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影片的创作者在为作品拟定题眼时会赋予它双重的深层含义，亦如导演文晏在评价自己这部作品时所说“嘉年华本意是指儿童欢乐的乐园”，但小文、小米等众多未被世人看见，隐去了面貌的女性却在这所乐园里被摧毁了理想，彼时的嘉年华却已成为成年人迷乱纵情的梦幻之地。
“嘉年华”还是那个“嘉年华”，来来往往的人会变，唯一不变的是它被赋予承载孩童理想生活起点的本意。这部影片也可以视作普通人的成长史，由理想到悲观，最终向现实妥协。小米、小文及郝律师乃至生活中的我们，实则都曾游走于此，只不过每个人最终停留止步的终点不同。
理想到悲观主义撕裂性的过渡与崩塌
故事始于一个看似普通的夜晚，小文和她的同学张新新以“玩耍的名义”被刘会长带到一家偏僻的海滨旅馆过夜，被替班的前台登记员小米目睹。全然不知已经被危险笼罩的两个女孩，仍天真的在房间里玩闹，小文还带上了会长干爸爸送给她的礼物，那如玛丽莲·梦露般充满诱惑的银色假发。
第二日两个神情恍惚、披头散发的女孩在面对老师“为什么没有交作业”质问时的异常反应引起了老师的警觉，而后医院的检查报告单更是“灼伤”了所有人的眼睛。家长的愤怒与嚎啕，小文不明所以的懵懂哭泣，无辜的美却被凌辱和审判。在那一刻，小文纯真的孩童梦遭受了让她无力抵御的惨痛重击。
理想在不被察觉之时，就逐渐走向了幻灭。
小文母亲对美的粗暴践踏，似乎让她的孩童梦再无重燃的可能。从警察局归来后，小文母亲将心中扭曲压抑的怒火发泄在小文身上，华服、长发在这里成为了一个隐晦的符号。
从母亲“像你那窝囊废的爸一样”的只言片语中，可以一窥小文及其母亲的单亲生活环境。打心底起母亲对小文全无怜惜之意，她只认为小文是生活加诸在她袅娜躯体之上的苦难产物。她曾经的爱与美被小文、被社会困境粗暴地阉割，正如刘会长对小文所做的那样。
她把生活对自己的痛苦的精神暴行折射到了小文身上，造成了一种残暴、对立的错觉。因此小文漠然空洞地毁掉了母亲的化妆品，一个人爬出彻底坍塌的理想世界，隐身于漫长又无声的悲伤中。
人的本能是回避痛苦趋向快乐，在跌落至悲伤深渊的过程中，小文回顾了她曾经的乐园。悲观主义世界的大门逐渐向她敞开，裹挟着现实逼迫着她抬头目视前方。也因为懂得并经历过，所以自觉无法面对。
如小文早起的道路不再是辗转坐公交去学校。会躲在门口看见郝律师与父亲交谈时转身发疯一样奔逃。此时伏在郝律师怀里的小文尚没有完全被悲伤吞没希望，但生活的浪潮总是这样被推波助澜交叠而至。在小文父亲被老板要挟签写承诺书，张新新父母代刘会长与小文父亲说和撤销诉讼后，最致命的一击终于到来。
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局王队长和医生堂而皇之的拿着小文和张新新鉴定的检查报告单对着众多媒体记者撒谎，无视小文父亲在一旁悲愤的怒吼。这一场悲剧似闹剧终于落幕，轰然一声惊醒了小文。
悲观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清醒地包罗万象，但悲观主义复杂的实质是纯粹，而现实主义则是在众多杂乱之中滋生复杂。但孩童的世界非黑即白，逃不回已然坍塌的理想乐园，也无法承受这铺天盖地如芒刺在身的真相。所以小文悲剧性的宿命，似乎只能随着个体世界的坍塌被掩埋。
虚假的阶层外衣被碾碎，她在血与哀中重生
而小米这个人物则被编剧赋予了多重的复杂性，她的本质透露出孩童的幼稚与纯真，但迫在社会底层谋生，以往的生存经验让她学会了用拙劣的手段，将自己的需求融入成人社会的交易中。
作为事发当晚唯一握有视频证据的见证者，小米在郝律师第一次追问时，将当晚零碎的事实稍加修改作为获取钱财的渠道交换了出去，仅仅五十元。
“想到了什么给我电话”，“你会给钱吗”。故作老成的手段实则脱离不了孩童的生硬粗糙，自以为成功地索要钱财。钱、钱、钱！你我不必笑话她的势利庸俗，这只不过是通过小孩子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稚嫩，向观影者展示艰难跻身社会生存中的苦难。
第二次与郝律师在宾馆碰面后，小米为宾馆引来了一场疯狂的打砸报复，被迫打包走人。谄媚、妥协、闭口不言，当小米试图成为阶层中的一员却反被扒下褴褛的外衣。
在濒临生活困境的挤压和猥亵事件背后隐藏的巨大商机诱惑下，小米铤而走险给刘会长寄去了一封讹诈信试图换取办身份证的一万块钱。当她带着钱去找办证的阿杰时，却被戏弄并加价“一万块钱哪够，至少得一万六”。被戏弄的小米在回去的路上被刘会长安排的打手打得遍体鳞伤。至此小米才在诊所里第一次主动联系郝律师，并交出了可以击倒刘会长的视频证据。
格尼茨李斯特在《隐性动机》一书中曾提到，促使人们做出这样或那样选择背后的动机是人的自我利益。尽管小米的选择不那么纯粹，当从旁观他人的无力与哀愁，再到自己骤然承受棍棒重击在皮肉之上的疼痛与鲜血，她也终于了悟。
存活于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败于现实的制衡
“做这一行多久了”，“十几年了”，“没有想过转行吗”，“这一类的案子需要人来做”，这是剧末警局王队和郝律师的一段对话。
自始至终，郝律师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她是继小文之后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也间接改变了小米的命运。之所以没有把郝律师定性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因为知道皎皎者易污。能长久屹立不倒者，胸中除了有坚定的理想，也要有足够支撑其信念的其他品质。
接手小文和张新新两个女孩的案件后，郝律师将第一切入点放在小文母亲身上，也许这是她作为律师的直觉和理想化的判断，但小文母亲漠不关心的态度，只能让她将重点放在还处于创伤之中的小文身上。郝律师不是刚步入行业的新人，她深知处理这一类案件的艰难所在，也清楚受害者和她本人所付诸的努力和期盼很容易无疾而终。
但理想主义者，常常与现实中的众人逆行，而这条逆流而上的道路注定泥泞坎坷。最直白的证据监控录像恰有一段最关键处被抹去，唯一握有视频证据的小米为求自保最开始不肯说出实情，张新新父母被收买试图劝阻小文父亲撤诉。
当郝律师终于跨过这一切艰难险阻拿到视频证据交到警局，准备申请拘留刘会长。以刘会长为首的现实力量突然以不可思议的力量逆转了整个局面，在新闻发布会上无良妇科医师联合警员捏造假的检查报告单，向媒体记者宣布并无猥亵事件发生。
若渡河者的命运注定是堕河而死，那么涉水渡河的意义何在？所谓理想主义的呐喊与奔走，悲观主义一日日试图凿穿困锁自己的围墙，但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持，他们终究不会是自己人生的获益者。
我曾想，作为理想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为何独独是悲观主义者最终折颈而亡。其实理想主义蕴含更多的是天真的信念，现实主义要的是愈加精致地利己，唯有悲观主义，在进退之路都被封死之后，他们在愈加狭小的世界里愈加清醒地划开自己的胸膛，剜出跃动的心脏向真理献祭。
倘若发展的脚步是踩踏在每一位这样知识女性无声的悲忸之上，甚至恍然觉得应当掩耳闭目才是与所谓阶层之中的同道中人携手并肩，这才是最大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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