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被害人家属曾打来电话，表示自己家孩子是元宵节被害的，七年后的元宵节，最高检通知抗诉了，家里人激动得很多天睡不着觉……这是办理最高检抗诉辛龙故意杀人案过程中，让我深受触动的一个细节。
时间回到2015年。那年3月6日6时20分许，被害人张某艳被发现横尸在自己家楼下。在案证据可以证实，3月5日（元宵节）当晚，张某艳的男友辛龙一直在案发现场，即张某艳家里，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但辛龙拒不承认致死被害人。
究竟是不是辛龙杀人？办案过程一波三折，一审法院认定辛龙故意杀人，判了死缓。辛龙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后，改判其无罪。被害人家属一直不服，申诉到最高检。
我接手该案后，审查的重中之重也是辛龙到底是不是真凶。原审判决无罪的理由主要有：本案被害人死亡时间无法确定；从被告人离开到被害人尸体被发现，其间约2小时的时间段是空白的；被害人住处遗留多枚嫌疑足迹未作比对等，法院认为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无法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合理怀疑。
我审查全案证据后，认为无罪判决理由不成立：一是辛龙具有作案动机。辛龙与被害人存在感情纠纷，矛盾激化严重。二是案发现场符合熟人作案特征。三是辛龙有作案时间和条件。四是辛龙虽不承认致死被害人，但其稳定供认案发当晚为制止被害人喊叫曾捂压被害人口鼻。这与尸检结果被害人系受外力作用机械性窒息死亡吻合。五是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只检测到辛龙、张某艳的dna。六是楼下邻居证实当晚一男一女在楼上厮打、争吵到凌晨3点左右才安静，辛龙的手机定位显示当时其未离开案发小区。综合全案证据分析，我认为可以形成辛龙实施杀人行为的内心确信。
虽然我内心确信案件是辛龙实施的，但要促成改判，必须补强证据。我赴案发地与案件原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座谈交流，深入了解有关情况。此后，我复勘案发现场，重新取证，委托鉴定。复勘案发现场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六年多，但案发现场仍完整保留，这也是该案的不同寻常之处。
此外，我又对辛龙开展调查。去之前，我精心设计调查询问提纲，把想问的问题埋在大量的、一般性的琐碎问题当中。询问中，我以“唠家常”方式切入，关心辛龙生活状况，促使其放松警惕。当天，他说了大量对定罪极为有利的细节证据，在口供上实现了五六个关键性突破。比如，他供认了被害人的进食时间，结合在案证据可以确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为凌晨3点到4点；再比如，他承认现场嫌疑足迹是自己留下，而现场嫌疑足迹不明是原审判决无罪的重要理由。
我们还委托公安部对案发现场嫌疑足迹重新进行会检，最后专家一致倾向认定，现场嫌疑鞋印为辛龙所留。
经过补强证据可以认定，被害人死亡时辛龙尚未离开，现场嫌疑足迹是辛龙留下，能够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合理怀疑，可以认定辛龙案发当晚在被害人家中捂压被害人口鼻致其死亡，后抛尸楼下伪造自杀假象。据此我提出，原审判决错误应抗诉纠正的审查意见。
该案经最高检检委会审议，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抗诉。最高法指令再审后，经大连市中级法院、辽宁省高级法院一审、二审，最终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辛龙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办理刑事案件，从有罪到无罪像是“拆房子”，从无罪到有罪像是“搭房子”。“搭房子”必须四梁八柱稳当，房子才能立得住。这是我办理最高检抗诉辛龙故意杀人案的感悟。对一个案件来说，“搭房子”的质料就是证据。这个案件是“零口供”杀人案，需要通过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定案，最难的就是要对六年前已进行充分侦查的旧案补到新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检察官的基本职责就是查明真相、追诉犯罪、法律监督，为了对得起这个职责，必须不懈努力，最终历时三年，变不可能为可能，促成本案改判。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 郭竹梅）
来源：检察日报·要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