特别出借了多达60，000人的军队完成影片的拍摄……《不幸儿》场景转换的流畅程度足以媲美以闹剧闻名的美国影片。如果去除其中的中国元素，事实上它可以在美国任意一家电影院放映，也许以后会放映的。”
然而这份报纸的判断显然太过乐观，事实是《不幸儿》不但未能登陆美国，就连中国的观众也未能接受，票房惨淡，几乎是默默无闻。
也因为这份惨淡，到1913年，亚细亚公司便被让给了经理依什儿。然对于这个经理，我们更是一无所知。
这显然引发了一些质疑，有些研究者甚至怀疑在1913年之前，这个亚细亚公司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曾拍摄过什么《西太后》——难道是《中华影业史》信口雌黄，而之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等书又原样照搬？
1912年5月18日，美国一份叫做《电影世界》的杂志曾刊发了一篇人物专访，主人公便是这位布拉斯基：
“他从旧金山地震的混乱中走出来，找来一架爱迪生放映机、四五十尺旧影片”就去了天津，实行以放映电影维生。起初没人来看，当地人都怕外国人的机器和幕上出现的鬼魂，他得要出钱雇人来充场面……1912年他在纽约做什么买卖？他向底特律机器公司订购了12台八匹马力的电灯系统运往中国尚未有电灯的城市；此前，他的影画放映机是燃气发动的。他又为自已的发行公司大批搜购影片。该公司总部设在旧金山，分公司遍设檀香山、横滨、东京、威海卫、上海、香港。”
或许可以这么理解，1913年之前的这家电影公司，其实是布氏发行公司（综艺影片交易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而不是亚细亚。《西太后》和《不幸儿》两部电影的摄制，也在稍后一些时间，并不是1909年。
但，布拉斯基的电影公司显然并非子虚乌有。因为1916年8月的一份《纽约论坛报》，就曾刊登一篇人物访谈，其中如此表述：
“（布拉斯基）控制着80家影院，辐射面涵盖了从北京到香港的广大地区，有上百名员工参与制作中国影片……这些天，两个制片厂每周都会出产一部影片，供给他们的80家戏院上映……上海的制片厂比较大，布拉斯基和他的合作伙伴共同拥有一家有着300多名演员的股份公司。”
姑且把这个行踪飘忽的布拉斯基放在一边，我们还是把视线放回到郑正秋这边。1913年秋，亚细亚影戏公司找到了郑正秋，请他与一个叫姓张的年轻人合作，摄制电影《难夫难妻》。
这个年轻人来自浙江宁波，最初跟随舅舅到上海做生意，曾在某房产公司和洋行做小职员。那么，由美国商人做老板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又为什么会看中他呢？
答案已然不可寻，我们唯一知晓的是他曾经白天上班，而在晚上到夜学补习英语，由此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凭借这语言的优势，他获得了美国老板的支持，居然成了这部中国故事片开山之作的制片人或说是导演。
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不论如何，总之是这个年轻人，与郑正秋组成了一个导演搭档。而第一部作品，就是《难夫难妻》。
《难夫难妻》说的是个什么故事呢？实际上说的就是两户人家的故事。男方家长要为长大的儿子娶个老婆，于是按照标准程序，托媒人说亲。而这收了钱的媒人，便来到女方家中，花言巧语劝说女方老爹把宝贝女儿嫁出去。末了，这两户人家便择吉日成亲，只是到了大喜之日，新郎居然还没见过新娘，完全是素不相识，就像任人摆布的娃娃一般，结拜天地，送入洞房……
问题是导演和剧本都有了，演员又去从何处寻呢？
明天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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