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宅家里有个广泛而直接的后果——
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直线上升。
手机，除了漫无目的地刷微博、刷微信、刷视频，还可以“创作”。
用手机拍电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甚至成了一种新鲜潮流。
无论是陈可辛的《三分钟》、贾科长的《一个桶》，还是入围过First电影节的纪录片《夫妻不是同林鸟》。
从知名导演到独立制片，智能手机已经被不少国内电影人运用到了拍摄实践中。
然而在国外，手机作为拍摄器材的可能性更是以各种形式被拓展着。
例如。
肖恩·贝克只用三部iPhone5s手机搭配变形镜头，便拍出了具备凌厉视觉效果的独立佳片《橘色》。
史蒂文·索德伯格则借助手机特有的粗糙画面和伪纪录片感，创作了试验性极强的心理惊悚片《失心病狂》。
在去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一个用三部手机拍摄的“旅行纪录片”更是收获了广泛好评，并且赢得了评审团特别奖。
不吹不黑。
这部手机电影可谓是独一无二——
《午夜行者》
Midnight Traveler
这部电影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真实地记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难民偷渡之旅”。
近年来，有关难民题材的电影并不少。
然而，真正由难民自己拍摄的作品却并不多见。
在这部电影中，来自阿富汗的Fazili家庭在计划逃亡的那一刻开始，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用手机把一路上的旅程记录下来。
就像是用视频在写日记。
然而，把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计划坚持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历时三年。
辗转3500英里。
先后途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最终抵达欧盟区。
这部纪录片的诞生可谓是历经坎坷，而主角们在旅途中的经历更是比剧情片还要跌宕起伏。
幸运的是，这一切都被手机镜头拍摄了下来。
画面粗粝，却显得更加真实、细腻。
也正因为如此，该片公开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烂番茄上的新鲜度为100%。
故事围绕着这个四口之家展开。
父亲Hassan Fazili和母亲Fatima Hossaini是阿富汗的一对电影人，也是首都喀布尔一家Art Cafe的老板。
相比起其他人来说，他们的思想更加自由、开放。
家庭里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分别是大女儿Nargis和小女儿Zahra。
她们性格开朗、长相甜美可爱，和大多数孩子一样贪玩爱笑。
放在中国，这不过就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中产家庭。
但在阿富汗，他们却成为了极端宗教组织塔利班眼中的“危险分子”。
父亲Hassan Fazili拍摄的一部电影触碰了塔利班的敏感神经，而成了被追杀的对象。
逼不得已，一家人来到了邻国塔吉克斯坦寻求政治避难，但却遭到拒绝、被驱逐出境。
2015年，这位阿富汗导演被迫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踏上了一条前往欧洲的逃亡之路。
然而，逃难之旅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此时的伊斯兰世界已经被ISIS拖入了战争的泥潭。
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离开家乡，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逃往欧洲大陆。
与此同时，仇视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右翼势力也逐渐壮大，种族间的冲突和隔阂越来越深。
摆在Fazili家庭眼前的是一条漫长而险恶的旅途——
战争、饥饿、歧视、不可预知的死亡、以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逮捕和遣返。
他们是大时代下谋求生存的弱小个体，偷渡成为了他们别无选择的方式。
作为偷渡者，Fazili家庭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跨越危险边境”。
首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并不苦难。
他们搭乘汽车便轻轻松松地越过了边境线。
接着，从伊朗到土耳其，路途则稍显艰难。
他们先是需要步行穿过一片荒野，偷偷摸摸地进入土耳其领土。
而后要挤上一辆人满为患的黑车，行驶一个晚上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
此后，越是接近欧盟区，边境的把守也更加严格，偷渡也就愈加困难。
如若被边境警察抓捕，他们要面临的是驱逐出境，甚至遣返回国。
地理上不够熟悉，语言上不能沟通，交通上没有途径。
如同许多前往欧洲的偷渡者一样，Fazili一家试图求助于人贩组织。
不同路线，不同价格。
他们为此掏出了口袋里的大部分钱，成为了前往欧洲的穆斯林难民中的一员。
在人贩子的安排下，他们从土耳其潜入东欧国家保加利亚。
花费数个小时在丛林里穿行、钻过铁丝网，再次乘坐挤满难民的黑车，他们终于进入了欧洲的版图。
但这还是不是终点。
作为一个陌生世界里的弱势群体，Fazili家庭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
“乘火打劫的人贩子”。
人心的险恶或许比边境线上的铁丝网还要可怕。
一家人被困在“中转站”的破瓦房里整整一周，饥寒难耐。
人贩子则趁机加码要钱：
“我会把你的女儿带走。我会把你的妻子带走关起来。我会把你带走毒打一顿。听到了么？把你的钱都给我！”
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难民潮的出现让不少逐利者发起了难民财，他们想做的就是榨干这些弱者的每一分钱。
由于Fazili夫妻拿不出足够的钱，他们被人贩子狠心地抛弃到了路边。
随后，当地警察很快逮捕了他们。
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驱逐出境。
十二天后，Fazili一家人被送到了保加利亚首都的一座难民营。
难民营里的生活给了颠沛流离的家庭稍作喘息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
作为从穆斯林世界来的逃难者，Fazili家庭遇到了第三个难题——
“当地人的歧视与排斥”。
随着难民和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增加，矛盾也开始显现。
某日，Fazili一家人和其他难民外出购买生活物资，却被一伙保加利亚帮派盯上。
没有缘由，就是一番毒打，直到被警察制止。
这场小冲突还未过去多久，很快，更大的仇视行动发生。
当地的抗议者们包围了难民营，大声指控“逃难者都是ISIS的恐怖分子”。
人们在难民营门口发生冲突，甚至连警察都帮着抗议者围攻处于劣势的穆斯林难民。
即使是难民营，似乎也没有那么安全了。
在一连串的经历过后，Fazili一家人又重新踏上了逃难之路。
他们从保加利亚出发，步行前往塞尔维亚。
四天四夜，在寒冷空寂的丛林和荒野里不断行走。
终于，他们来到了塞尔维亚的Krnjaca难民营。
在这里，他们可以排队申请进入欧盟的难民准入名额。
而之后的磨难与挑战，还在不远处继续等待着他们。
难民，听上去是一个充满苦涩、绝望的词眼。
但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却在于给我们展现了“苦难中的幸福”。
即使生活艰难，也抹不去人们的乐观和快乐。
Fazili一家人就是这样的代表。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喜欢傻笑的两个女儿Nargis和Zahra。
面对危险重重的偷渡旅程，人人只看着脚下，而她们会常常注意到远处的美丽风景。
面对集中营里恶劣的生存环境，手掌被蚊子咬满了肿块，她们也没有太多的抱怨。
密集恐惧者的噩梦
吃惯了苦，一点点甜都万分珍惜。
只要一双新鞋子，就能开心得合不拢嘴。
哪怕是在狭小的破旧屋子里，也能随着音乐飘然起舞。
她们是两个小精灵鬼，贪玩、爱美，不喜欢带头巾，喜欢听迈克尔·杰克逊。
除了生错了国家之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两个小天使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父母的影响。
Hassan Fazili和Fatima Hossaini结婚多年，但恩爱如初。
他们平日里时常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嘴炮，但结局往往都是把自己给逗笑。
妻子会因为丈夫奉承其他女人两句，变得醋意大发。
丈夫也免不了平日里戏谑一下妻子的保守和自我吹捧。
如果只把这些家庭剧场景单独挑出来，或许没有人想到的他们会是生活没有着落的难民。
这些平淡但珍贵的日常，或许只有平日里最常见的手机才最适合记录。
就像是人群中最不起眼的一双眼睛。
没有人会在意它，但它却弥补了我们观众的缺席。
手机代替我们记录下了隐藏在这个世界角落里一段惊人的旅程，一段我们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生活。
手机也带着我们认识了这群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普通人。
发现原来我们之间都分享着相似的亲情、友情，以及那一份真切也动人的乐观精神。
就像在电影里，他们选择了用“Traveler”（旅行者）来形容自己，而不是贴上“难民”的苦难标签。
说到底，他们不过是被迫离开家乡、寻找新生活的普通旅人而已。
电影的结尾，在塞尔维亚度过475天的漫长等待之后，一家人乘着火车进入了匈牙利，而他们向欧盟提出的政治避难申请也最终获得了通过。
尽管Fazili一家人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
文化与信仰的冲撞、欧洲社会的接纳程度、一代移民的生存困境等等。
但或许，这部电影的意义正在于此：
在一个偏见和歧视堆成的“巴别塔世界”里，帮助我们去理解更多像Fazili一样的“偷渡者”。
他们的不幸以及他们的选择。
助理编辑：艾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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