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番外篇)丨林奕:在舞台上重读阿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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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番外篇)丨林奕:在舞台上重读阿加莎 - 陆剧吧

林奕执导的阿加莎话剧《死亡陷阱》剧照。受访者供图

第一次看林奕导演的话剧是《死亡陷阱》,正当我沉醉于舞台右侧剧作家西德尼·布鲁尔家中墙上挂着的各种舞台剧海报,努力从中辨识悬疑小说史上的种种“彩蛋”时,舞台左侧突然“诈尸”,着实把我吓了一跳。猛然间我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阅读”一个悬疑故事,更是在观赏一部惊悚话剧,强烈的惊悚体验和舞台效果正是看剧与读书的重要区别。

后来一次在后台休息室,林导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一处情节矛盾,自诩看过多遍小说及电影改编版的我当时被问得一头雾水。直到她反复推演情节,我才发现那个破绽——男主角西蒙·道尔在处理手枪、天鹅绒披肩和被墨水染红的手帕这几样物证时,应该选择分开处理,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被发现的风险。我感慨她竟然读得这么仔细,林导回答说,他们是通过亲身表演来“阅读”原作,当演员把自己彻底带入角色时,行为上任何一点点不合理都会被格外敏锐地感受到。这或许是戏剧和小说之间的又一个区别。

从2003年至今,林奕排演过《无人生还》《控方证人》《东方快车谋杀案》等多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她追求“不做改编”,这与其理解为忠实于原著,或者源自导演性格上的谦虚低调,不如说是一种更接近于“阿加莎式”的性格与工作方式。

对于阿加莎和林奕而言,讲好一个故事本身就是她们最大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分寸,让戏剧符合原著,让作品符合生活。这里就回到了林奕自身的话剧理念,要用生活的方式打开戏剧,而不是用戏剧的方式打开生活,“阿加莎要的不是单纯的思考,我们要的也不是”。

罪恶故事里的诚实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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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执导的阿加莎话剧《无人生还》剧照。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的?

林奕:我接触克里斯蒂的作品时间其实比较晚,并且我最先阅读的也不是她的小说,而是她写的剧本。2003年,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读大三,我们班有一个分组进行导演实践的机会,我们组分到的剧本就是克里斯蒂的《捕鼠器》。当时我们使用的译本,还是蔡学渊老师发表在《新剧本》杂志(按:1982年第二、三期)上的《三只瞎老鼠》,就按照这个剧本排演了全剧。

当时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更强调社会表达,像悬疑剧、惊悚剧这一类偏世俗化的题材比较少见。我们当时在黑匣子剧场公演了两场,效果特别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同学挤在黑匣子剧场里看戏。

后来又遇到sars,需要一些剧来复苏市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当时对于话剧市场的开拓很有远见,策划了一批成本比较低,又能够带动市场的“小戏”,其中就有《捕鼠器》。《捕鼠器》正式开演前,七场门票就已售罄,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2007年,童歆想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因为这部戏我们和克里斯蒂结缘,所以我们的工作室就取名为“捕鼠器工作室”。到了2007年底,我们开始排演《无人生还》,然后就一路走到今天(编者注:2010年之后上演的中文版话剧《捕鼠器》非林奕导演版本,也非上海捕鼠器戏剧工作室制作演出版本)。

南方周末:阿加莎·克里斯蒂1942年将自己的小说《无人生还》改编为话剧,这也是她第一部真正上演并获得成功的话剧改编作品。2007年《无人生还》中文版首演。从2007年开始到我们采访的2024年,你导演的话剧《无人生还》17年内共上演了七百多场,上座率100%,这个数字确实让我感到有点震惊,为什么阿加莎的话剧在国内会这么火?

林奕:其实在英美戏剧界,克里斯蒂的作品已经谈不上是主流了,很多戏多年都没有被复排。但在我们的舞台上,某种程度上它们可能恰到好处。

南方周末:那你觉得阿加莎作品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它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林奕:首先,我非常喜欢克里斯蒂的洞察力,她对生活有着细致入微且非常独到的观察,并且她不是把这种观察上升为某种理论或者观点,而是将其编织成故事和谜题。不同的人看了她的作品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可能你通过她的作品感悟到了某种人生的哲理,也可能你只是看到了一个复杂而精彩的故事。

其次我觉得克里斯蒂特别吸引我的一点还在于她的诚实。虽然她小说里写的都是人性之恶,但你能从中感受到她对于生活的那种自信,一种很传统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上层阶级的自信,他们不去回避生活中糟糕的地方,不去回避人性之恶。相反,只有正视人性之恶,才能更好地知道如何向善的一面走。比如《空幻之屋》中,女主角亨利埃塔一直在帮助约翰的妻子格尔达隐藏实情,但当格尔达发现并陷入绝境时却反过来想要杀掉亨利埃塔。阿加莎在这里写出了一种人性的本能,就像小动物掉进陷阱时,在高度的惊慌错乱之下,对于伸过来的手就会本能地撕咬、伤害,而不管这是一只来救你的手还是害你的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于人性本质的诚实态度。

而在2010年我第一次排这部戏的时候,曾参照英国itv拍摄的电视剧版对这一部分做了调整,因为按照我那时的认识,一个原本值得同情的人犯罪必然是由于某种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因而要让这种犯罪行为的可理解性被放大,观众才会买账。其实这就是我们当时缺乏直面人性之恶的勇气,现在我们和观众都更成熟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我一定会把它改回到阿加莎原本的故事设计中去。

南方周末:你说的这种“诚实”与“自信”,化用阿加莎自己小说的标题,就是她写的其实都是“阳光下的罪恶”,罪恶虽然可怕,但生活的主要基调还是阳光明媚。相比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其中有很多照片勒索、伪造身份、小偷小摸的案子,阿加莎小说中则几乎全是谋杀,而且很多连环杀人,甚至最后“无人生还”。但我们似乎并不觉得阿加莎的小说更令人感到紧张或恐惧,这是因为她小说中有一种高度稳定、自信的世界观,作者的这种态度让小说中的谋杀案也给人一种休闲和舒适的感觉,这就是奥威尔所说的“英国式谋杀”,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cozy mystery.

林奕: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到了晚年她还是略显悲观的,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实超出了她的预期。

南方周末:确实,他们这一辈欧美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作家,到晚年都变得有些悲观。阿加莎是这样,埃勒里·奎因更是如此,他甚至直接开始在小说中探讨侦探的失败与侦探的合法性等问题,可能和当时整体战后的思潮有关,存在主义哲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并流行开来。

阿加莎的作品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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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执导的阿加莎话剧《蛛网》剧照。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引进一部西方话剧,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将其中的故事背景、人物姓名和情节内容进行本土化改编;你们采取的则是另一种方式,就是比较倾向忠实于原著,而不做大刀阔斧的改编?

林奕:我个人比较主张更符合原著风貌的二度创作。在我排演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做过本土化改编,这可能和我的性格与工作方式有关。

而且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不可能是孤立于它所处的时代而存在的。当然,我承认有能够跨越历史、地域和语言、为人所共识的经典之作。但有些作品中的人物特征、行为方式和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在不一样的地域、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比如《蛛网》这部剧,为什么剧中治安官和外交官这些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愿意帮女主角克拉瑞萨隐瞒真相,因为英国采取的是判例法体制,这种司法制度下审判拥有更灵活的区间,很有可能会对他们这一起案件的特殊情况从轻审判,如果你把这个故事平移到一个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国家,这几个人物的行为动机就根本不能成立,那么整个故事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就没有了。

我们不做改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英演出版权合同的制约。捕鼠器工作室2010年获得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有限公司(agatha christie limited,简称acl)的独家授权。我们如果要做改编的话,改编剧本一定要送回到英国,请他们审核批准才可以,他们要对克里斯蒂的作品负责。

南方周末:这种合同的制约会对你的具体工作产生束缚感吗?

林奕:我喜欢在某种界定中游戏。这可能也是我欣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品格的原因,在某种安全的秩序中,隐藏在作品里自由地创作,这是一种戴着手铐脚镣的舞蹈,是古典风格给人的安全感。

南方周末:那在你看来,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最近几年导演并主演的阿加莎电影问题主要出在哪?我总觉得他把《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年)和《尼罗河上的惨案》(2022年)改得非常不像阿加莎的风格,波洛甚至都可以和凶手上演追逐和打斗的戏码了,乍一看还以为是在拍菲利普·马洛或者詹姆斯·邦德。

林奕:可能还不只是打斗戏的问题,我觉得新版电影改编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克里斯蒂小说原著中侦探波洛与案件之间的关系。小说原作中,波洛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功能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如此血肉饱满。我觉得读者喜欢的正是这个血肉饱满的功能性侦探形象。而在最近的电影中,波洛的形象被过分强化了,似乎没有他,整个故事都不能进行下去。侦探本身与故事和情节推进产生密切关系这是现代电影的基本构成,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观众所钟爱的克里斯蒂的那种古典结构。

南方周末:你这个关于“血肉饱满的功能性人物”的说法有点打破我们对于传统小说和戏剧人物的分类了,借用福斯特的概念,等于波洛是一个“圆形的扁平人物”。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在阿加莎的小说里,波洛最常见的行为之一就是“偷听”,偷听意味着侦探既在场(所以才能“听”到),同时又不在场(因为是躲起来“偷”听),正是符合你所说的波洛与案件之间微妙的关系和距离感。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阿加莎在自己改编的剧本《尼罗河上的惨案》中要删掉波洛这个角色?

林奕:按克里斯蒂的原意是不想让波洛抢更多的风头,以导致观众不关注这个故事以及故事的主角本身。在她看来波洛是一个局外人,发生故事的是这一群人,她所观察的也是这一群人,小说中的波洛只是充当了这个观察者的角色。故事是这群人的,不是波洛的。在话剧剧本中,她选择让观众直接观察这群人和他们的故事,所以删掉了波洛。甚至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即使在小说中,除了解说案情之外,波洛对故事的总结也都是寥寥数语。

南方周末:波洛的确不像奎因,最后喜欢做大段的解说。

林奕:是的,波洛每次破完案以后,对于整个事件通常只有一两句非常智慧的总结。

译出“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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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执导的阿加莎话剧《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刚才我们讨论过本土改编与忠实原著的问题,这一点体现在台词上或许是最难的,因为完全保持原意的话,可能会让演员说词时显得不自然。但反过来太过本土化的台词,演员说的舒服了,但原著的味道又流失了。

林奕:确实需要把握一个临界点,比如在《蛛网》中,某国高层“第二号人物”来访,我们将其翻译成“二把手”,感觉就是刚好踩在了临界点上,既传达了原作的意思,又让中国观众感到生动有趣,不那么隔阂。但如果为了喜剧效果,更世俗化地说成“二当家”,就过了那个临界点,不合时宜了。如你所说,这里面的感觉很微妙。

南方周末:这里关于台词的翻译让我想到了当年上译厂的译制片,他们当时应该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如何翻译台词。

林奕:《无人生还》最早一版的演员,也是元老之一,我们的曹雷老师就是上译厂(即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著名的配音演员兼导演,她在我们很早期的创作中就帮助我们确定了许多翻译上的风格。我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在排演《无人生还》的时候,隆巴德去搜查屋子,布洛尔讽刺他:mind he doesn’t get you before you get him。直译过来就是:“在你抓住他之前,小心别让他抓住你”,中文讲起来还是有点别扭。于是曹雷老师取其意,将其换成更有意思的表达:“小心打虎不成,反入虎口”,既生动又准确。还有剧中布洛尔谎称自己是百万富翁并用假名的事情露馅了,这时他说了一句英国谚语 cat’s out of the bag,曹雷老师建议翻译成“纸包不住火”,既在语言风格上相对应,中英文都是谚语,语意表达上又十分生动。

这种生动又考究的翻译风格对我影响很深,在排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时,有一句台词pick yourself up,字典里的翻译是“振作起来”,但就当时的戏剧情景来说,作为人物的语言还不够表意,后来我们反而使用了半直译的方法,将它翻译成了“收拾收拾你自己”,意为告诉对方:别让自己那么狼狈,那么难堪。必须从风格和情景出发来表情达意,这可能是戏剧翻译最重要的法则。

我们的剧本翻译标准其实就是从过去上译厂的翻译体系中学习而来的。我们现在经常管自己的上级领导叫“头儿”,这是一种上下级之间比较亲密的说法,但这最早其实是上译厂的老厂长陈叙一在为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1967年拍摄,1980年引进)做译配时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当时既要保证意思合理准确,还要考虑到剧中演员说英文原文“ward”时单音节卷舌的口型,最终琢磨出了这样一个词汇。在译配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几部电影时,上译厂的翻译也经常有神来之笔。比如1978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波洛在回应鲍里斯小姐指责他偷听时,反驳说:some voice carry,直译的话可以是“有些声音传得远”,但这显然不够生动,而英语的那句表达恰恰十分生动,而且诙谐。最终我们听到的配音是波洛那句幽默的台词“刮进耳朵里的”,这样的翻译实在是绝妙。曾经那些优秀的译制片中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宝藏,可惜现在它经常只被称为“译制腔”,这并不公平。

南方周末:一般我们认为和“译制片”相对应的,就是“字幕组”,现在年轻一辈的观众会觉得看电影,外国原声加中文字幕,是一种可以比较原汁原味地欣赏电影的方法。译制片翻译和转译的过程,可能通过汉语表达,锁住了另外一种“原汁原味”的东西。

林奕:我觉得译制片是有翻译精神的,那就是尊重原作,而恰恰是在你我彼此不同的背景下,在转译和重新诠释的过程中,才最能体现出这种尊重。这种尊重也基于一种自信,首先是对作品本身,也是对自我创作的一种自信。

南方周末:近几年国内悬疑题材影视剧很是火爆,比如“迷雾剧场”“唐探宇宙”等等,这种悬疑影视剧的热潮对悬疑和推理题材的话剧会有怎样的影响?

林奕:观众的观赏体验更丰富,对于作品的要求也就更高,诸如推理的严密性、最后反转的刺激与合理性等等。这反过来也能看出克里斯蒂厉害的地方,她的作品过了这么多年,竟然还能符合当下观众对于悬疑和推理的要求。

同时现在观众对于舞台的呈现、戏剧的节奏等方面的要求也会更高。比如《蛛网》在今年“复排”时,我们就会考虑到增加表演的密度、整个戏剧的节奏,以及喜剧场面的浓度。现在上演的时长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但我们在里面其实增加了很多内容,所以实际的表演节奏是加快了的,整个舞台也变得更热闹了。

南方周末:我看《蛛网》这部剧,想到的是希区柯克的电影《怪尸案》(又名《哈里的麻烦》,1955年),那也是一部围绕一具尸体而展开的悬疑喜剧,不过和现在你们排演的《蛛网》相比,戏剧密度上确实差别很大。当然也不是说哪一种节奏和密度更好,只能说现在观众更倾向于快节奏和高密度的戏剧。

林奕:英式喜剧不乏这样的题材,大学刚毕业时我参演过一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的戏叫out of order,中文剧名叫《乱套了》,也是围绕一具“尸体”所展开的英式喜剧。其实排《蛛网》这种悬疑喜剧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如何让观众笑到前仰后合的同时,还要把和前后推理有关的细节和信息准确地传递出去。

南方周末:具体要怎么做呢?能举个例子说说吗?

林奕:比如探长接到报警来到庄园时,我们强化了几个“心里有鬼”的剧中人物的任务和动作,也就是阻止探长发现暗室的秘密。他们表现出对探长所说的信息有极大的兴趣,利用这个来吸引探长的注意力,不让他往暗室的方向走。这样既在舞台上形成了动作和反动作,营造了喜剧效果,又强化了探长所说的信息,引导观众推理。

其实这一切是克里斯蒂早就给我们设置好的,我们只是挖掘出了她规定好的情景本身,强调了角色的动作,把它们呈现出来,用现在观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观众。克里斯蒂的剧本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的资源。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

责编 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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