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行业像个“大庙会”熙熙攘攘，不能说皆为利来、皆为钱往，但都很难逃脱被票房绑架的命运。如果电影创作不用跟风、不用揣摩脸色、不用为取悦观众而纠结，只需要心灵深处的表达，只需要潜心钻研技能和方法，该是多么幸福啊。北京民族电影展曾收到了一部独特的作品《照见》，这不是一部民族题材的电影，也归不到宗教题材电影里，但我决定推荐它入选展映。
正像这部影片的导演乔美所说：“如果有人看完电影后能静下来几分钟，想想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那么我花时间拍这部电影就值了。”
乔美是一位僧人，他在北京黄寺的高级佛学院进修过，却从未进过电影学院。
僧人当电影导演在中国他可能是第一位，这也使得《照见》的美学特质和追求更显其独特：与当下的商业电影霸权没有丝毫的卑躬屈膝，与流行的艺术电影在美学观价值观上也没什么协商对话。
《照见》就是《照见》，它使我想起一句话:在相同的路上总会有许多相同的失败，在不同的路上总会有许多不同的成功。
《照见》的创作走在一条对人的终极关怀追寻的路上，产生于具备宗教情感体验的电影作者的表达，顺理成章。
影片讲述了一个盲童的母亲为找到出走的孩子，用蒙住自己的眼睛去聆听孩子心灵的方法最终找到孩子的故事。
从母亲带上眼罩模拟孩子的内心生活开始，心灵就向她开启了沟通母子间的深层感应与反思体验，孩子内心的痛苦成为母亲的启蒙，借助对孩子心灵世界的揣度，
母亲在世俗中蒙尘的灵魂慢慢变得澄明无碍。母亲精神上的觉悟，是她在找到走失孩子的过程中，挣脱了物质世界的观念对自己的拘束。而拍这部影片的过程，也就成为了拍摄者自我修行的方式。
应当说，这是一种幸福。影片的色调古老，看着不觉得刺眼，应该是在调色时用了“敦煌色”，一种古代壁画褪色的效果，颜色阐述与故事情节协调，让观众感到体贴、适。
拍摄时只用了一个ARRI（阿莱）50变形宽银幕镜头，没有换过任何镜头，据说这使《照见》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用一个镜头拍摄完全片的长篇电影。
乔美仁波切介绍说：是摄影师建议的一镜到底，不要换角度，以佛平等观众生嘛。作为活佛，乔美听了心头一震，决定一试。
不少人劝他这样拍太冒险，更有专业人士怀疑他不懂电影乱来。但他这样去做了，并认为这样拍会使观众在看电影时眼睛更舒适、心更能静下来。
这位身披袈裟的青年导演，其艺术生命开始于海拔4000米的一座寺庙里。乔美仁波切出生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加塘草原。
儿时第一次接触的“舞台剧”就是藏传佛教的法会，他幼小的心灵即被金刚舞所震撼。按照藏传佛教的阐示，乔美在儿童期的那个大时代，神已都住到天上去了，不再经常下界，而魔在人和神的夹击下自觉无处可逃，但却找到了更好的去处，那就是人的内心，于是人必须和自己各式各样的“心魔”作斗争。
有时胜利，但常常失败，而且魔鬼的数量和能量大大超出人的想象。这也许是解读乔美在电影创作中的导演美学观探索和确立过程应当注意到的，他的自觉更多源自自己多年来形成的独特知识结构——一种佛教文化的体系。
而其成果呈现给我们和让我们体悟到的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发现了艺术形式对内容表达的某种决定性作用，摄影、音乐、剪辑等风格对影片的艺术生成至关重要，从而形成独特的电影叙事和艺术风格；
二是对“人间佛教”理念的艺术实践运用，传达了佛教“慈悲”观的文化力量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心灵的影响。《照见》之所以后来受到来自电影界专业方面的关注，并屡获电影节奖，正是因为它在当下电影生态中的另类价值以及它创造了“新物种”的精神。
这部影片为什么要叫《照见》？涉及宗教智慧，若从思想性上作深度释示，我想最好是引用哲人的话，比如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公元1895-1986年）他的观点对国际学界影响很大，他说：“真理纯属个人了悟，一定要用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就只有禅宗能阐明。也可以说《照见》这部影片是新的、现代性的禅宗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