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5日，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在影院上映。这部电影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八项提名，其中包括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奖，最终斩获最佳摄影奖和最佳音效奖。
经过多年来不断的重映，《现代启示录》最终在全球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票房。以下是电影刚刚上映时，《好莱坞报道》的首篇影评。
《现代启示录》
在经历了飓风的影响、马丁·辛心脏病发作和改写剧本等等问题之后，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终于得以和观众见面，然而这些问题让电影的成本飙升到了3100万美元。
尽管一些评论家，大概是根据今年早些时候放映的版本（我没有看到），已经对这部电影表示了一些保留意见，特别是马龙·白兰度在影片结尾高潮处的出场，我只想说，在超过两个半小时的片长里，我被电影的每一分钟吸引了，我坚信，这部由联艺发行的影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影片对战争的癫狂诠释，还因为科波拉将深刻的情感体验和对艺术纯粹的掌控力都展现在了银幕上，而并非每个观众都能理解这一点。在影片震撼的开头段落中，直升机机翼的扇动声令人想到丛林中奇异的昆虫，观众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听出来。
《现代启示录》将噩梦般壮烈的视觉效果和具有幻觉感的声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在背景里，人们在战斗、祈祷、死去，提醒着我们这些噩梦和幻觉的真实性。科波拉还喜欢在这部影片里同时呈现三个或更多层次的影像，进行长时间的、持续的光学重叠，为现代、机械、恐怖的战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任何人都不可能指责科波拉——他和约翰·米利厄斯一起撰写了《现代启示录》的剧本——是一个战争爱好者。电影改编自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并且将背景放到了越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马丁·辛饰演一名美国军官威拉德，和康拉德笔下的主角马洛一样，逆流而上寻找一个高智商的杀手/疯子，只是这次他穿越的是越南和柬埔寨的河流。这名疯子正是叛变的陆军军官科茨上校（马龙·白兰度饰）。威拉德得到的指令是：“中止科茨上校的一切指挥权。”
然而，这次在一艘全副武装的巡逻艇上的航程，与其说是在探寻“黑暗之心”，不如说是在探索疯狂的根源。在一系列精彩的场景中，科波拉慢慢揭示了战争才是最大的非人道因素。
一个被越共控制的村落被一位狂热的上校（罗伯特·杜瓦尔饰）无情地摧毁，他关心的两个问题是他手下的福利和敌人的尸体数量——而且，他明确表示，他认为眼前所有的“斜坡”都是敌人。（这是典型的科波拉式的拍法，也是这部电影的特点，他没有把这个人漫画化。他是那种无畏的、无意识的领导者，大多数大兵都希望能感觉到他在负责任。）
巡逻艇到达另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美军补给站，就在这时，直升机上的“花花公子女郎”被送来为男人们表演节目。她们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表演者与他们的观众被围栏和壕沟隔开。但当女性的舞蹈变得过于挑衅时，美国大兵开始冲破围栏，表演被迫停止。科波拉以动物园的形象作为隐喻，暗示战争把人变成了野兽——只是他们站在了笼子的错误一边。
在河的更远处，有一座桥，上面挂满了彩灯，军队白天建造这座桥——“这样将军们就可以声称我们的道路是畅通的了”——而越共则在晚上搞破坏。威拉德寻找着指挥官。“谁是这里的指挥官？”他问一个由于吸毒而精神恍惚的步枪手。“难道你不是吗？”那人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简明扼要地概括美军越战部队的萎靡不振、瓦解的士气了。与此相反，由迈克尔·海尔撰写、威拉德念出的旁白是如此的敏锐：“越南人民只有两种选择——死亡或胜利。”
当他们进入柬埔寨边境时，河岸上随处都是坠毁或燃烧的飞机和尸体——有些是美国人，有些是越南人。在死亡面前，这并不重要。作为对这种日益增长的精神错乱的视觉确认，小队中的一个成员（山姆·伯顿斯饰），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冲浪冠军，开始画起自己的脸，和其他人越来越疏远。（当我们最终见到白兰度时，他的脸也被涂上了同样的颜色，这个镜头暗示着，战争是一种不分等级的疯狂，）。
科茨上校也是西点军校的佼佼者，不过他遁入了自己的疯狂中，他和威拉德的最终对峙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景；白兰度加入了很多个人的演绎，这也是全片最复杂、最充满文学性的一个场景，科茨上校不断地引用着T.S.艾略特的诗歌《空心人》中的语句。
看看影片最后，科茨栖身的那座昏暗的寺庙吧，那才是真正的“黑暗之心”，在这个阴森、失去控制的领地中，他的信众自相残杀，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和被砍掉的头颅。观众不难想象，琼斯镇的景象也是如此。人们可怕的向所谓的神交出了自己的意志。
科茨上校从黑暗中现身，在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气味中，科茨试图向威拉德说清自己癫狂的原因。他的自身经历构成了他的哲学。他是一名出色的战斗指挥官，一个致力于实现心中“战争艺术”的人。威拉德在路上见到的一切，都是科茨哲学的实证：士兵们对领袖的盲目信仰，男人们在性方面的退化，在真正的命令下对生命和财产无意识的破坏，最重要的是，人类生命的廉价和死亡的随意性。
科茨对杀人和被杀戮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厌恶感，他只是想知道，谁有权利来判断？而最后当他被威拉德杀死时——这和一个可怕的杀死水牛的仪式交织在一起——科茨说的话和康拉德相互呼应：“恐怖，恐怖......”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它赋予了这部电影统一性和意义，而如果不是科波拉执导，这很容易就会变成战争恐怖的一个目录。科波拉的末日观延伸的很远，他调查的是潜伏在人们心中的邪恶（尤其是那些军事高层），以及它和恐惧、自以为是、对权力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军方派威拉德这个疯狂的战争杀人机器去杀科茨，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投敌，而仅仅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按自己的规则生活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在这部作品中“拒绝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周里，将会有很多关于《现代启示录》制作之不易的文章，其中的细节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尽可能地对媒体隐瞒，因为预算从最初的1200万美元已飙升到了3100万美元。也许科波拉认为他不想透露这些细节，但最终电影的伟大证明了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支出是合理的。在我看来，答案也是肯定的。上周末放映的拷贝，既没有开场标题，也没有片头，长达2小时33分钟，每一秒都是恢弘的史诗。
当然最大的功劳属于科波拉——他是导演、制片人、联合编剧以及作曲（和他的父亲卡迈恩·科波拉共同完成配乐）。在这些身份中，他似乎不仅在测试自己的能力，而且在测试他所选择的媒介的能力。如果说他的天赋是惊人的，那么他对天赋的挥霍则更令人印象深刻。
这一点在许多全景式的战斗场面中显而易见，这些场面是用Technovision宽银幕镜头拍摄的，每一帧都有大幅的动作爆炸；科波拉还使用了杜比增强音，让观众一会儿处于战斗的中心，下一秒又处于丛林的深处。
但是，随着影片进展到“花花公子女郎”表演、袭击大桥以及最终抵达科茨的柬埔寨驻地等段落，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影像——灯光、场景和人物都经过精心编排，犹如歌剧般严谨，以获得最充分的视觉效果；而在其他时候，在影片更松弛的时刻，同样的巨大银幕可能被一个人的面部填满——马丁·辛或是马龙·白兰度通过摄影机镜头直视着我们。不得不说，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细腻的摄影，早已超出了科波拉的要求和预期。
我一直认为，一个伟大的导演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一两名合作过的优秀演员，还有团队之间的合作。《现代启示录》演员阵容十分强大，由专业演员和业余演员共同组成。但我不想对演员的表演进行分类。毋庸置疑，最后出场的白兰度犹如一尊佛像，他的忧郁赋予了影片最后半小时一种强度——一头失败的狮子失去了他的骄傲和力量，但仍然相当危险。
科茨上校无疑成为了白兰度的又一个经典形象。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马丁·辛扮演的受指使的、愤世嫉俗的威拉德在战争中浸淫得太久了，以至于对任何其他类型的生活都没有兴趣，但在他的任务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发现战争的本来面目——把科茨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或威拉德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威拉德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一直没有放开自己，以难以置信和惊恐的目光注视着他周围的大屠杀。我想马丁·辛的表演肯定会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有所斩获。
但是，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比如罗伯特·杜瓦尔这样的配角也是如此，他在战斗中戴着骑兵帽，叼着雪茄，发出难以理解的命令；阿尔伯特·海尔作为巡逻艇勇敢的指挥官，具有将船员们团结在一起所需的所有存在感。弗雷德里克·福瑞斯特扮演船上最理性、最可靠的船员；最重要的是，丹尼斯·霍珀扮演了白兰度身边一个精神癫狂的追随者，霍珀的表演让这个角色显得独一无二。
我认为《现代启示录》是一部杰出、伟大的电影，值得之前的种种等待。我唯一担心的是，由于它出现的时间太晚，观众可能会把它当作另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电影，而不太感兴趣。
很显然，它已超出了越战片的范畴，就像康拉德的小说，实际上写的是殖民剥削的残酷一样。不论是科波拉还是康拉德，特定的环境只是为他们更深层次的关注提供了舞台——对人类之间非人性动机的一次探索。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而且很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