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时下青年群体热衷的文化实践，脱口秀节目成为突出景观。本研究试图借用情感结构分析“脱口秀流行”背后的中国青年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在脱口秀文本基础上注重受众的主观认知与情感反应——对脱口秀实践中的“笑”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脱口秀幽默话语中包含现实性、情感性及技巧性三种违反情境的具体面向，构成了从技巧接受到意义流动的幽默话语结构，违反作为“异项”的主动标出并形成普遍性态势。在幽默认知方面，观众形成了社会性洞察和享乐式体验两种认知反应。这一幽默实践过程浮现出当代青年“异项美感狂欢”的情感结构。这种对青年认知反应的观照，有助于理解新媒介文化现象，并重思社会变迁与代际心态之间的连续和断裂问题。
关键词 脱口秀节目；幽默；情感传播；情感结构
一、引言
近年来，由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引发的“脱口秀热”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历经五年，直至2023年因违规停播。关于停播事件，观众围绕何为幽默、幽默何为、文化规制等方面提出了诸多疑问。要回答这些问题，脱口秀的幽默实践成为最先需要揭开的“黑箱”。
国内脱口秀脱胎于欧美单口喜剧（stand-up-comedy），是以“一个人，一支麦克风”为表演形式，以段子或笑话为表演内容，以逗乐观众为表演目的的喜剧模式。2012年，《壹周立波秀》《今晚80后脱口秀》开启国内脱口秀节目的先河。2017年，《今晚80后脱口秀》原班人马制作网络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此后，国内脱口秀热度随着节目的更新迭代持续攀升，脱口秀也作为一种显性文化形式得到青年认可并广泛传播。脱口秀综艺节目不仅延续了大众文化时代的娱乐功能，更呈现出基于批判性反思的“幽默”特质。
理解一个民族的幽默感是理解这个社会结构的关键之一。因此，以幽默为核心、以逗笑为目的的脱口秀，即是分析中国本土青年文化的绝佳素材之一。国内学者以多种方式探讨脱口秀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目前研究侧重于对脱口秀段子文本进行阐释解读，描摹幽默生成机制并关注脱口秀文本的意义建构和表达，虽然对脱口秀观众的认知与情感反应有所触及，却更多聚焦于文本本身，尤其忽视了脱口秀表演与受众反应之间的内在互动逻辑。同时遗憾的是，也未能通过结合社会语境的分析对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得出具有阐释力的论断。
基于此，本研究将聚焦脱口秀的幽默实践过程，以建构扎根理论为方法，利用脱口秀文本、脱口秀弹幕和深度访谈中获得的数据，搭建出脱口秀幽默话语呈现到如何认知幽默的全过程，以此尝试理解并归纳出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其中在幽默话语呈现方面，引入幽默的社会违反理论，阐释“笑”现象背后脱口秀话语与受众反应之间的幽默何以发生。需要说明的是，与“语言”不同，“话语”本身兼有名词与动词的属性，更易保持话语作为一种行为的意义。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更符合本文关注言语者与被言语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故在提及脱口秀引人发笑的语言时使用“幽默话语”这一术语。
二、脱口秀、情感结构与幽默
（一）情感结构呈现：脱口秀作为一种文化实践
脱口秀根植于传统喜剧和歌舞杂耍，创新性地将喜剧独白扩展为基于喜剧演员个人生活公开展示的舞台表演，将喜剧形式从传统的讲笑话转变为与观众直接对话的形式。而这种喜剧形式的变化与人类交流模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西方对于单口喜剧的研究指向国民性及群体身份，将单口喜剧作为社会和社会主体之间的中介进行研究。美国“新浪潮”单口喜剧是当代单口喜剧发展的基础蓝本，在“新浪潮”单口喜剧兴起之后，劳伦斯·名茨（lawrence e. mintz）肯定了单口喜剧在社会和文化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但学界对单口喜剧作用的讨论较为单一，大多数人认为单口喜剧演员仅仅是用他们的幽默来陌生化公认的文化规范。而大卫·吉洛塔（david gillota）结合单口喜剧是“个人表达的幸存堡垒”和“可以成为我们的代言人”两种观点，认为单口喜剧可以作为理解美国人的一种工具。在英国，单口喜剧则被视为新左派政治的延伸，通过讲述特定群体中个人所经历的不平等境遇，进而讨论身份问题。
国内研究则更为微观，基于脱口秀文本的语言表达和意义建构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第一类是脱口秀的语言表达研究，运用语言学或者语用学理论来分析脱口秀节目的话语幽默生成机制。第二类基于脱口秀文本及话题内容，探讨文本与受众及社会之间的意义表达与建构，这类研究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尤其是将脱口秀与当代青年或者“z世代”联系起来，并普遍认为“脱口秀作为当代青年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脱口秀综艺对‘z世代’被忽视或曲解的代际情感、心理进行了表达”，这些研究将脱口秀作为一种情感结构的文化载体来研究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
可以看出，脱口秀（单口喜剧）研究路径与情感结构概念具有高度同构性。情感结构作为分析群体意识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工具和一种文化假设被雷蒙威廉斯提出，关联的是社会结构化的普遍生活方式和个体创造性的具体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脱口秀的中介性地位或文化载体功能暗含了这一分析思路。威廉斯认为社会结构性因素是隐蔽且包含在情感结构（个体创造性反应）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但国内外在分析情感结构时，使用的是文本分析与社会语境相结合的文本诠释方法，将社会结构性因素分析出来，却忽略了受众的主观认知和情感反应。一般而言，以文本为核心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情感结构”概念中所强调的实践意识与主导观念体系之间的区别，只是将其“作为文献的文化物中的一种遗存”，而不能等同于情感结构本身。这就要求我们把脱口秀实践中受众主体的认知反应也纳入研究视野，进而同步把握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主体的实践意识。
因此，本研究借用情感结构分析“脱口秀流行”背后中国青年思想与感受的形成及其意义时，将在脱口秀文本基础上注重受众的主观认知与情感反应。为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在讨论幽默话语和幽默认知过程中均会与社会语境结合，探讨形成幽默话语和幽默认知的社会心理成因，突出社会结构性因素方面。最后通过幽默话语和幽默认知分析将青年的创造性反应归纳为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这样一来，情感结构关联的创造性反应就包含了社会结构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受众的强调不仅仅在于增加来自接受端的经验材料，还依赖于对脱口秀实践——“笑”的解读，在这方面幽默的社会违反解释能够提供具体阐释路径。
（二）幽默的不协调解释：理解“笑”的阐释入口
幽默是一种艺术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创作出以笑为艺术手段的文学艺术作品，并成为文化生活中喜闻乐见的特质之一。如现代的喜剧表达更多表现在追溯个人内在情感与敏感的幽默感。国内学者认为我国以喜剧为核心的综艺节目呈现出从单纯的“娱乐”到“幽默”的文化位阶趋势。幽默作为一种含蓄、深沉的文化形式，它以对现实的反思为基础，是人们面对现实的一种新视角，也是一种内在观点和态度的外在反应能力。
幽默并不是一个现代现象，而是自古有之，但中文“幽默”却是20世纪初翻译自“humor”的舶来概念。1906年，王国维使用“欧穆亚”之人生观的概念阐发屈原的思想和文学精神。1924年，林语堂正式将“humor”翻译为“幽默”并加以提倡，为中国现代幽默思潮及中国幽默研究奠定了基调。但在西方文化中，幽默是文明的主要兴趣对象。“幽默缘何产生”有三种经典解释，即优越论、释放论和不协调论。优越论指的是幽默者与幽默对象之间关系的精神气质，即在笑时意识到自己比别人优越；释放论强调观众接受幽默行为时的人际关系和心理状态，即通过幽默来释放其他情绪，达到放松身心的效果。不协调理论是幽默和笑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支，其强调话语世界的构建，关注互动参与者的认知、经验、社会和历史维度，认为笑的本质就是预期结果与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可以看出，幽默的不协调论可以为关注脱口秀受众主观认知和情感反应提供理论工具。
在不协调论基础上，拉斯金（raskin）提出幽默语义脚本理论——在言语幽默中文本必须有两种不同的语义脚本兼容，并且这两种脚本在特定方面是相反的。托马斯·维奇（thomas c. veatch）则更进一步，用“对一种情况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违反解释（violation interpretation），一种是正常解释（normality interpretation）”取代了拉斯金的“两种不同的语义脚本兼容”，从而实现了幽默认知机制概念的飞跃。他提出，一个幽默的刺激包含两种对情境的看法：一种看法代表正常的“道德”视角，另一种看法是对“主观道德秩序”的违反。维奇将道德定义为关于社会和自然世界适当秩序的认知和情感观点体系，具体而言，就是每一种文化的社会秩序(如习俗)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期望。因此，维奇认为幽默需要：1）一个正常的视角；2）一个包含社会违反的视角；3）“同时”——这两种观点在头脑中同时被感知。此外，维奇还强调对幽默的体验取决于对至少一种社会情境的情感承诺，提出幽默总是一种社会违反，“将所有对立关系归入正常与主观道德违反的范畴”，这使得该理论对幽默的发生更具有解释性，同时也使得分析幽默话语表达更具可操作性。
本研究通过对脱口秀文化实践的考察，利用幽默的社会违反理论解释理解“笑”的发生，关注受众认知与情感反应，对脱口秀的幽默话语到幽默认知进行整体观照，探究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这一命题。研究问题具体为：在脱口秀实践中，脱口秀段子的幽默何以发生？观众对这些幽默结构如何认知与回应？此外，聚焦于幽默话语到幽默认知全过程，试图归纳在幽默实践中映射出当代青年怎样的情感结构。
三、研究设计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以往解读脱口秀段子传播及其形成情感结构这一隐性过程时，往往使用细读式分析或者结合社会语境的文本诠释方法，通过辨识脱口秀文本的意义形构，再结合社会语境洞察脱口秀受众的情感表达、心理活动及精神世界，忽视了社会实践主体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呈现，使得脱口秀段子与受众反应割裂开来。为了更系统、全面地对脱口秀实践进行考察，因此本研究数据包含脱口秀文本、脱口秀弹幕及深度访谈三部分，如此一来，能够较为有力地保证对脱口秀幽默实践从言者到观者进行规范且连贯的考察。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3季）作为研究材料。之所以选择《脱口秀大会》，是因为它是近年来脱口秀节目中的现象级节目，受众覆盖各个阶层、群体，在话题出圈中广为人知。比如，第5季播放热度全网第一，播出期间累计上榜热搜话题711个，其中登上各榜单话题第一名的次数达到126次。而选择第3季是因为该季在脱口秀大会系列节目中的豆瓣评分最高。豆瓣评分是网友集体评分的结果，作为节目质量参考的同时也体现了观众对节目的主体认知。具体而言，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具体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脱口秀段子文本，即脱口秀段子中的“笑点”数据。笔者将《脱口秀大会》（第3季）每位脱口秀演员的表演转录成文本，再对照视频截取现场观众笑的文本（包括完整语境），形成研究的原始文本资料，最终得到了一个包含577条“脱口秀段子集”。
二是收集了代表观众即时反应的弹幕。首先抓取《脱口秀大会》（第3季）节目的实时弹幕，共爬取907,397条弹幕数据。由于数据量较大，为使数据分析更具可操作性，研究者对数据进行了系统抽样，按发布时间顺序排列，从第198条开始抽取，每隔200条抽取一次，共抽取4536条用作编码。
三是《脱口秀大会》节目忠实观众的访谈数据。研究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豆瓣《脱口秀大会》节目官方讨论小组中发布访谈招募，对共计15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2022脱口秀营销白皮书》显示，脱口秀用户主要是18—35岁的大学生和打工人，女性占比55%，男性占比45%。因此，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也呈现出年轻人为主、男女比例接近的特点（表1）。访谈时间自2023年6月持续至2023年7月，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录音形式记录，访谈时间约20—64分钟，平均时长约40分钟，最终共获得15份访谈记录。
（二）研究过程
扎根理论强调理论是在“扎根于”数据与范畴的关系中浮现的，范畴是在对数据的持续比较中形成的。同时，代码、范畴和范畴定义会持续地动态变化，研究者要不断改变分析框架的视野与术语。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脱口秀实践如何反映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有助于将这种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并明晰化，重点是脱口秀话语呈现及用户内在性的认知过程，而非对脱口秀段子和用户反映进行解读。因而，本文采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展开研究，通过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来获取理论发现。
第一，在初始编码过程中对样本数据进行概念化赋予和阐释，表达相同或相似含义的语句应当赋予同样的概念，形成“分享尴尬经历”“吐槽工作”“调侃自己外貌”“调侃他人外貌”“回怼观众”“揭露观众猎奇”“质疑刻板印象”“重构甲方”“模仿家人”“位置感”“意义感”等243个代码。
第二，对代码进行比较和归纳，使得概念提取更具有选择性和指向性，一方面将代码中的重要节点进行“有意识地聚类”，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调整资料收集的侧重点”。将“上班喜欢偷懒”“想收获名和利”“想买热搜”等一系列代码提炼为“披露违反主观道德”这一范畴，将“调侃自己外貌”“调侃自己年龄”等一系列代码提炼为“自我调侃”。通过比较共提炼出“披露违反主观道德”“披露内心想法（隐私）”“分享现实经历”“意义获得”等23个副范畴（表2）。
接着，将“披露违反主观道德”“解构（重构）现实”等7个范畴提炼为“现实性违反”，是观众感知到现实的实然和应然之间的违反。将“自我调侃”“调侃冒犯他人”等6个范畴提炼为“情感性违反”，描绘具有敌对或者攻击的负面情感，观众感知到攻击性负面情感和主流要求的情感表达之间的违反。将“双关语”“谐音梗”等5个范畴提炼为“技巧性违反”，描绘脱口秀段子中主要使用的语言技巧。“内容感知”“意义感知”和“意义获得”三个范畴是观众自身对脱口秀段子内容及脱口秀广泛引起的社会影响的理解和认知，提炼为“社会性洞察”。“共鸣感知”和“情绪感知”是观众呈现出对于脱口秀节目的体验式表达，并最后呈现为以愉悦轻松为代表的积极情感，故提炼为“享乐式体验”。
第三，在轴心编码阶段需探明5个主范畴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在聚焦编码中获得了现实性违反、情感性违反、技巧性违反、社会性洞察和享乐式体验等5个主范畴，并形成基于幽默话语和幽默认知的脱口秀幽默实践（图1）。情感性违反、现实性违反两者是脱口秀节目文本的两种意义生成，两者互相铺垫、补充与说明，并促成观众意义的多层次感和丰富性。而技巧性违反属于贯穿前两者的策略，是幽默生产者的笑点“预埋”、接受者期待“实现”的互动。享乐式体验和社会性洞察是观众对脱口秀表演内容的深刻解读和创造性反应。
第四，饱和度检验。为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研究者利用《脱口秀大会》（第5季）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研究者随机挑选了第5季第7期（上）这一期节目，经转录文本再对照视频截取现场观众的笑文本（包括完整语境），重新获得41条“脱口秀段子集”进行编码和比较，发现新的数据无法为上述类属提供新的概念，且没有发现新类属，证明原有概念在第5季笑点文本中仍然适用。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提出的概念与范畴达到理论饱和。
四、异项标出：脱口秀中的幽默话语
研究者发现，脱口秀幽默实践中包含三种维奇所说的违反话语结构，他们分别是现实性违反、情感性违反和技巧性违反，每种违反都包含着对社会期待的违反。但“笑”的发生却赋予了违反的正当性，由此，在脱口秀节目幽默实践的场域中，幽默话语实现了异项的主动标出。
（一）现实性违反：“俗人”欲望和“硬现实”的揭露
现实性违反集中指向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强调的“被遮蔽的真相”。对于社会现实反映这一主旨，脱口秀段子叙事主题回归到脱口秀演员“日常生活原生态”的细节表演，一方面，这种日常生活叙事显示出平凡人的隐私、欲望与反抗，人物被还原为正常化的“俗人”。正如第一期庞博和程璐讲述的“俗人”经验和想法：
我要说一句实话，我完全不期待这些姐姐们唱歌跳舞成团，我就期待姐姐们哪天撕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我只期待风跟浪两个字。（庞博）
我就在想万一我离婚怎么办，我就去网上搜索了很多夫妻如何相处的话题，比如说离婚后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要抚养费，比如说离婚后软饭男该如何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离婚后该如何寻找下一个独立女性。（程璐）
与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里，私人生活中情感与欲望从来不曾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公开观赏。而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技术文化变迁中，镜头越来越多地从明星转向了普通人，俗人欲望和情绪宣泄借助于日益方便快捷的媒体渠道得以公共表达。脱口秀中的“俗人”展示，证明观众也喜欢看“俗人”。在现实经历分享中披露隐私、欲望和反抗，成为脱口秀段子的惯用模式，也总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如“上班爱偷懒”“想收获名和利”“和女朋友约会像是在陪客户”“宣传片如果打码，我会特别想去看”。以往在主导意识形态控制下，平凡人的隐私、欲望、身体被遮蔽和置后，从而成为一种显在无意识，这种过渡压抑势必会造成强力反弹。
另一方面，现实性违反反映的“遮蔽的真相”没有表现出主体对宏大叙事、元话语的能指疑虑，而是指向物质性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坚硬感，以及行动者主体所体验到的向上流动的难度与压力的“硬现实”。这是因为在大众文化叙事中，“物质”与“精神”是常见的关于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潜在的二元评判结构。当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物质性的事物被置于低于精神性事物的位置，另一种是物质性的成功需要得到精神性事物提供合法性保证。不同于“反鸡汤”通过“物质性”事物被戏剧性夸大，“精神性”事物被刻意贬抑的叙事手法，脱口秀话语则是用个人的感受方式、个人的精神立场和个人的价值观念去观照时代、社会、文化和历史，用反讽或者戏谑的方式揭示、重构甚至解构被遮蔽的“硬现实”。如第一期中，庞博揭露观众喜欢看暴露人性的节目，杨蒙恩将甲方和乙方关系重构为孙子和爷爷，何广智从穷人角度解构“穷不过三代”：
因为我知道电视节目的观众他就喜欢看这些东西，喜欢看这些pk啊，什么撕啊，让我们勾心斗角。我也是这样，我也不喜欢看才艺，我就喜欢看那些什么晋级、淘汰，谁淘汰的时候谁哭了，谁淘汰的时候嘿嘿，偷偷笑了那种，我觉得那种暴露人性的东西太好看了。（庞博）
在我心里甲方一直都是孙子，你们想象一下，只有孙子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理的要求。（杨蒙恩）
这么多年来支撑我面对困难的这句话就是，穷不过三代……从概率学的角度讲，我一定会非常有钱，因为我就是第三代。根红苗正你知道吗？我从小就特别地相信这句话嘛，然后就以至于我入戏太深之后，就导致了现在这样一个问题……我只要一听到我爸他说他马上就要挣到钱了，我就特别担心！啊？怎么就要挣到钱了呢？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你这一挣到钱，我这辈子这不完了吗？（何广智）
在脱口秀段子中现实性违反内容的标出使得从违反解释转化为正常解释难度增大，幽默效果得以奏效。对“俗人”的欲望和利益、对“硬现实”的反讽和戏谑以直白不加修饰的口语表达时，就进入维奇所说的“对‘违反解释’强度增大”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将“违反解释”转化为“正常解释”所涉及的情感强度就越大，观众的反应也就越大，笑声也越大。
（二）情感性违反：攻击他人和自我攻击
情感性违反指的是脱口秀段子具有敌对或者攻击的负面情感特点，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攻击性幽默。通过对敌人的贬低、鄙视，使之低劣或者使之喜剧化，表演者通过拐弯抹角的方法从对敌人的征服中获得乐趣。
情感性违反中指向外界的可以分为指向事物和指向他人来分别讨论。指向事物的笑点不仅仅是共情的作用，还在于对违反事物的熟悉程度。情感性违反延续了个体对日常经验的分享，但表演者的情绪更加浓烈，试图通过表演青年人普遍遭遇之后的情绪宣泄召唤“同代人”。当人们自己有类似的经历时，他们会发现情况更幽默。因为他们对段子中的违反行为有生动的理解，或者以直接和个人的方式经历过此类违反行为，如吐槽工作、吐槽工资缩水、讽刺键盘侠等，这增强了“违反解释”的强度，因此熟悉的经历更幽默。
大多数人在被嘲笑时都会感觉被冒犯，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但是脱口秀场域中嘲笑他人却被人接受。这是因为对他人的厌恶使得在侵犯他人尊严时产生舒适的超然态度，由此，对于冒犯性解释的强烈依恋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对不喜欢的人的尊严的侵犯是可以接受的、令人满意的甚至是积极愉快的。如第4期赵晓卉讽刺渣男、第5期杨笠冒犯男性及吐槽男演员外貌：
找了个兼职嘛，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就像个渣男一样跟他说，我说我累了。（赵晓卉）
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就是你在这个台上看到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他们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想过，我这个长相要是上电视的话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杨笠）
自我攻击引发的笑声具有自我消解意义，意味着现代性的认知负担通过幽默在思想和情感中变得可以承受和集体认可。攻击性幽默中指向自己的笑点集中嘲讽了外貌、年龄、贫穷、智商、事业、感情生活、社会关系等“物质性事物”，物质性的事物包括了对财富或权力的占有(如金钱、房产、产业、“位子”)及其带来的外在地位与体面。这种自嘲行为并不是真正认同自己“一无是处”，而是意识到社会巨大压力处境下的“我”，与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优越感和期待的“我”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从而进一步催化了自我消解的心理倾向。
脱口秀段子中负面情感的标出被观众纳入了“共享幽默范畴”——违反行为本身是令人愉快的。但众所周知，这种敌对和攻击式幽默与根深蒂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美国人喜欢直接表达情感，中国人善于委婉地表达情感。儒家在解决矛盾方式上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而近代以来受到现代性影响，儒家诸如“仁”“孝”等文化因素在家庭生活仍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诸如组织结构、公私关系等其他社会成分则被其他思潮所取代。脱胎于美国单口喜剧的脱口秀将这种敌对的、攻击的幽默风格内化，成为公然表达不满、用语言进行回击和自我保护的方式。
（三）技巧性违反：意义寻求和情感调动
脱口秀段子的技巧性违反主要有文化梗、双关语、转折、设置悬念。脱口秀作为泛娱乐化时代中一种口头文明的形式复归，脱口秀段子中部分技巧性违反需要观众调动智力来感知，如“文化梗”和“双关语”。观众在听到含有“文化梗”的段子之后发布弹幕，表示“我就喜欢呼兰的文化梗”“文化梗很高级”。如第三期呼兰用语文教科书《卖油翁》一文中“无他，唯手快尔”讽刺一群高材生想抄底原油最后却快速狼狈卖出原油的状态：
我的几个高材生朋友真的是研究国际形势、宏观经济，研究了两周，说可以抄底原油……我们七八个人还拉了个群，叫抄底小队，后来才知道，那是自杀小队，最后那个群变成了维权小队。就你们知道那一天就油价低成负数的那一天，我们那个群里整个就是兵荒马乱，就是所有人都在卖，没有任何的交易技巧，就是“无他，唯手快尔”。唯手快尔，这好像在哪篇课文里面学过，我说就是写咱们的，是《卖油翁》。（呼兰）
第5期庞博自比屈原，因为屈原在《渔夫》中说“世人皆醉我独醒”，呼应庆功宴所有人喝酒只有自己清醒的场面：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擅长跟别人打交道的人，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道理，如果你是一个酒桌上唯一没有喝醉的人，那么很有可能你才是那个最难堪的人……庆功宴的时候，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地倒下去，烂醉如泥，我清醒得像那个桌上的屈原一样。（庞博）
一方面，文化梗创造之时，就包含着被观众理解的希冀。而观众也的确如表演者预料，将识别到的文化梗发布到弹幕中并与其他用户形成讨论。弹幕文字及发弹幕行为肯定的不仅是演员，也包含肯定自己的意味，表现出自恋主义性格散发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文化梗也表征了现代文化的症结所在。在科技的笼罩下和“大众文化”的群体性压力下，现代文化对生命的了解显现出过于量化和“外化”的倾向，以至于忽略了生命内在的心灵深度层面。而观众对于文化梗的偏好接受也恰恰表达了现代文化偏枯和失调下个体对文化意义的追寻。
同时，口头语言体系建立在同情活动的基础上。除了智力，脱口秀表演更擅长通过设置悬念和大量使用反转技巧调动公众情绪。例如，思文一直在铺垫见到彭于晏的喜悦之情，最后结局急转直下的是，彭于晏却叫自己大姐：
后来呢，我真的见到了彭于晏，特别的开心。哇！彭于晏又高又帅，浑身肌肉。哇！你就感觉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然后呢，彭于晏见到我说话非常地温柔。彭于晏一见我就说：“你好，思文大姐。”（思文）
李雪琴鼓励选手们好好表演，好的段子就可以获得百万级点赞，最后直截了当地说脱口秀段子被短视频博主抄袭的现象：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都好好表演，如果你表演得好，你的段子就有机会出现在热门视频上，100多万点赞，但是表演中的人不是你。（李雪琴）
小块铺垫自己是理想主义者，讨厌拆二代，最后否定前面说的，表达自己想成为拆一代：
我其实挺讨厌拆二代这个身份的，因为我和罗老师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也有自己想成为的人，我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拆一代。（小块）
利用技巧调动观众智力和情感欲求，成为以日常经验分享为主题的脱口秀段子的突出特点。
（四）三种违反：异项主动标出及其普遍性态势
“标出”（markedness）特征指的是相对于其他更“基本”的特征而言，以某种方式显得比较特别。赵毅衡将标出项定义为异项，非标出项为正项，非正非异的就是中项。任何文化都涵盖二元对立，如正常/异常、智/愚、主流/边缘等，正常就是正项，异常就是异项，而文化的对立范畴之间都有中项，中项偏边是标出性形成原因。中项偏向的就为正项，这样一来异项总是被标出。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文化生活中的“异项”并不一定是“被标出”，也可能是“自我标出”。“违反”就是与正常相对应的另类状态，其实质就是文化符号学中的“异项”。其中，技巧性违反标出的是受人诟病的消费主义情感文化技巧，现实性违反标出的是被遮蔽的现实性内容，情感性违反标出的是不被提倡的负面情感。因此，脱口秀话语中的违反是异项主动标出的体现。
脱口秀幽默话语中的三种违反包含了从技巧使用到意义流动全过程，反映出异项标出的普遍性态势。技巧性违反偏向结构方面，是表演者带着观众心理预期和情感调动意图的技巧使用。其中文化梗、双关语是表演者基于观众自恋心理和意义寻求的意向性生产，转折、设置悬念则串联在故事中，观众全身心被卷入故事情节中被充分调动。现实性违反和情感性违反偏向内容方面。现实性违反和情感性违反是观众和脱口秀演员之间的意义流动过程，文本内容所包含的意义经由段子从脱口秀演员流动到观众的世界，观众做出反应之后，意义又流回脱口秀演员那里。现实性违反所体现的“硬现实”和“俗人欲望”，是在特定的空间内道出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真相和不可言说，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条条框框，具有一种冲破“定型化”社会的姿态。情感性违反所指向的攻击他人和自我攻击无视了主流的情感边界，对自我和外界发起语言上的暴力攻击，违反了主流世界正确表达情感的要求，青年人则可以在发生共鸣的同时宣泄情绪。与其说违反的结构和内容实现了异项主动标出，不如说异项主动标出是为幽默效果而精心设计的。当关于社会规范(即维奇的道德秩序)的冲突意见被提出时，就会发生让人愉快和兴奋的感觉。
五、洞察与享乐：脱口秀中的幽默认知
对脱口秀幽默话语的诠释不仅涉及脱口秀幽默的生成，还涉及受众认知反应的一部分，弹幕数据和对脱口秀忠实观众的访谈可以进一步理解脱口秀幽默实践中受众的情感反应以及心态秩序。在对弹幕和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访谈对象对脱口秀有较为强烈的获得感和期待感，他们形成了刺破生活表象的社会性洞察。
（一）社会性洞察：刺破生活表象的理解
在脱口秀幽默违反结构下，观众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性洞察。已有研究指出，脱口秀不逃避、不讳言社会公共议题，通过拒斥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的询唤来唤起观众思考。但脱口秀，到底唤起了观众怎样的思考这一问题则被搁置。通过访谈发现，脱口秀观众在观看脱口秀以及思考脱口秀内容时有着清晰的认知，尤其是在问到受访者看到俗人欲望和硬现实的揭露的段子有什么感受时，受访者对内容有以下认知：“脱口秀说了大家不敢说的话”（a5、a6、a13、a14），“脱口秀内容触及社会议题”（a7、a8、a11），“脱口秀表达的是年轻人的心声”（a11）；在意义感知方面，受访者认为“脱口秀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冒犯”（a7），“脱口秀是在反抗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a6），“在看脱口秀的时候会带入弱势群体角色进行理解”（a6）。他们清晰地认知到脱口秀表演讲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并揭露了普通人生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酸甜苦辣，而自己是被赋予了一个观众的位置，作为第三者观看自己的生活。在威利斯视角下，这种从现实生活的视角透视自己所属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在社会整体中的位置被称为“洞察”。这种洞察是一种刺破生活表象的理解，并导向生活的重建。
需要指出的是，脱口秀引发的社会性洞察可能是观众对抗深度无聊的非预期结果。这是因为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一再强调脱口秀对于自身的“意义感”。如：“看脱口秀可以帮助反思自己”（a4），“看脱口秀有时候可以和自己和解”（a5），“脱口秀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乐观”（a2、a12），“脱口秀让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a12）。换种角度来看，一再强调“意义感”恰恰说明受访者及广大脱口秀观众在寻求意义感，也就是说，当下大家是意义感缺失或者无意义感的心态秩序。另外，受访者表示观看脱口秀的场景大部分都是在下班之后或者吃饭的时间。工作的单调乏味和意义感的缺失都会导致无聊。数字时代人们不再害怕孤独、死亡等终极问题，却害怕零消息量的摄取和交换式的无聊。因此处于“深度无聊”状态下的年轻人通过脱口秀寻求具体刺激或注意焦点以对抗深度无聊，对于年轻人而言脱口秀的观看也是一种工具性使用，脱口秀所引发的社会性洞察可能是一种非预期结果。除社会性洞察之外几乎全部内容可以被包含在享乐式体验里面，从这一点来看，脱口秀引发的社会性洞察可能不具有导向生活重建的能力。
（二）享乐式体验：快乐搜寻者的快乐惯性
脱口秀折射了喜剧思想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各界的研究中被清晰指出具有公共空间内的狂欢、打破等级秩序的大众讨论、自我观点的表达和本我欲望的释放等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但是对于观众而言，通过观看脱口秀获得享乐式体验才是核心需求。在访谈中不只一位受访者表示看脱口秀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是“轻松愉快”，受访者a5和a7都将看脱口秀视为“找乐子”。《脱口秀大会》（第3季）所有弹幕中有87401个弹幕中以符号的形式（“哈哈哈哈”“好笑”）再现了观众的实时情绪感知。人们一旦通过共同“习得”体会了脱口秀带来的快乐体验，把享乐式体验的完整因果关系链储存在记忆中，该知识会进一步刺激对脱口秀或者类似脱口秀节目的找寻。幽默也是将第三者争取过来一起对付共同敌人的技巧。当观众在喜剧演员表演的卷入中发出笑声，观众就和演员站在了同一立场，仿佛拥有了相同的“反抗”姿态，从而在笑声中获得替代性满足，形成了在“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占有中获得压抑性快适抚慰。
脱口秀节目带来的享乐式体验成为年轻人的一种快乐惯性。虽然受访者都认为脱口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但是受访者也坦白了对于享乐式体验的简易偏好，例如，“我喜欢更快餐化一点、不需要太有深度的笑点”（a6），“喜欢一直有爆点和梗”（a14），“我感觉现在找不到什么脱口秀替代品，所以现在觉得很遗憾”（a6）。需要警惕的是，脱口秀及大量综艺节目实践内生出的“强制性快乐”，表面上是人在看脱口秀追逐快乐，同时又隐含着它的反面——人必须通过脱口秀才能获得轻松快乐，轻松快乐就成为对人的“主人位置的承认”方式。
六、脱口秀幽默的异项美感狂欢
脱口秀具有讲故事艺术特征，是一种厚植于人类文化基因的一种文化形式，其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高调重回人们视野，并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坚定选择群体代言人这一文化角色，形成了具有明显代际特征的文化经验表达。脱口秀实践中的幽默话语和幽默认知共同构成了理解当代青年情感结构的关键。
（一）幽默实践表征：在违反中感到愉悦和违反需求的增加
单口喜剧表演已被证明是令人愉快的表演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代青年是通过幽默话语中的社会违反及其异项标出获得愉悦。脱口秀实践中意义流动过程所体现的现实性违反和情感性违反，主动展现了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情感表达的违反，这种“偏离正常”的违反就是观众获得精神愉悦的关键所在。这一判断在观众认知中也得到了验证，在观众认知中，脱口秀实践中的正当性违反是观众形成社会性洞察的诱因，他们同时也获得了享乐式体验。威廉斯认为继承社会结构性因素并对组织做出改造，最终面对事物做出的“创造性反应”就是情感结构。本文通过脱口秀幽默实践发现受众对异项一改社会结构化要求的态度，而是感到愉悦，并且对这种违反的需求猛烈增加。因此将这一创造性反应描述为“异项美感狂欢”。“异项美感”与文化标出性问题有关。赵毅衡在讨论美和艺术与标出性的关系时，指出正项美感是在非标出性中感到的愉悦，但并未正式定义异项美感，只是认为异项美感要靠异项艺术来发现。将脱口秀幽默实践体现出的情感结构指称为异项美感不仅仅是因为脱口秀被认为是小众的、亚文化的，其范畴属于“自觉的异项艺术”。更重要的是，脱口秀的幽默话语中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情感表达的违反形成了风格意义上“对正常的偏离”，也正是这种偏离正常的违反吸引了观众并让观众从中感到喜悦。
具体而言，幽默话语结构构成的密集违反诱发了当代青年对于异项美感的狂欢化体验。在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中，句子与句子组成语篇的结构叫话语结构。在转录文本和截取笑点文本时，研究者发现引起现场观众笑声连连和弹幕一致认可的文本全篇几乎都是笑点，基本没有或者很少让笑声中断的语句。据此，脱口秀表演施予了观赏主体“强烈的欣赏性投入”，形塑了“在艺术活动最突出而强烈地发生时，直接对之作出反应”的场域，观众会轻易沉溺于对象之中并与对象交融在一起。对于脱口秀实践制造的全身心融入情境的认知经验，学者指出这是一种“酒神”体验，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体验。但与之不相对应的是，这种密集的笑点并非处于逻辑严丝合缝的文本结构中，脱口秀广场式表演暗藏的注意力吸引模式使得观众必须顺着演员的逻辑，在此前提下脱口秀笑点文本可以较为随意地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将整篇稿子按笑点拆分开来，这些段子依然可以奏效。而过去小品、喜剧、相声都是结构化或情景化的，失去了主题结构和情景依托，小品、喜剧、相声中的笑点只有重新演绎才能再现笑点，留在观众心中的即是情境化的符号，而脱口秀则可以以松散逻辑构成文本及去情景化的传播。由密集的违反组合引起的异项美感狂欢充分暗示了当代青年对于违反需求的猛烈增加，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异项美感的简易化追求。
（二）情感结构透视：来自“欲望自我”却止于“享乐沉溺”
现代文化中异项艺术比例渐渐上升，还经常表现有意为之地颠覆“生活常态”，因为“生活中的非常态不能被我们在经验中习得的常理常情所认同，而引起我们的注意令我们新奇或困惑”。这映照了当下数字化生存情境中的文化突出景观，可以说，包括脱口秀节目、微短剧、爽剧在内的所有由“生活中的非常态”引起的全网围观和快速出圈，都是当代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异项美感集体追求的流行文化表征。
异项美感最终实现的是“享乐沉溺”。脱口秀借用广场式演讲的方式进行普通人叙事，大量暴露俗人的欲望，展现现实生活中压抑着的对自我及他人的攻击，让承受种种生活压力的当代青年在笑声中释放日常生活中的压抑与不爽。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脱口秀综艺具有一定的公共话语意见性，客观上具有“自我”与社会关系反思的文化政治功能。但是异项美感实际上呈现出不能被“意义化”的特性，因为这种公开欣赏私人情感和欲望的“愉悦”指向一种不可能性：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作为经常发生的情景来想象。因此，当代青年对于异项美感的追求，不是简单的心理的想象性满足或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而是通过“享受愉悦”的方式，一次又一次让自己摆脱现实生活对个人的纠缠和折磨。异项美感来自“欲望的自我”，却终究不止于欲望，而是指向了“享乐沉溺”：欣然享受每一次创伤的场景复现，也欣然接受象征性的愉悦，然后让创伤一如既往地重复到来。事实上，异项美感狂欢是一场虚幻的文化政治抵抗，能做到的只是通过幽默或者娱乐，社会条件在个人层面上为现代主体所“洞察”。
建基于个人意义上的异项美感追求可能滑向无意义。当代青年对于异项美感的追求成为在角色高度分化、生活世界和信仰多元化的社会中实现个性的一种方式。脱口秀表演及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人的再生产，他们以切身实践和舞台表演二者结合的形式，表达了人应该为自己而活，这为当代青年有限地指明未来。另外还需要警惕的是，提倡选择、自由和个性并不必然会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可能带来“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假象。也就是说，当代青年标新立异是为了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最后结果依然是趋同的，建基于个人意义上的异项美感追求最终可能滑向无意义，仅仅满足了个体的“享乐沉溺”。
脱口秀实践通过正当性“违反”开创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里蓬勃着当代青年异项美感的情感结构。当代青年试图在脱口秀综艺节目中通过对异项美感的追求进行自我构建和自我实现，但由于脱口秀综艺节目作为“群体发言人”，其创作题材高度集中在私人日常生活之中，一方面的确可以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和认同，另一方面也使得自我构建和自我实现局限在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选择范围中，在应接不暇的笑点中，生活方式政治实现的可能性被消解。因此，当代青年异项美感狂欢仅仅是声势浩大地触及现实性问题之后，只满足了个体的“群体想象”和“享乐沉溺”。在对异项美感追求和狂欢下，造就了当前弥漫在媒介化世界中的“猎奇”“审丑”现象及新奇感的无意义趋势。
总体而言，将笑点文本与受众的认知情感反应创造性地关联起来，为脱口秀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尤其社会违反理论下解释幽默话语过程，可以发现中国脱口秀实践中具有三种独特且经过审核和观众认可的正当性“违反”，以及由这三种正当性“违反”构建的幽默话语结构。不同于维奇构建幽默理论的宏观视野，脱口秀幽默实践中“主观道德秩序”违反，是现实性、情感性及技巧性等三种违反情境构成了从技巧接受到意义流动的幽默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不仅标志着“异项”的主动标出及普遍性态势，也凸显了当代青年对于“异项”的“执迷”。由此整合脱口秀文化实践与情感结构的命题讨论，可以窥见当代青年异项美感狂欢的情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威廉斯是通过小说分析了英国人的情感结构，但目前文化形式众多，脱口秀作为其中一种，只能反映当代青年部分或者局部的情感结构，并且异项美感这一情感结构不具有反霸权含义，其与社会深层的内在联系较弱，社会主体更在意“愉悦的享受”而非“霸权的抵抗”。因而，这一发现有助于重新聚焦社会主体认知与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脱口秀这一文化形式不断通过线上线下双重影响当代青年，即便不主动关注脱口秀，脱口秀部分段子也借由短视频、长图文、人际交流让当代青年熟知甚至认同。当他们感觉好笑或者引发讨论时，脱口秀的幽默实践就已经体现了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而且，这一发现中蕴含着代际间良性对话的路径。因为只有感知到当代青年的创造性反应，理解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才能开展与当代青年的对话和沟通。
作者：晏青，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2；万旭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4年第7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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