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枚金棕榈，在戛纳看美国电影的今天

美国电影独立日

作者：yal sadat

来源：《电影手册》2024年6月刊

从金棕榈到导演双周单元，美国独立电影在戛纳的崛起伴随着一种“逆时空”美学：无论是为了创发一种创作风格，还是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社会政治场域，这些电影都拒绝被明确固定于某种时间性上。

美国现在几点？当我们观察美国独立电影创作，尤其是观察那些在戛纳上映的电影时，会发现前所未有的巨大时差。尽管长期支撑他们的经济结构已然崩溃，好莱坞边缘地带或纽约电影圈仍具有不可否认的活力：《阿诺拉》（anora）在戛纳官方单元大获成功，该片这类创作是处于工业与非正统体系交叉点处电影的最后堡垒。

《阿诺拉》剧照

此外，继2023年肖恩·普莱斯·威廉姆斯（sean price williams）的《甜蜜的东方》（the sweet east）和韦斯顿·拉祖利（weston razooli）的《火之谜》（riddle of fire）之后，今年又有四部长片在导演双周展映，这也证实了年轻激进派电影卫队正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他们是狂热的迷影人，其方式与电影“游击队”差不多。泰勒·陶尔米纳（tyler taormina）的《米勒角的圣诞夜》（christmas eve in miller’s point）、卡森·伦德（carson lund）的《高弧慢球》（eephus）、瑞安·j. 斯隆（ryan j. sloan）的《凝视者》（gazer）和因迪尔·唐纳（india donaldson）的《好选择》(good one)都展示了独立电影中的多样性和一致性。甚至可以视他们为紧密团结的集体，伦德与陶尔米纳合作制片，伦德担任陶尔米纳影片的摄影，两人都属于欧姆内斯影业（omnes films）。另外还有曾佩裕（constance tsang）在影评人周上映的《蓝色太阳宫》（blue sun palace），以及乔什·蒙德（josh mond）在acid单元上映的《没关系》（it doesn’t matter），它们让美国独立电影今年在戛纳的版图更加完整。

《甜蜜的东方》剧照

这些影片通过自身的制作条件（在经历了多年的特朗普主义和疫情后电影作者的脆弱性之后，尽管困难重重，他们却仍有抵抗的决心）而非其艺术本质，揭示出美国的现状。它们与美国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时间错位感，更准确地说，是陷入了一种模糊的时间性之中，仿佛试图逃避它们所处的时代，无论其好坏。

与从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到杰夫·尼克尔斯（jeff nichols）等前辈影人所青睐的复古巨作不同，这种电影的时间定位引发了疑问，因为在电影中我们既不能完全感受到当下，也无法明确辨认出某个过去的时间点（更不用说未来）。这种模糊性源于其叙事框架对创作背景的尊重，同时也与一套新的核心特征有关，这些特征似乎决定了电影的剧作和场面调度手法：对所有的叙事主线的拒绝，对静止状态（无论是长镜头或是其他形式）的偏爱，对复调和去中心化的执念。

《火之谜》剧照

这一切就像是第一人称叙述传统突然被完全抛弃了，而理论上这种叙述传统在充满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仿佛一旦“我”这个第一人称主体消失，所有的主观时间观念也随之消失，并由一种非连续性的小说式时序取而代之，旨在追求某种普遍的意识流。

《高弧慢球》似乎就建立在这样的规则之上。影片以持续一天的业余棒球赛为背景，球场作为场景，行动是他们能打的最后一场比赛（球场即将被拆除）。影片的时代设定在“当下”，不过这只有在剧情逐步展开后才能明显看出。影片描绘出一幅美国老年白人男性群像，他们沉迷于极其专业的体育思量中。这些思量因为显得过时且带着所有“最后一次”的忧伤，而反映了当下美国的衰落感。

《高弧慢球》剧照

电影片名取自一种棒球技巧，如同片中戴帽子的家伙所解释的那样：通过极其缓慢的投球来欺骗对方击球手，从而扭曲他们对时间的感知。这一切都说明了：卡森·伦德将观众变成了措手不及的击球手，使其脱离时间感知的舒适区。在纪录片元素方面，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还作为解说进行了声音客串，这种手法颇为有效。不过我们也可以质疑这种纪录片手法的局限性，影片中现实的设置往往是封闭的，如同棒球的语言。

由于《高弧慢球》是一个仅限于球场大小的时空口袋，外界无法介入以引发影片中行动的危机；因此，影片必须自行处理，由内部生发出滑稽的难题。当然，这才全片重点所在：影片采用经典的提喻手法，邀请我们观察一座堡垒，其为wasp（美国白人盎撒逊新教徒）多数群体所孤守。然而，由于故事仅限于从早到晚的时间范围内，伦德为观众创造出一种感觉，仿佛他们自己也蜷缩在“高弧慢球”这一凝滞瞬间，及棒球这一奇特的仪式中（片中不乏用声音呈现球员们胡思乱想，直至喧嚣，仿佛每个角色都成了《尤利西斯》中的叙述者）。是否是政治和社会的场外因素——或场外世界——令他感到恐惧？

《高弧慢球》剧照

陶尔米纳的《米勒角的圣诞夜》同样是一个多点群像故事。美国再一次被罩在玻璃罩下：在这个同样多中心的故事中，圣诞节成为了凝滞时刻，故事以意裔美国家庭的圣诞夜夜晚为背景展开，并给予了每个家庭成员同等关注。狂欢般的场景充斥着拥抱和强颜欢笑、争吵的初兆、丰盛的节日美食，以及聚在一起玩游戏机的孩子们……

在这里，喧嚣被充分合理化：家庭的混乱反映了美国这个国家的过度兴奋和歇斯底里，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为其指明了走向和解与平静的道路。陶尔米纳似乎在布置这个娃娃屋时也在扰乱它，他追随着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脚步，却又制造了另一种混乱（失控的速度让位于期间小型的几乎像马戏表演般的行动）。他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使节日显得绚丽多彩令人向往，同时嘲弄了家庭价值观，并通过图像表现出这种庆祝活动的令人厌倦的本质，它建立在过度消费与过度情感宣泄之上。在某种环保主义的姿态下，《圣诞夜》逐渐偏离了过于贪食和奢侈的家庭喧嚣，转而依靠最低限度的情感交流：在一个突然安静的场景中，家人和邻居们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地盯着圣诞老人乘坐消防车到来，重新体验那种惊奇感。

《米勒角的圣诞夜》剧照

《好选择》和《凝视者》也呈现出类似的时空动态。前者再现了一次徒步旅行中的时间体验（自凯莉·莱卡特（kelly reichardt）的《昨日欢愉》（old joy）以来，这已成为独立电影的经典题材），后者的时空动态则与女主角的生活同步，她患有退行性疾病，疾病改变了她对时间的感知。这个叫弗兰基的女人就像被困在“高弧慢球”的投掷中：由于她的动作似乎总是与现实脱节，她失去了加油员的工作，随即被卷入一场黑色电影的肮脏阴谋中，她那不合时宜的主观视角强化了影片的偏执机制。

正如我们被她那具有感染力的迟钝状态所吸引，我们可以认为她的病症是一种手段，使影片摆脱时间锚定。影片惊悚的氛围与其说反映美国社会中弱势群体和病患的处境，不如说更像是对20世纪60-70年代阴谋电影的致敬。

《好选择》剧照

至于《好选择》的结构，它玩弄时间就像玩弄漏斗：在女主角和父亲（以及父亲的挚友）的徒步过程中，主题逐步明晰。主题围绕代际冲突（以及同一家庭内的冲突）展开，随着旅程的缓慢推进，女主角在这次徒步中经历的苦涩成长也逐渐显现。

旷野漫游，不也是另一种来回避面对等待着这些行走在美国道路上的旅行者的紧张局势的方式吗？《甜蜜的东方》本来就是要去触碰混乱的，但它也打破了叙事主线，不在意影片是否具有中心，随着旅途愉快地掠过所有使影片“成型”的可能性；这种原则也出现在《没关系》中，它描述了一群穷困的纽约人穿越美国的逃亡之旅，并借用了肖恩·普莱斯·威廉姆斯手机损坏而引发冒险的创意。影片中的旅程似乎要重新连接被网络所遮蔽的现实，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更好地逃避它。

《没关系》剧照

就像在威廉姆斯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奥德赛之旅的每一段都只是未成形的电影草稿，或者只是半成品片。似乎人们在故事之外不可能有相遇（除非通过智能手机），因此阶级关系也无法建立。资深的宏大群像叙事编剧约翰·塞尔斯（john sayles），尽管他的电影总是建立在坚实的中心上，他是否就能因此正确地看到了独立电影的去政治性呢？（见《电影手册》第780期）x与tiktok上对智能手机的抗议，是否让大银幕上的抗议变得过时？

无论如何，肖恩·贝克《阿诺拉》这样的影片都会存在。与上述这些电影松散的去政治化叙事相反，它讲述了一则马克思主义故事，呈现了一段在政治层面不可能的联结（年轻的脱衣舞女与对她一见钟情的高富帅），并由此产生了第二段在社会层面可行的关系（街头混混试图阻止这段美妙的姻缘）：尽管美国独立电影所走的道路越来越虚幻和错综复杂，有意义和令人陶醉的邂逅依然是可能的。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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