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性别结构。
整个影片里，施暴者是女性，受害者是女性，除此之外，女性基本缺席——母亲是女儿受到暴力对待的重要原因，甚至全片始终渲染的重要节点高考，母亲也是缺席的，审讯中的怀孕的女警官始终无感情地站在女主角的对立面，甚至让她和女主角对抗中让女主角莫名其妙地问出“你愿意孩子出生在这样的世界吗”这样的对白，不管是女主角和母亲，男主角和母亲，施暴者和母亲，这些母亲和孩子是对立的，父亲都是缺席的——男主爸爸走了，女主爸爸从没提及过，施暴者哭着求女主原谅时的对白是“我爸爸一年没跟我说话了，我受不了了”。
而在对抗和处理校园暴力的过程中，老师是男性，换了老师依旧是男性，考场外喊话的都是男老师，考场里宣讲规则的是男老师，校长的是男的，负责审讯的同情女主角的警官是男的，始终在监控后凝视和评价这一切的警官是男的最后男警官说服女主角自首，男长官更加作为父亲一般出来评价男警官不再仅仅是同情女主角地处理事情，让正义归位，评价他“你长大了”。
这些性别设置共同构成了这个片子的性别语言，用没有明说的方式说出了讲故事的人的潜台词——这些校园暴力真正的原因是父权规则的缺失和错位，漩涡中心的孩子看似在与大人的世界对抗，其实是在讲述一群在父位缺失的“子”，父亲的缺位导致了这些孩子的问题，而母亲不论是否在场，都是不起作用的。
——伴随着父位的归位的叙事——一个不够男性化满怀同情的男警官，处理了问题却让女主角的境遇更糟糕，女主角只能转向暴力——寻求男主角的暴力保护，男主角替补了父亲的身份角色，保护孩子，从而使得孩子暂时逃过了来自女性的校园暴力，最后在两个主角看似对抗大人，实则是对抗父权文化构成的大规则的时刻——也是不再女性化（情感化）的男警官出来完成了“正义”的归位——这种归位是父权文化在孩子试图对抗和扰乱后的复位，一种俄狄浦斯式的自我阉割。
这种隐性的性别结构也是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矛盾——西方最激动人心的文化总是颠覆（或者试图颠覆）父权结构的，是孩子试图彻地地对抗大人，可以用美丽的死亡去抵抗的（邦尼与克莱德，末路狂花）。
而在我们的叙事中，这种皈依最终带来了虚幻的美好的结局——男主角最终成长为父亲式的角色，守护者曾经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女主角和又一个可能的孩子——父权的到位是消除孩子之间暴击伤害的根本。
这种隐性话语其实是让人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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