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开播后，演员佟大为多了一个花名，黄牡丹。
走在街上，有人直接这样称呼他，也有人会叫他大舅哥。因黄振华一角，佟大为成为观众心目中花期最长的男演员。这个角色是传奇女子黄玫瑰的哥哥，幽默风趣，一张嘴嘚吧嘚，滔滔不绝。同时，黄振华生长在清华大院儿里，从事建筑行业，相似的背景，让观众想起了《奋斗》中的陆涛，形容佟大为是“永远的建筑世家公子哥儿”。
《玫瑰的故事》剧终不到一个月，佟大为主演的悬疑网剧《错位》也播出了。故事的男主角顾己鸣阴郁、不得志，一心想要创作出伟大作品，并为此不择手段。对佟大为而言，这是他第一次饰演一个颇有心机还杀过人的反派角色。从黄振华的单纯善良中抽身，如何揣摩顾己鸣的心理变化，并呈现在短剧里，佟大为做了不少设计和功课。
千禧年前后，佟大为先后出演了《玉观音》《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奋斗》等多部与青春故事相关的都市生活电视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都市小生的代表，他可以插科打诨，用幽默化解关系里的褶皱，也可以冷静沉着，做稳重的那一个人。
有制片人表达过，佟大为长了一张让人信赖的脸，某种程度上，这是天赋，也是局限。几年前，越来越多生活剧里好爸爸的角色找上门来，他不拒绝，想的是在什么年龄干什么样的事儿，角色也是这样。他不觉得自己曾经身处舒适圈，即便是生活剧，也有不同的演法。每一个角色，他投入了思考，设计了细节，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最终形成了丰富的表演。这种过程，是对自己和观众的尊重，难以抹杀。
在佟大为看来，演员是一个注重节制的行当。多年来，他保持着稳定的作息、规律的运动和节制的饮食习惯，这些都让他在外形上符合大众对于男演员的形象要求，而“不至于失控”。最近几年，他找到了自己舒适的拍戏节奏，一年工作八九个月，拍两三部戏，给自己一些留白，在进入下一个角色前，充分地利用这段缓冲期去充电、去琢磨，而“不会没有招儿了”。这些，或许都是一个演员的本分，也是所谓“花期”足够长的原因之一。
过了40岁之后，佟大为也有过焦虑，因为未知的角色，未知的困难——“从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从中总结一些方法，这就是成长”。
《玫瑰的故事》播出后，我们和佟大为通过电话采访时，他正在南京的剧组拍戏。电话里，他的声音松弛自在。他说，自己准备杀青后带着孩子们一起看看国内的石窟。
那个上午，他难得的有了几个小时的空闲。我们聊了聊他的反派角色初体验，也聊了聊他节制的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尽可能地延长演员的花期。
以下内容是佟大为的讲述——
文｜令颐
编辑｜楚明
第一个反派
顾己鸣是我演的第一个反派角色。
演戏的那段时间，我时不时晚上睡觉就做梦，梦见有一场戏演不过去了，一激灵，杀人了。稍微清醒一点，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就会庆幸自己没有像顾己鸣一样杀人，做这样错误的选择。
拿到《错位》剧本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它脱离了生活剧的范畴，是悬疑类型的，挺新鲜的。之前我尝试过另一个剧叫《消失的孩子》，虽然也是个悬疑剧，但是我在里边还是演一个父亲，直到这次，才遇上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反面角色。
顾己鸣跟我自己之前演的角色有比较大的反差，他不再是插科打诨、不再是老好人这样的一种形象，而是阴郁、有心计和有秘密的。
我和这个片子的制片人戴莹有过几次接触，她说想让大家演不一样的东西，让演员打开边界，才能打开作品的边界。我听后挺受触动的。在我们行业里，找擅长的人干擅长的事，对制片人来说是最安全的选择。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演员不想做一些尝试，是你没有尝试的机会。
艺术本来就是世界的冒险，而不是成为一种让演员复制粘贴自己的风险管理。希望行业里能多一些像戴莹那样的制片人。
我之前在采访中聊过，演员在头一个星期演戏的时候，就跟傻子一样，他跟角色是割裂的。反倒在扮演顾己鸣的过程当中，这种割裂感其实没有很强烈。
拿到这个人物之后，我就给他画了一下大轮廓，他在人生几个关键的时候，做了不对的选择，铸成了大错，杀害了无辜的人。顾己鸣跟我之前演的《门第》里的何春生是不太一样的两种“凤凰男”。何春生是自暴自弃到另外一个极端，但顾己鸣从小顺风顺水，他有自信，而且这种自信导致他对自己的认知不客观，觉得自己只是怀才不遇。这个角色的大方向我就把握住了。
这两年，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精致短剧越来越多了，这是当下时代的产物。观众习惯在集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视觉刺激，是一种更高效的观看形式的转变。
长剧家长里短，其实是靠台词能让戏精彩，但悬疑短剧的精彩程度，不是纯靠台词堆的。短剧介于长电视剧和电影之间，对创作者和演员的要求反而更高了。它最好没有废戏，每场戏都要有各自的戏剧任务。它的好处是能把人物的整个弧线都勾画出来，又不用那么多的对白来堆砌，通过人物、事件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把故事展开，对观众来说，是很舒服的状态。
这样一来，要琢磨的事就很多了，我每天脑子得不停转，还是要揣摩一些细节。
进剧组的第二天我们拍了一场在停车场的戏，那是顾己鸣人生转变最大的事件。剧本里原本的表述是把重点转变放在前边苏真真的好朋友把顾己鸣的小说不屑地扔到地上，这激起了他的“黑化”。后边就是顾己鸣走到停车场，看见两个车之间狭窄的位置，留了一个后背的镜头，意思是说他走到了人生很狭窄的一个胡同里。
但是我提前做完功课，觉得那个地方不足以达到那个冲击力，而且这种场景在其他的戏里也有展现。我就跟编剧老师说，如果是电影的话，这种留白没有问题，它会让观众有思考、有想象，但它毕竟是一个网剧，我们还是要把一些点、一些细节稍微放大。
我想到好多年前，在一个停车场里，有人想请旁边的豪车司机帮忙挪下车，结果这个豪车的司机就说了一句，“你知道我这一脚油是多少钱吗？”
我把这个场景沿用到了剧里，想表达的就是，在这样的party，没有人看得起顾己鸣，他受到的压力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重创。他原本就渴望成功，又遇到这样一个情景，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成，要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看到他是有能力的。这些人才是改变他的最大的助推器。
生活剧和生活本身
过去几年，我演的大部分都是家庭生活剧，像《虎妈猫爸》《小舍得》都是演了一个“慈父”。他们在家庭中充当白脸，在气势上弱一些，有时候靠着幽默、逗两句嘴就化解那个矛盾和尴尬。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黄振华也是这样的，有网友就说这是“窝囊废男主角”。
这种角色多了，观众看到我会有亲切的感觉，一方面是观众在看剧的时候追求平等的视角，另外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戏里的人物彼此之间都是出于重视和爱，才会有这种表达。
我看到过一段文字，一个国外文学家评价说中国人有特别大的智慧，一个字——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候就把一件事办成了，又没有走到撕破脸皮的极端，这不挺好的吗？
其实，过往演的那些好爸爸，我觉得会反哺我。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自己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有哪些做得不足，有很多是可以跟角色学的，哪些是角色做得不对的，我就要在生活中杜绝这些事情。
在之前的一些采访中我也表达过，我平时对女儿还挺温和的，但如果她真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我还是会严厉。在教育孩子上，我们会给孩子立些规矩，有些事绝不可以做。面对女儿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自己偶尔能有一个“严父”的形象，但是一般只有大声说话这一项“发威”技能，而且事后会忍不住又宠爱起来，因为她实在是太贴心，太可爱了。我女儿有一年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个1块钱的硬币，我问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帮妈妈做事情赚来的，一共可能就拿到了1块5毛钱，但是她把那个1块的给了我，虽然简单地看1块钱很少，但这相当于她拿出了收入的三分之二给爸爸，当时让我感到心里特别温暖。
拍完《小舍得》之后我就思考了很多。夏君山是个有点特别的爸爸，他对于家庭特别上心。导演当时填充了很多细节去充分塑造夏君山“别人家爸爸”的样子。欢欢平时是夫妻俩的掌上明珠，但也会有让人生气的时候，所以怎么能让半大不大的孩子接受父母的教导，其实是一个学问。不能一味地去强迫孩子做什么，但也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我觉得孩子的快乐和学习要两边兼顾，但是都不能太极致了，极致了就会出现问题。
拍完之后，我的改变是，会想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习生活，尽可能多地陪伴他们，让他们能够丰富地成长。我要是在外边拍戏，遇到像家长会、运动会，还有孩子的演出，类似这些对孩子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都会跟剧组协调，尽量提前把这些时间协调出来。
每年夏天我都要带着他们一起玩一下，几乎是雷打不动。最近我拍完戏准备带孩子们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名胜古迹，去几个石窟看看。
生活剧演多了之后，这次演了顾己鸣，就有网友评论说，我突破了舒适区。说实话，我不觉得演顾己鸣这样的反面角色就是个突破，我没有什么野心，而且这种尝试应该是每个演员都想去做的，就是想看看自己所学的东西能不能用一用。
即便这个行业里的人觉得我能演好生活剧里的角色，我也绝不可能躺着、不做功课就把这些事干好。
我要琢磨生活里的很多细节再把它融进表演里。比如说下雨了，家里没有地库，你开车回家，车里没有伞的话，进屋的时候你是哪儿湿了？这个停车的位置离你家单元门洞有多远？另外一个你是从哪儿回来的？是从单位下班回来的，还是说跟客户应酬回来的？
有人会说那些东西不重要，不用想那么细。但是我觉得不想那么细，演得就不细。因为人在这些不同情况下，状态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便是拍生活剧，类似的细节我也一定是要考虑到的，功课也是要做足的。
真不至于说“舒适区”，这个词把这个事形容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如果我是观众，我就觉得这人都不用琢磨、不用想，就把这戏给拍了。但真不是这样的，我们在镜头里呈现的东西，观众越觉得看着舒服的，越是要花心思来完成的。
青春
《玫瑰的故事》播了以后，我一直在南京拍戏，在拍外景的时候，就遇到了好多热心观众，特别多的人叫我“大舅哥”、“黄牡丹”。
很多人说我出走半生，归来还是陆涛，还有人说我一直深耕在建筑这个行业，说真的，我不排斥陆涛的影子。我觉得能让大家勾连起来这个事儿，还挺开心的。首先原著里头，黄振华就是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工作。这个戏里，自然黄振华就跟陆涛干的事是一样的，观众联想到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但戏无论如何也不是一样的，他们不在同一个年纪，说的事不一样，人物关系也不同。
说实话，我和陆涛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我是一个挺典型的i人，你别看我在现场说词儿能说那么多，但以前做采访的时候，我根本说不出来这么多话，说的全是概念。做一些专访，记者问题问了一大串，我可能就回答，是的，不是，有吗？（笑）
演陆涛的时候，我处在跟他相似的年纪，演的也是那个年纪的事。现在我再回去看陆涛，就是觉得那是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年纪。陆涛得到的很多东西都太过容易，过得太顺了，所以他总觉得现实和理想之间是有偏差的，会拧巴。
我之前拍了《奋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每个戏有每个戏的氛围，却又都是不同年代年轻人的青春故事。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讲的其实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的青春往事，那拨儿孩子基本上没有父母在身边，都是凭自己野蛮生长，所以他们的青春更有野性。等他们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成长过程里有荒诞、有挥霍、有彷徨，各种经历是最丰富的。
我是靠近80后的一员，但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恣意、洒脱。我从小在辽宁抚顺长大，现在回想小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一段童年时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每年夏天，我都泡在室外游泳池，吃完中饭就去游泳池待一下午，玩到傍晚回家吃晚饭，所以每经过一个暑假，我都变得特别黑。
我父亲是警察，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执行一次工作任务时意外受伤而瘫痪成了植物人。父亲出了事故之后，过了小半年的时间，妈妈才告诉我和姐姐发生了什么，中间就一直说他出公差。我看着妈妈往返医院和家两头，我是自己学着长大的，7岁就学会了做饭，小学三年级自己就能搬煤气罐、扛50斤的大米，那时候还是拿着粮本去粮库买粮食。
我不觉得那是因为自己懂事儿，我那时候挺调皮的，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想不到那么多，做饭是出于饿的本能反应。那会儿还是贪玩，有小孩子的小心思，去医院混点巧克力、麦乳精吃，那些都是稀罕物。
之后可能才是觉得不想让妈妈太累，能做一些事，妈妈就少干一点。
印象里，我妈那段时间几乎没什么笑模样，又要上班又要做饭又要照看我们所有人。我跟姐姐相当于吃百家饭。有时她在一个亲戚家，我在另一个亲戚家住一天。
我妈还是挺乐观的人。小时候，有一天我妈他们单位组织出去春游，她为了多一天时间陪我们，就没去，而是带着我和姐姐去沈阳玩。当时单位还会把不集体旅游的钱发到他们个人手里，但她就没带那笔钱。我们那天上了从抚顺到沈阳的大巴以后，她才发现就带了10块钱，走了两三站，也懒得回去拿。我们在沈阳的中山公园，拿着那几块钱掰着手指花，我和姐姐坐了小羊拉车，拍了照片，回来之前仨人吃两碗冷面，剩下了一点钱才够回抚顺的。这段经历，我们觉得很快乐、很甜蜜，一直记到现在。
我爸出事的时候，我妈才34岁，相当于现在90年生人的年纪。按我现在的理解，她还可以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实现个人价值。但她都没有，而是继续顶起来整个家。在物质上，妈妈从来没有差过我和姐姐，我上初中的时候，流行一款名牌旅游鞋，一个班里头六十多人，没几个人能穿，我跟她要这个鞋，她就承诺我说如果我考到班级前十五名就给我买，最后我考了二十多名，她还是给我买了。
现在想想，她那会儿遇到的难事应该多了去了，但我们从来没见她哭过，她也尽量不在我们面前提，都是长大了以后，我们闲聊天的时候，她才会说到一些自己觉得特别难的时刻。
考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要报播音主持专业。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稳定的人，觉得当个主持人、编导之类的，回老家有个事业编，就挺好的。后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上大学也不怎么喜欢出去玩，特别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真没那个心情，开始接拍广告，用第一笔广告费给妈妈买了一双鞋作为礼物，后来自己能挣学费不用再向家里要钱了。
入行之后，第一次感觉自己火，并不因为陆涛这个角色，而是从《玉观音》的杨瑞开始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在深圳拍一个戏，每天去同一个超市买吃的，那个戏播几天了，就有人跑过来叫我杨瑞，开始有人找我签名。给人签名了，他们还叫不来我的本名，但这可能也是一种层面的认可。
理解
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很平静地就接受了自己要演父亲的这件事。之前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演员提起自己第一次扮演父亲时的纠结：推开这道门，有另一番广阔天地，但或许也没法再回头演某个年龄段的角色了。
我几乎没有过这种顾虑，什么年纪就演自己能演好的角色。心里还有爱就能接恋爱的戏，该演成家就演成家，当了父母就对如何演好父母有了心得。
去年有这么个角色找了过来，让我演个20多岁的年轻人，往回演了，演个大学生，我说这怎么演，我自己的信念感做不出来。近几年遇到的这些角色，其实是品质和表达的东西正适合这个年纪的自己。
我一直没怎么上过综艺，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像很多e型人格的同行，他们会比我适合。
《非诚勿扰》是我参加的为数不多的综艺，2014年的时候录过十多期，今年又录了几期。我觉得就是去给人家做月老儿，这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任务。
在现场，那是一个观察当下年轻人的好机会。我看着他们从认识到后来互相了解，是挺有意思的过程，也是保持与世界联系的方法。
去年我看到了一个公众号说，现在的很多年轻女孩会一块合租房子，比方说七八个女孩租一个大房子，互相分工，有做饭、有洗菜、有打扫卫生的，她们不允许男朋友来，到了假期，就会结伴儿一起去玩，她们还会签订协议来彼此约束。这种现象就很有趣了。
那天又录《非诚勿扰》的时候，一个男嘉宾说他希望的恋爱方式是，几个哥们租在一个房子里头，哥们儿的女朋友租在对门。他说，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可以跟我哥们的女朋友住在一起。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奋斗》那种乌托邦的形式吗？他说也不是，他想的是，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就在一起，不谈恋爱的时候就是男生跟男生玩游戏，女生跟女生玩。而且，现场不少女嘉宾赞同这个观点。这跟十年前人们想要天天腻在一起，彼此离不开对方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节目里他们会在不同的环节灭灯，有的人一说起感情经历，或者突然说到哪段话的时候就嗖嗖嗖地灭灯，这样就看出他们在意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会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的相处方式、观念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现在除了追求三观一致、喜好相同，年轻人们也会更注重自我感受和体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知。
如果能多观察、理解、借鉴别人的生命体验，是很好的事。
节制
现在，我一年里有八九个月在拍戏，一年拍两三部戏的样子。演戏有点像练功，中间停的时间久了的话，你就得从头把这些东西捡起来，适应得会比较慢。但是每部戏和每部戏之间一定要有缓冲，从一个人物状态过渡到另外一个人物状态，需要提前适应和调整。
我对现在的工作强度挺满意的。我也需要时间去吸收养分，静下心来专心地读书、看电影。缓冲也是为下边的角色作准备，让自己充电。要不然确实是掏空，没那么多招儿了。
我最近在专心看一本儿童读物，讲东周列国的历史。我本来是跟我儿子一块读，后来我自己看上瘾了。我就发现那段历史自己虽然学过，但人名和顺序怎么也记不住。这本书就不太一样，它把周天子当成是班主任，剩下的都是班里的学生，这样一下子就把谁先谁后，越国在哪儿，吴国在哪儿，齐国在哪儿，有哪些人，都在哪个位置给搞清楚了。
很难说这样的书当下会产生什么影响，但积累着，总不是一件坏事。
去年拍《玫瑰的故事》，开机前一周我们要试装。原来，剧本里头写玫瑰的哥哥长得熊，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个胖子，起码是微胖。
试装那天导演就看到我了，说大为你怎么这么胖啊？我说那戏里不是写的有肚子吗？他说你在戏里是要谈恋爱的，你得减肥呀。哎哟，那会儿还有一星期了，让我减肥，有点愁了。那天剧组还一起吃饭，我也没咋吃。
回来就用6天减了7斤，然后就进组了。
演员是一个需要节制、克制的行当。我现在的生活很规律、很稳定，就是早睡早起，每天锻炼，晚上11点之前就会睡觉。像昨天，我晚上11点睡，今天6点就起来，把今天的戏再复习一遍，吃早饭。每天晚饭我吃一些蛋白、沙拉，或者有时候就吃素，弄一些胡萝卜、芹菜和煮熟的花生米拌一拌，煮一些青菜豆腐，配一些酱油、醋和香油。
大家都这样，这种节制是基本。就像汪俊导演在拍《玫瑰的故事》时候说的，你在戏里要谈恋爱，你得让观众相信，你如果是个胖子，你跟万茜谈恋爱或者跟陈瑶谈恋爱，观众信吗？
减肥的那个过程倒不难受。我找了一些补脾胃的东西，减肥不能伤脾胃。我在家里用茯苓粉、山药粉做了一些饼干，还用荞麦面和黑豆也做了一些饼干。说实话，那个东西口感非常一般，里边也不放油，只放一点盐，烤出来它也不脆，但总比一直饿着强。
这么多年，我知道快速靠饿瘦下来的，只要之后正常吃饭，就会反弹，那我就少食多餐。早上起来不饿就不吃，饿了就吃点我带的饼干，一天一直让自己保持在微饿的状态。这样的好处是不会特别饿了之后失控地暴饮暴食。我尽量不让自己有失控的可能性。
人过四十，我不会再有“希望今后的日子都一帆风顺”这种期待。作为演员，你会遇到一个特别难演的角色，突然就卡住了，要反复想才能捋顺。在生活里，你也会遇到突发事件，意想不到的困难会打乱生活的秩序和稳定。
不过人生不就是各种未知突然出现，我们从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知道怎么去处理，从中总结一些方法吗？
我看起来好像一直有戏在演，很少有断档的时候。但看见的和实际它也是有差距的。你看见的是有作品出来，你没看见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等待、挑选的过程，也很难熬。
但这也是作为演员的功课——默默耕耘其实是常态，不拍戏的时候就只管做足储备，慎终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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