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刘思晴不想提起数月前那次被骗的经历，因为“一回忆，不好的情绪就会回来”。
刘思晴目前在德国柏林读研。2023年10月2日-8日，一通自称国际快递公司的“可疑包裹”消息，让她落入电信诈骗的圈套。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多名骗子冒充公检法人员，远程操控她以“资产托管清查”之名，向多个账户累计转入约7.5万元人民币。
近年来，电信诈骗瞄准了海外留学生，类似案件屡见报端。
据《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11月30日披露，上海市反诈中心对2022年以来涉及的境外留学生被骗案件分析发现，案件中受害留学生平均年龄仅为22岁，年龄最小的仅17岁，年龄段主要集中于“00后”。
独居学生、国内外时差、远隔海外等因素，让电诈分子有了可乘之机，甚至为留学生们量身打造了“电诈剧本”。
据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公布数据，仅2023年1月至9月，他们就收到了众多中国留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报告，涉案金额高达近一亿元人民币。另有中国多家驻外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提醒中国留学生警惕电信诈骗。
包装人设，“信了”
2023年10月2日，在德国柏林的刘思晴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说中文，自称是“ups国际快递公司的客服”。据其介绍，刘思晴寄出的一个国际包裹中查出了“未经申报的药物”，目前被广东某市海关扣留，如果不尽快解决将面临相应罚金。在电话中，对方还报出了刘思晴的手机号以及德国柏林的一处地址。
“地址格式完全是对的，很真实。看邮编号，距我住的地方确实不远。”刘思晴说，她事后专程去查证这个地址，这才发现地址是假的。不过，当时的刘思晴毫不知情，突然出现的“问题包裹”，让她感到困惑又焦虑。
就在此时，对方“及时”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客服”声称，可以帮刘思晴转接到案发地派出所，由警方出具一份文件，证明其与问题包裹无关。随后，对方还报出了快递寄出时间、收件人地址与姓名、海关扣件编号等详细信息，用于她接下来和“警方”确认。
谨慎起见，转接警方电话之后，警惕的刘思晴还专门向对方要求证实身份。这时，对方让她现场上网查验该地公安分局的电话。挂断电话不久后，和网络查号一致的来电拨了进来，“接电话后发现，和此前转接电话的人是同一个声音”。
无独有偶，在英国伦敦读大二的maggie、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读大三的ann也曾遭遇了类似诈骗。同样是冒充公检法机构的骗子，同样是电话直接转接警局，同样是需要接电人通过报案自证清白。唯一区别，只是最初打来的电话由头不同。
其中，ann被告知“国内的社保卡遭到盗用”，而maggie收到的来电中，对方自称是“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称其名下电话卡持续向他人发送骚扰短信，可能影响其在英留学签证。
maggie在2023年12月13日收到了这则陌生来电。“因为当时我的brp（生物信息卡）快过期了，就在事发前两天跟读书的学校报备办理。所以，当对方说这跟我签证相关时，我一下子就信了。”
据多名受害人讲述，和“警方”对接后，双方一般通过skype、whatsapp等通讯软件开展线上“笔录”。通过视频软件，刘思晴和maggie都看到了自己的办案“警官”。刘思晴记得，对方“穿着一身浅蓝的警服，戴着白口罩，背景看起来是办公室的白墙”。
不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极其短暂。“连线一直断断续续，说是距离太远。”刘思晴说，没说到几句话，对方就把摄像头关了。接下来的几天，双方一直用视频软件对话，而对方也再没开启过摄像头。
maggie也提到，她真正和警官“面对面”的机会只有两次，当时对方“穿着警服，背景有国徽、警局等元素，戴着口罩”。
二人都发现，在交流过程中，电话那头反复出现的“含警”元素，不断强化着心理暗示。
比如，刘思晴的办案“警官”发来的账号名为police0757110@xxx.com，而他的社交账号头像则是庄严的中国国徽。在线上聊天中，刘思晴还能听到对方用对讲机和诸如“洞么洞么”等术语交流案情，“就跟电视剧演的一样”。而maggie也提到，在线交流时，能够听到对面“他们那边敲击键盘或者在公文上盖章的声音”。
而且，在“笔录”一开始，“警官”往往会“贴心”叮嘱报案人要做好信息保护，避免被不法分子盗用信息。这些都让“报案人”好感倍增。
据公开报道，当前电信诈骗分子已经可以利用改号软件更改来电显示，实现“想显示什么号码，就显示什么号码”。而且，通过ai换脸技术，不法分子还能使用受骗者亲人、领导同事或公职人员的肖像面容与声音，冒充上述人员身份行骗。
多名电诈受害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虽然现在回看流程漏洞百出，但经过了“来电验证”“人脸验证”“细节逼真”等多重环节后，他们已经一步步相信了眼前“警官”的身份。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底层需求。而当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被激活时，人就可能会被控制。比如，利诱类骗局、恐吓类骗局，就是切中了人趋利避害的需求。”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研究员袁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冒充公检法类电诈案中，受害人在察觉骗局之前，往往认为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的公检法机构。一旦建立信任关系，会在“登门槛效应”下，一步步依照对方要求展开行动。而且，此类案例中的受害人往往处于恐慌焦虑情绪，认知趋于狭窄，进而影响其理性决策和行动，更容易受到心理操纵。
恐吓打压，“怕了”
2023年10月，在德国柏林读研的刘思晴遭遇电信诈骗，并遭遇了语言暴力与精神打压。（受访者供图）
当初步信任建立之后，真正的骗局开始了。
“就在我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们忽然说我名下有一张银行卡涉嫌大型洗钱案。”maggie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骚扰短信”的报案笔录即将结束时，对面“警官”接连发来一连串的“红头文件”，其中包括通缉令、保密协议书、资产冻结令等。“上面都有我个人身份信息和护照上的头像”。
其中，maggie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的“拘捕令”截图显示，其名下一个国内银行账户“涉洗钱金额高达308万元，受害人数全国高达17人”。“拘捕令”写道，该案已“指派专案检察官督办”并列为“国家二级保密案件”。对于“态度不良，情节重大之犯罪嫌疑人”，可“立马执行强制逮捕、拘提禁见”。文件落款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同样地，刘思晴也收到了类似的红头文件。
“先是发来的洗钱案的pdf电子文件，有图文。然后是逮捕令，上面有我身份证照片，还有上海一家法院盖章。”因为户籍地在上海，刘思晴对于这份逮捕令并未太多怀疑。
出示“证据”后，“警官”开始声色俱厉地说明事件的严重性。
“对方说，当前所有证据都指向我，在法律上我已经是通缉犯了。如果回国，过安检的那一瞬就会被逮捕。”maggie说。当时自己人在英国，短期内也无法回国验证骗子说法的真伪性。而在没有受到财产损失的情况下，也无法向当地警方说明和求助。
“跨国抓捕”“遣送回国”“签证取消”“犯罪案底”……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恐吓，无疑会引起巨大的心理恐慌。
“骗子还说，如果我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回国，不仅会影响我的签证，也会影响我的家庭。”多重恐惧下，maggie被“吓到了”。尤其是当她在网上搜索后，发现警察局的号码和来电一致，而对方又出具了诸多公文证明后，“为数不多的理智也消失了”。
据受访人讲述，被告知卷入重大案件后，“警官”并没有立即要求他们转账或汇款，而是继续“铺垫”，转而让受害人联络了更高级别的“专案检察长”，让骗局进入下一阶段。
在此期间，骗子在交流过程中熟练使用pua技巧，一方面恐吓、打压，另一方面又是鼓励和信任，“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打一个棒子再给个甜枣”。
在刘思晴的遭遇中，骗子团伙就塑造了“热心肠警官”和“铁面检察长”的两个角色。
为“获得减罪机会”，刘思晴多次联系“检察长”，态度谦卑、主动配合，希望争取到“暂缓冻结拘捕执行令和资金优先托管清查”的机会。然而，对方却一再厉声敦促她回国投案，并称逮捕令数小时后即可生效。即使当刘思晴查明当日已无法赶上回程航班时，对方依旧态度强硬，称“案件之恶劣，你认为电话中几句话能说明白？有话等开庭去跟法官解释吧”。
与之对照的是，当刘思晴觉得流程麻烦准备放弃时，“热心肠警官”则一直鼓励、处处关心。比如，“冒着丢工作的风险把你介绍给检察长”“我会陪着你把案件顺利处理好的，加油吧”“已经是最后阶段了，千万别前功尽弃了” 等。
两个“角色”虽然有所分工，但却并不固定。
当后期刘思晴被亲友提醒，要求看对方的警员证时，一贯“热心肠”的警官突然变了语气，一反常态地厉声训斥：“不要跟我谈条件，你什么身份？”“我一早会亲自申请把你带回配合调查，你回国之后自己在牢里好好反省”。
在这样的恐吓打压与言语暴力中，受访人每天都在极度煎熬中度过，心理压力极大。
量身定制，精心围猎
在此之前，三名受访留学生都未经历过或了解到“冒充公检法”类的电信诈骗。类似的骗术，正好击中了他们的认知盲区。
刘思晴说，自己此前从未看过类似的反诈新闻，所以被骗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往电信诈骗方面想。“可能一直在读书，从小生活比较单纯”。
在maggie的认知中，诈骗针对的是贪小便宜的人。“只要不贪小便宜、不接或者不理会任何陌生来电来信就可以避免诈骗”。
ann则表示，自己留学期间最常听到的骗局是情感骗局为主的“杀猪盘”，对“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确实缺少了解。
电信诈骗早在1990年代就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现，随后传入中国大陆，衍生诸多“变种”。为打击电信诈骗，近年来各地政府发起的反诈宣传及反诈新闻报道频繁见诸各网报微端，第一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于2022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据国内多地警方发布反诈提醒，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qq和微信等社交工具办案，也不会在互联网发布“通缉令”，更不会在电话里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
然而，每年依然有不少民众“中招”。
近年来，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海外留学、工作时遭遇电信诈骗的经历。总结可见，和国内常见电诈套路不同，针对海外留学生的电诈活动有“专属剧本”。
诈骗分子首先会冒充公检法机关、使馆、海关、国际快递公司等工作人员与留学生联系，随后以涉嫌洗钱、偷渡、走私等犯罪行为要对其进行调查，以海外人士最为关心的学业、签证等为由进行威胁恐吓，最后要求其汇款转账，获取不法利益。
很多时候，海外留学生与国内相隔万里，存在时差。一旦遭遇诈骗，无法及时和国内的亲友第一时间取得联系，沟通不畅。这都给电信诈骗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
据《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11月30日披露，上海市反诈中心对2022年以来涉及的境外留学生被骗案件分析发现，案件中受害留学生平均年龄仅为22岁，年龄最小的仅17岁，年龄段主要集中于“00后”，“出境到首次被骗”的间隔时间最短仅为1天，超过半数被骗者间隔时间在6个月以内。
而且，多名受访留学生都提及，在告知其涉案后，骗子以案件尚在侦办为由，要求受害人签署保密协议。这意味着，受害人不能和任何人透露或者谈论此事。否则“一旦泄密、打草惊蛇的话，可按妨碍警方办案论罪，要进监狱要判刑的”。
以刘思晴遭遇为例，在对方要求下，她与一个名为“天网监控系统”的视频账号保持实时连线。而且被告知“如果离开监控超过三分钟，且没有任何提前汇报，这个警报就会响”。在随后的数日中，刘思晴每隔一段时间就做所谓的“安全汇报”，连用手机、上厕所等人身行动也需“经过同意”。
刘思晴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的聊天记录中所示，她曾向对方发送一则安全汇报。“德国时间14:03，离开监控去洗手间，大概需要3分钟”，不久后，她又发过去“16:06 分回”。
而且，一旦没有及时报备，对方便以严厉语气质问，比如“你为什么没有做安全汇报”“这安全汇报记录会呈报人民法庭上，你不知道吗” “没告诉过你吗” ，高压监控给刘思晴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当时我跟亲友的交流也受到骗子控制。前几天是用手机就得截图，并报告为啥用。后面两天要用手机回复消息和接电话时，都要先问过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我和亲友的聊天内容。”
回想起这段略显荒唐的经历，刘思晴意识到，其实对方所谓的监控，指的就是和他们保持通话时，对方可以一直听到声音乃至看到视频。而实际上受害人的手机或者通信设备并未受到劫持，可以随时挂断。
“但是我当时已经进入了套里，一直处于要证明自己无罪的状态。而且心底里相信他们是警察和法官，再加上先签了保密协议。所以全程都是自己主动配合的 。”刘思晴说。
maggie也同样遭遇了类似的监控高压。
“对方要求我下载skype软件，摄像头24个小时开着，声音也不能关。每隔两个小时，还要用软件自带的定位，向他们发送位置，并且附上一张环境图。”据maggie回忆，对方在了解她手机里的软件之后，还点名让她卸载几款社交软件。
“我猜测可能是这上面有这些相关诈骗的帖子，他们担心事情败露。”maggie说。
“看不见的损失”
最终，这场电信诈骗让刘思晴损失了自己账户里的7.5万元人民币。据刘思晴保留的转账记录，她在2023年10月3日当天，分四次小额转给了四个“不认识”的国内银行账户。
“当时骗子还让我编各种理由骗父母的钱。后来看父母坚持不给钱，骗子又指示我坐在窗台上，假装要轻生，以人身安全为由骗父母汇款。”刘思晴说，经过数日的周旋后，父母依然坚持不汇款，并让当地的朋友亲自驱车到刘思晴住处了解情况。最后，在刘思晴朋友和父母朋友的帮助下，她这才醒悟是遭遇了电信诈骗。
同样被亲友及时劝阻的，还有在澳大利亚读书的ann。
她表示，事发次日，ann及时跟国内的父母取得联系，在精神高压下情绪低落。但受迫于骗子的恐吓，ann迟迟不敢告知真相。随后，警惕心较高的父母坚持让当地的朋友上门来查看，继而识破对方电信诈骗的伎俩。
虽然未遭遇金钱损失，但电信诈骗也给受访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ann提到，接到诈骗电话是第一天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当地时间晚上十点。这期间，“对方一直不停地说话，我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精神完全高度紧张了一下午”。而且，骗子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除了她的身份证照片，她在国内的住址、爷爷家住址，甚至她在墨尔本的住址都被对方知晓。
“那种恐怖感真的没办法形容。我当时就一个人在家里，当时住的是一套带阳台的公寓，感觉随时有人会从阳台出来，所以那天房间门都是反锁的。”ann说。
三人之中，maggie的金钱损失则更多。
据maggie发来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她名下一个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先后向骗子所在的渣打银行账户转入了140万元港币，“这笔钱是我母亲汇款给我的，当时骗子让我谎称做财产公正骗我母亲打钱。此前，我还用自己的储蓄给骗子转去了30万港币。”她说。
maggie坦言，自己并没有任何“作奸犯科”的行为，当时心想只要配合对面处理完这些事情，哪怕是转走的钱也可以全数返回，事情也可以得到解决。其实，在骗子的高压监控下，maggie也曾和家人进行通话，但“家里人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
“当时不想牵连到家人，而且觉得就算告诉家人真相，可能也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只会让他们担心。”maggie说。
事发后，遭受财产损失的刘思晴和maggie都选择了在国内、国外分别报警。因事发地在国外，他们觉得损失追回的希望渺茫。“我觉得钱很可能是找不回来了，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消息扩散出去，尽量不让更多人受骗。”maggie说。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骗子往往运用一些心理学原理来建立信任。比如通过‘吊桥效应’，诱发受害人的恐惧、焦虑情绪。”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特聘研究员袁杰表示，再及时给出建议、分担恐惧，继而麻痹受害人，在短时间里迅速建立起信任关系。
近年来，电信诈骗的“剧本”层出不穷。和“杀猪盘”这种长期经营的骗局不同，“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案例中，往往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让受害人对骗子言听计从，甚至自我封闭、主动失联。
无论是虚假恋爱交友的“杀猪盘”、冒充公检法诈骗，还是虚假中奖诈骗，背后都露出心理操控的痕迹。
袁杰认为，“对于利诱型骗局，我们要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而对于恐吓型骗局，则是保持冷静，有意识地多向身边亲朋好友求证，多进行信息沟通与互换，这样就更容易恢复理性和认知，及时识破骗局。”
（文中刘思晴、maggie、ann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南方周末实习生 徐子仪
责编 姚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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