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图片由苗月提供）
【人物简介】
樊锦诗，女，1938年7月生，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祖籍杭州。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有“敦煌女儿”美誉。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周琴 敦煌报道
“80后”樊锦诗，在敦煌工作已62年。
“名字很美，人很瘦小，气场强大。”作为以樊锦诗为主角的传记电影《吾爱敦煌》的导演，苗月谈到自己见到樊锦诗的心情，称得上是又爱又“怕”，“我相信每一个见到樊老的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气场。我也不例外。因为拍《吾爱敦煌》，我们需要多次请教樊老，多次叨扰她。我既期待见到樊老，因为能近距离接触、深入了解樊老，能切实感受到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气质风范。也‘害怕’见到樊老。她不喜功名，不喜张扬，我们拍她的故事，必须高度认真谨慎，难免战战兢兢。”
△樊锦诗（图片由苗月提供）
经过几年的精心筹备、拍摄、制作，2023年11月17日，《吾爱敦煌》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这部电影以樊锦诗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进行改编创作，运用纪实与叙事穿插的手法展现了历代科研人员如何在敦煌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时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影片中可以看到青年樊锦诗的飞扬神采，中年樊锦诗担负的使命职责，老年樊锦诗的淡定从容。层层印象覆盖，描绘出樊锦诗人生的厚度。苗月联想到莫高窟的许多壁画，“有许多层，不同时代层层覆盖着。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壁画，樊老的人生也是一个多层壁画。影片中的樊锦诗由两位专业演员分别扮演其青年和中老年时代。年逾八旬的樊锦诗本人也压轴出现在电影的尾声部分。其中一个镜头令人格外印象深刻，她从莫高窟九层楼前缓缓走过，目光清澈，步伐坚定。这不是表演，而是樊锦诗在敦煌生活工作的60多年里，无数个清晨或者黄昏的日常。”
△陈瑾（右）与樊锦诗（图片由苗月提供）
2023年冬天，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从成都出发前往敦煌，探访敦煌研究院，在电影《吾爱敦煌》的敦煌首映礼上与樊锦诗近距离接触，也通过导演苗月、主演陈瑾的讲述，还原了樊锦诗守护敦煌莫高窟的故事。
60多年前的一个嘱托
中华文明不止五千年，大家怎么知道其中一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就需要考古。是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慢慢变成已知。2011年，樊锦诗倾注毕生心血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终于正式出版。据了解，《敦煌石窟全集》的规模大约将达到一百卷，只有一代代人不断接力，才有望完成这一世纪工程。
在电影《吾爱敦煌》中，时年73岁的樊锦诗深情地抚摸着《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书页，目光像母亲看着自己幼子那样温柔。这份欣喜，了解她的人能体会到其中的分量。因为这份考古报告背后有着一个关于托付的故事。因为这份考古报告，凝结着她多年来念念不忘的一个使命。
1958年，来自上海的樊锦诗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在洋溢着兼容并包风气的未名湖畔，她沉浸在求实创新的学术氛围里，接受了顶尖的考古学教育。在那里，她受到了北大精神文化的熏陶，并找到了一生钟情的事业方向和生活及灵魂伴侣。
1963年夏，樊锦诗毕业被分配到敦煌研究所工作。离校前的一天，时任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专门把樊锦诗叫到他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跟她有一番交流谈话。 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中，樊锦诗回忆当时苏先生给她说的话，“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截图于《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电子书
听到这番话，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我分配去莫高窟，其实是要赋予我一项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苏先生临走前的这一番叮咛，现在回忆起来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每每回忆此情此景，我总忘不了苏先生和蔼可亲的鼓励和语重心长的教诲。和他的那次会面，好像就在昨天，让我倍感亲切，又觉得这个使命沉甸甸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在步出朗润园的那个时刻，我是恍惚的，我反复问自己：‘我能完成吗？’”
正式去敦煌工作前，樊锦诗回了一次上海的家，度过了大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樊锦诗祖籍杭州，1938年7月9日出生于北平。樊锦诗的父亲樊际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北平的工部局当工程师。后来因父亲工作变化，举家搬到上海。樊锦诗在自传中描述父亲：“他的外语特别好，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
少年樊锦诗会在父亲的教导下，背《古文观止》，听评弹和昆曲，最喜欢听刘天韵的《林冲踏雪》，还去上海愚园路百乐门影院看电影，对《出水芙蓉》《绿野仙踪》印象深刻。如今女儿长大了，从北大毕业了，当父亲得知她要去敦煌工作的决定后，虽然心疼女儿体弱多病，但是也尊重她的选择。樊锦诗记得，自己动身时，父亲说了一句：“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1963年7月，25岁的樊锦诗，出发前往自己被分配的工作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报到。她知道，这次去正式工作，不会像此前去实习那样，可以在短时间内离开。火车行驶在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尔可以看到远处的绿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凉寂寥。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火车抵达了柳园这个地方。当时敦煌没有火车站，离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园火车站。在《吾爱敦煌》的电影开篇，就有对准柳园火车站的一幕。从诗情画意的未名湖畔，到凄清孤寂的大漠深处，此时的樊锦诗没有想到，这一次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敦煌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延续已半个多世纪。
敦煌研究院大门口由赵朴初题写的院名，被刻在一块巨石上，简简单单，明净素雅。在官方网站上了解到，其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2017年，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院六地”的管理和运行格局。截至2021年6月，全院职工总数为1507人。国家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怀着保护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遗存的心，来到大漠，在此安身立命，成为敦煌的接力守护者。
△敦煌研究院（张杰拍摄于2023年11月15日）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事务繁忙，樊锦诗一直没忘记苏秉琦先生的托付：“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我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近半个世纪，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我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艰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我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会让我走上领导管理岗位。之后，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中。但是，母校和老师们的这份嘱托我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报告的使命我忘不了。”
2023年5月4日，时逢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日，樊锦诗回到母校捐款一千万元人民币，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北大的敦煌学研究。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樊锦诗强调她对敦煌的执着与她秉承和延续北大的精神传统分不开，“北大的精神传统我忘不了，作为北大学子胸怀天下、报效祖国的志向我忘不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的重大责任我忘不了，我知道必须为此竭尽全力……无论做任何事情，不管是研究还是教学，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进去，和自己所做的事业融为一体。在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中，让个体生命不断得到新生和升华，而自己也从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绝对不能乱跟风，今天刮东风就跟着东风跑，明天刮西风就被西风吹着跑。我们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来到敦煌，都是为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事业而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把这一件事做好，把我们的业务搞好。”
拍电影始于一场专业考古报告
苗月是四川峨眉电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从事影视创作三十多年。近十年，她的电影作品注重对时代的关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其中，电影《天上的菊美》《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均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影片和个人曾获得过中国电影华表奖。
拍摄《吾爱敦煌》、结识樊锦诗，是苗月几十年电影导演生涯中一次特殊又难忘的经历。苗月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是2018年秋天，苗月读到一篇写樊锦诗的文章，大受感动，有强烈的创作冲动“要拍一部电影”。
△苗月（中）、陈瑾（左）与樊锦诗在一起（图片由苗月提供）
但拍电影是个大工程，不是想拍就能拍，需要具备多种条件。当这个念头出现后，让她没想到的是，机缘还真来了，“一个多月以后，甘肃风行影视公司的制片人潘红阳联系我，说希望邀请我来合作拍一个片子。我问是啥题材，对方说，拍樊锦诗。我一听就乐了：这也太巧合了。所以合作马上就达成了。后来峨影集团作为主要投资者，成为了电影的第一出品方。”
一拍即合之后，各方面快速启动。2019年，苗月开始做拍摄前准备，尤其是对各种相关人物的采访。在采访樊锦诗之前，苗月和制片人潘红阳曾一起前往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以及敦煌研究院，采访了比樊老更早来到敦煌的，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来到敦煌研究的几位老先生，收集到了非常宝贵的创作素材。在采访了近一百位敦煌研究院的老人和新人之后，2019年7月，苗月和演员陈瑾等主创团队，终于见到了樊锦诗。
苗月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樊老的场景。“见到樊老之前我很激动。我预想的是，樊老会在镜头前畅谈很多。终于有机会能够特别直接听到她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太好了。” 但当见到樊老，苗月“懵了，事情完全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樊老太低调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虚美德在她身上彰显无遗。她特别不愿意多显露自己，不爱聊自己。所以从采访到后来的拍摄，樊老始终对我们都很严肃，她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宣传敦煌莫高窟，不希望我们的电影表现她。”
△截图于《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电子书
对于拍一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樊锦诗一开始并不乐意，“她一直强调，敦煌研究院的事业是一代代守护敦煌的前辈传承下来的，是大家共同的事业，而她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不能把焦点放在她一个人身上。”苗月不断对樊锦诗解释，电影故事片一定要有人物，要有故事，所以《吾爱敦煌》一定要以她的人生故事为主线，来呈现一代代考古人与敦煌的故事。“本着将重点放在敦煌文物保护推广的宗旨，樊老同意拍摄，并多次强调，不要夸大她本人。”
△苗月（中）、陈瑾（左）在拍摄《吾爱敦煌》工作中（图片由苗月提供）
面对苗月带领的这一群电影工作者，樊锦诗首先讲了很长时间的专业考古报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陈瑾还能清晰记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聆听这么专业的考古报告。樊老的讲述完全是忘我的、滔滔不绝的。其实我们都很懵，因为考古报告实在太专业了。讲完考古报告，樊老才开始断断续续讲自己和敦煌、和敦煌研究院、和莫高窟的故事，讲她自己当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期间，她直接参与的莫高窟的保护等等往事。一群做电影的人，在一次次倾听老人讲述往事的过程中，为老人的生命状态所震撼：清晰敏捷的思维和缜密周全的记忆，哪里像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啊！虽然她看起来很瘦弱，但她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极其强大的能量场。”
樊锦诗与敦煌的故事，吸引很多记者报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给她写传记，但都被她不假思索地婉拒了。“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后来，她的一些同行、同事、朋友也希望她写一部回忆录，出版社也主动约她写口述历史，“于是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我想，大家之所以反复建议，是因为我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今年八十一岁，已经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记者注：该自序写于2019年8月）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于是才有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2019年10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传记作品。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图书封面
樊锦诗在书中也强调，她之所以信任这次书写，是因为顾春芳教授深知她与敦煌“是不可分的。我一生的事业以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敦煌，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
被樊锦诗“塑造”的演员
2023年11月15日下午，“我心归处是敦煌”——《吾爱敦煌》敦煌首映礼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举行。临近4点，樊锦诗乘车来到中心大门口。她穿着黑色棉上衣，黑色裤子，一双休闲鞋，手中拿着一根拐杖。透过眼镜的双眼穿透力很强，整个人精气神儿十足。当樊老出现在首映礼的那一刻，现场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
△电影《吾爱敦煌》敦煌首映式现场（图片由苗月提供）
樊老上台分享了她对电影《吾爱敦煌》的肯定，“这个电影不好拍。时间跨度长达60年，而且既要表现具体的个人，又要表现群体，很难拍的。你们制作人员很不容易。刚才放映期间，观众席多次响起掌声，说明效果是不错的。感谢你们的劳动。”
片中扮演中年、老年樊锦诗的演员陈瑾，其表演也得到了樊老的高度肯定。更有樊锦诗的同事在看完影片后表示，陈瑾的表演非常符合樊院长这个人物，就连嗓音都表现得非常理性、知性。
电影首映礼上，陈瑾坦言，自己扮演樊锦诗一开始“压力山大”。“我见到樊老后，觉得我演不了她，她的灵魂太高了，高山仰止，觉得自己够不着。”
2023年11月16日下午，在敦煌机场的候机楼，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即将回京的陈瑾。她梳理了自己的心路，“一开始接到苗月邀请我饰演樊锦诗，我爽快地答应了。我是踩着快乐的、细碎的脚步跑到了敦煌，一身轻松。” 然而，当真见到樊老，感受到樊老身上强大的气场之后，她陷入了“自我质疑”状态，“我对樊老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够不到她伟大灵魂，我的内心甚至充满恐惧。”
面对陈瑾的“胆怯”，苗月能理解，“其实当时我作为导演也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这次拍摄对象太不一般。但是这个题材我实在不忍放弃。而且，我跟陈瑾合作二十年，对她的认真态度和表演实力有充分认识。我坚信，大家一起努力，陈瑾肯定能完成塑造好樊老的任务。所以我就一直鼓励她。我想她内心深处也肯定不想失去一个向如此清澈灵魂靠近的机会。所以，她最终还是答应下来，并且非常完美的去演绎和塑造了这个角色。”
△樊锦诗与陈瑾（图片由苗月提供）
在苗月的鼓励下，陈瑾开始仔细琢磨起表演的具体路径，“演员表演一般会分多种方法、途径去塑造一个人物。比起表演一个虚拟的人物，要扮演好一个卓越的真实人物，难度要大得多。比如，一般首先要往人物外在形象、日常动作习惯去入手。可是当我见到樊老时，我发现自己比樊老高很多。这在视觉上有很大区别。既然外形视觉上不像，那就要从神似上下功夫。我就开始钻研樊老的精神劲儿。”
就这样慢慢摸索着，陈瑾的信心慢慢提升。特别是服装师化妆师为她试妆造型之后，把她的造型照片和樊老的照片剪辑到一起做了对比，再配上音乐，陈瑾看过之后开始建立信心， 对角色有了更多感悟，再加上之后有机会与樊老近距离接触，陪着樊老、牵着樊老的手在莫高窟参观，陈瑾说：“我的精气神仿佛也被樊老给无形提升了。”
这次成功饰演樊锦诗，给陈瑾带来的不仅仅是表演上的一部作品，更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净化和提升，“一个人如果以纯粹、专注的心，去从事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往往就容易取得成就获得认可。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也都很向往。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如樊老这样做到一生如此专注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的最多的还是朝秦暮楚、患得患失，这山望着那山高。不知不觉中，就在这种状态中，失去了专注和纯粹。其实，我们做演员这一行当也是如此。能一直坚持不受别人影响，只是因为喜爱而从事演员工作并且能坚持到最后的，只是少数人。”
扮演樊老的过程，也是陈瑾逐渐深入樊老内心世界的过程。“她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留在敦煌？除了对文物考古事业的真心热爱，以及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她内心是否也曾有过离开的想法？”这些都是陈瑾一点点摸索，“樊老师很坦诚地告诉过我，她不是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与自己两地分居的家人团聚。但因为种种因缘际会，没有走成。而且，当时的敦煌恰好缺乏像她这样的专业考古人才，强大的责任感，促使她也没有真正想离开。她也就越来越坚定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是扎根敦煌。”
△樊锦诗与陈瑾（右）（图片由苗月提供）
扮演樊锦诗的过程，也是走近一个卓越灵魂的过程。“有时候会夸她，但老人才不听你的夸——你别再来这一套，感觉就是‘你别拍我马屁’。而且，她总是纠正我们的认知，说哪里是我的贡献，都是团队的，我哪有那么伟大？朴实极了。”
陈瑾说，作为一个演员，要想达到真实的感染力，“脸谱化是需要避免的。我努力饰演出一个有着专注纯粹人格，同时又真实生动的樊锦诗。她伟大而又平凡，卓越又朴实。除了是敦煌文化的守护者，她还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也有对于家庭的责任，与爱人的相守。”
从最初觉得自己“演不了”“不敢演”的恐惧，到实际拍摄过程逐渐找到感觉，陈瑾逐渐认识到樊锦诗的内心世界，她的神态越来越像樊锦诗，“与其说是我在扮演她，不如说她在’塑造’我。我至今想起来与樊老相处的时刻，还会觉得心中充满温暖和感动。她花白的头发，瘦瘦小小的。一说起话来，响亮、有力，闪着光。”
△樊锦诗（右2）在《吾爱敦煌》电影敦煌首映式上（张杰拍摄于2023年11月15日）
敦煌的四川情缘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从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从业务岗转到管理岗，千头万绪，年逾花甲，樊锦诗迎来了她一生中最忙碌的岁月。在她担任院长期间，不少人想通过旅游开发将莫高窟变成“摇钱树”，樊锦诗对此给予激烈反对。这些在《吾爱敦煌》中也展现。在樊锦诗的推动下，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也得以颁布实施。
为了让千年壁画永续留存，樊锦诗带着团队为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经过十多年努力，“数字敦煌”2016年正式上线，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
对敦煌文物保护和传承作出如此卓越贡献，樊锦诗始终保持低调和谦虚。对于以自己的敦煌故事为主线的电影《吾爱敦煌》，她多次跟包括导演苗月在内的电影拍摄、制作团队强调，一定不要把关注焦点过多放在她一个人身上。因为敦煌研究院的事业是一代代守护敦煌的前辈传承下来的事情，是大家共同的事业，而她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是其中一个代表。“若没有‘前辈’就没有‘后辈’，若没有‘大家’就没有‘个人’。她特别庆幸的是，她把手中的接力棒交出去的时候，敦煌莫高窟没有受到损坏。”苗月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图片由苗月提供）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有志于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一些学者们纷纷赶赴敦煌，在此驻扎守望数十年之久，以生命之火燃烧与奉献。比如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曾带领十多名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荒凉的西北边陲，开始敦煌文物事业的拓荒工作。而其中就有不少人是来自四川的学者，包括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僩（[xiàn]），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其琼，敦煌的“活字典、活资料”史苇湘以及一生专注壁画临摹的欧阳琳等等。其中段文杰，于1917年生于四川绵阳，是我国最著名的敦煌学研究专家之一，驻扎敦煌60余年，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对于敦煌人的四川情缘，樊锦诗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也多次提到。2016年12月，樊锦诗还曾来到成都，前往成都博物馆助阵“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在那次行程中，她还在成都博物馆做了一场精彩的“观展导览”讲座，为现场超过500名观众讲解《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在这场讲座中，她提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最初成立的时候，主力人员就有不少四川人的身影，“所以我们跟四川很有感情。”
对于敦煌莫高窟和四川的这种美好联系，让《吾爱敦煌》导演苗月感到很亲切，“抗战期间，有很多的画家、学者从重庆到了莫高窟。现在拍摄这部电影，四川峨影集团又是第一出品方，真的很奇妙。”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那种低调和谦逊的美德，让苗月深受感动，“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直观了一个崇高的灵魂。”谈到此，苗月有点动情，“我真诚觉得，作为影视工作者，作为电影人，有这样的责任向社会传达正能量。我们理应有意识使用电影的形式，向广大观众传递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的人生故事。今年恰好是樊老到莫高窟60年整，从一个青春少女到耄耋老人。我觉得我们拍这个电影，非常有意义。我们非常荣幸能用电影的形式来表现她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