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周轶君，她白皙瘦弱，看上去温柔可人，像足了南方姑娘的秀气模样。
而当她一开口，眼睛里就露出明亮的光。
她在《锵锵三人行》、《圆桌派》里与窦文涛、梁文道从国际时事到家长里短辩个不停，金句频出：
“我们这个时代对容貌的要求特别高。”
“婚姻制度是反人性的。”
“成长就是变成你不想变成的人。”
但你也许不知道，她口若悬河的背后是履历惊人：她曾是中国唯一常驻加沙亲历战火纷飞的女记者。
也是视角独特，文笔幽默的女作家，写得《在埃及数骆驼》一文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
而如今，便成为了拍摄口碑炸裂的教育纪录片导演。
仿佛在这个梦想易逝的年代，她从未停下脚步和目光。
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如果说，第一眼看到宁静美丽的耶路撒冷，我的心飞上了天空；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加沙地带那一刻，我的心跌进了万丈深渊。”周轶君在书中回忆。
2002年-2004年，她成为新华社派往加沙地带常驻记者，也是当时全球驻加沙的唯一女记者。
加沙地带，靠近埃及边境和地中海，通过沙丘带上的一个豁口与海岸相通。
因其重要战略地位常年是巴以武装冲突的最核心的地方。
受连年战乱影响，这里垃圾遍地，人声鼎沸，楼房分布杂乱，而街上的墙壁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以及星罗密布的弹孔。
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城如监狱民不聊生，不自由带来的贫困和窒息感像是每天被迫服下的慢性毒药。
“这里是地狱。”当地人形容。
而这，就是作为“战地女记者”的周轶君每天面对的生活实景。
上任的第三天，周轶君就遭遇了人生第一场空袭：4枚导弹的红光划破黑夜，炸毁加沙城两座小型工厂。
没有经验的她关掉所有灯光留守在黑漆漆的房子里等同事归来，心里默念：“如果这时候一枚导弹射穿玻璃，我该扑向哪里？”
空袭、爆炸、炮击、枪杀……生活常态让她迅速从害怕变为习惯。
下一次遇到今晚的状况，她已经可以深呼一口气，核实情况后，抓起电话向新华社编辑部口述快讯了。
异地生根发芽的满足感刚刚开始滋生，加沙便以其特有的方式提醒我：这里是加沙。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时，传来接连不断的爆炸声，轰鸣的冲击将她从椅子上震下来跌坐到地板上。
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进入加沙城东三十大街附近贫民区，而三十街离周轶君所在的办公室不过5分钟车程。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周轶君从地板爬起来，想了想，决定还是去现场——“那里更有细节。”
全区停电，外面伸手不见五指，街上散落着被炸断的高压电线。
她驱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飞驰。到了现场，她见到了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警察。
她略微问了问情况，才知道，那枚让她在屋里跌落的导弹，命中距离自己500米远的房子，留下一米多深的窟窿。
而房子外不远的街头，几个巴勒斯坦青年蹲坐在路边烤火，他们说，刚才有游行队伍经过，大家打着拍子高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阿拉法特！”
后来以色列军方证实，当夜的导弹一共14枚。
身处离上帝最近的地方，这只是个开始。
勇敢敌不过使命感
“为什么来这里？”这句话，周轶君不是没有问过自己。
作为一个上海姑娘，1998年，她考入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习阿拉伯语，2000年赴埃及留学，随后进入了新华社工作。
当知道新华社在加沙有一个驻外空缺时，她多次向领导申请学以致用，最终得到批准，那一年，她26岁。
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她甚至不忍心将实话告诉爸妈。
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她也认为自己年轻得很冲动鲁莽，但是却丝毫没有后悔。
来到加沙，周轶君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大家口中的“危险”，那是比传说更可怕的感受。
巴以冲突两年多就有至少8名记者倒在以色列士兵枪口下。
她遇到的麻烦不止于此。
在加沙，每当她开着吉普去现场，好奇的人们总会把车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拼了命一样的使劲摇车。
采访时，更是遭遇无数对她丢石子的民众。她曾被一个孩子丢了一块砖头，那砖头正好砸在脖颈，这令她半个月脖子不能转动，吃东西时，食物直接掉了出来。
然而对危险知道得多，她反而担忧的少，除了“习惯勇敢”，可能是因为陡然生出了记者的使命感。
“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这是战地记者们的格言。
周轶君践行着格言，然而发现真相，永远比血淋淋的死亡来得更加现实残酷。
她见识过许多自杀式爆炸，围观的人们把汽车掀翻过来，登上底盘一齐拍手喊：“复仇！复仇！复仇！”周围是女人的哀嚎和孩子的哭泣。
她见过刚会说话的孩子已经学会区分轰炸的声音，也见过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
据统计，96％的加沙儿童因受战争场面刺激患有心理疾病。
有人说，记者是冲突的“受益者”，新闻造就记者。
对于承担着摄影和文字双重工作的周轶君来说，她对于生命充满着敬畏和悲悯。
她在一次采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时，忍不住问道：“您从电视上看到以色列妇女、儿童被炸死的时候，什么感想？”
亚辛叹了口气，反问她：“为什么巴勒斯坦的妇女儿童被以色列杀死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沉默？”
在鲜血和死亡浸染的世界，人心竟可以变得如此麻木。
在贫穷、绝望和战乱中，人不再尊重生命，麻木是暴力的开端。
这次专访9个月后，亚辛死于以军轰炸。
在路透社记者奔赴现场的时候，周轶君已经把消息发到了北京。
头脑比双脚走得更远
2006年，周轶君开始新的旅程。
她加入凤凰卫视，她的视角也从中东拓展到世界大势。甚至去剑桥大学又修读了国际关系硕士。
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两本书，书中的随笔透露出的笔调，反而不是脑袋里思考的沉重东西，而是轻松甚至幽默的心情。
也许她认为，笑容会去掉一些虚伪的东西，让你能够用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她更希望，大家看穿所谓“危险”背后传递出的东西：“地球上有一个人受苦，全世界就要哀痛。”
曾经在中东的时候，有一次难得和几个驻守女记者一起喝咖啡，她们笑着：“要在加沙当女记者，首先做好嫁不出去的准备！”
回国后，周轶君不但嫁了人，还做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心中柔软的地方被打开，她开始从战争回归社会，从世界回归家庭。
于是便看到了更多现实问题：比如整个社会对教育的焦虑。
2018年9月,智课教育发布的一份《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68%的家长高度焦虑教育问题，最焦虑时间是孩子的幼儿和小学阶段。
为了解答心中对于“教育”的困惑，周轶君走访了五个教育理念、社会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度—— 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国。
严谨的日本，自由的芬兰，放养的印度，挑战的以色列，艺术的英国，周轶君在外国孩子的童年中寻找着答案，拍出了一部豆瓣评分9.0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
“一个国家的教育是社会上所有东西的投射。”这让她不得不去做更深刻的思考。
而思考，也是促使她无论身在何方，无论站在哪一种身份，都能让自己跨出圈子，不断前行的动力。
到了一定的年纪，看待事物的方式、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人相处的原则等等基本定型，但人生的模样还是会因为偶尔的一念之差发生变化。
而这变化的机遇，就存在不断思考当中，存在在不断将思考付诸行动当中。
在最后，周轶君感悟：“最好的教育，在于大人也变成学习者，不要停止成长。”
从战地女记者到纪录片导演，她也一直在不断成长，一直找寻着她与世界，与社会，与每一个人对话的方式。
正如她刚毕业时，热血，却不再鲁莽。
参考文献：
1.周轶君：《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 文汇出版社。
2.中国网. 嫁不出去的记者周轶君：驻守在最敏感的国度。
3.虎嗅网.周轶君：关于人生和成长，我们可以更松弛一点
如果你也想像她一样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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