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禁不掉AV,但女优们更有人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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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立法禁止AV?

6月,这个以讹传讹的消息在部分国内社区激起了一定讨论,其出处是日本立宪民主党议员堤要在某次会议上的提案:“电影电视上有杀人的镜头,但拍摄时绝不会真的杀人。但性行为有时却会在摄影现场实拍,这势必会带来怀孕、性病、抑郁和PTSD等各种危险,并不尊重演员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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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新浪财经

不过,所谓的“禁止AV提案”其实只是围绕另一个议题的补充讨论,并未得到通过并施行。目前真正成为既定事实的,是6月15日日本参议院颁布的《AV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济法》。

该法案指出,“AV受害”是指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录制、贩卖性行为全过程,且受害者会持续承受相关影像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痛苦。因而,该法案在多个层面引入了保护受害者的机制。

比如合同签订阶段,制片方要详细说明合同义务,且在提供合同一个月后才能进行拍摄,以前AV女优则经常提前一天收到剧本,还不知道会被要求和谁做什么;在拍摄阶段,当天也可以拒绝发生性行为;传播阶段,需留出4个月时间给演员确认影像内容再正式发售;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法案规定演职人员可以在售出和播出后的一年内无条件解除合同,要求停止影片的销售,不用支付违约金。

此前AV界关于“停止传播”的规定,只有“五年条款”,即五年无新作可要求下架过往作品,已结婚生子的苍井空便在2020年动用过该条款保障自身权益。但“五年条款”在性质上只是由第三方机构发起的行业规范,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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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AV救济法”在AV女优的人权保护方面具有诸多开创性意义,和很多观众固有印象有所出入的是,“出演AV”并不都是基于自愿、疯狂捞金的,行业乱象由来已久。

曾经的日本AV产业,年销售额峰值能达到5000亿日元,占整个国民GDP1%,这一“盛况”本身,也在随网络视频普及和内容主体变化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


“AV救济”始末

《AV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济法》其实也是另一项新法规的“补丁”。

4月1日,日本《民法》修正案正式生效,新《民法》中有一条是将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到国际通行的18岁。日本的“20岁成人”传统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至今已经延存了146年,和其他现代国家相比的确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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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未成年人”一向有严格的保护措施,专门出台过《儿童卖春色情禁止法》,刑法则规定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都会判处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如此,涉及未成年人的情色交易在日本社会不算罕见。

2017年BBC就拍摄过一部名为《日本未成年色情交易》的纪录片,展现那些“援交少女”的经历,片中称日本“援交”市场高达千亿日元级别,高二女生参与援交比例达32.2%,高三达44.7%。纪录片采访的一位女孩每周与15-18位中年男子相会,每周能赚60多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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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有庞大市场需求,“女高中生”在AV中同样是热门题材,当然由于法律限制,出演的都是成年AV女优,制片方通常还会专门标注演员“已满20岁”。

新《民法》下调了成人年龄,则给18-20岁的女学生带来了一系列新权利,比如可以结婚、可以申请长期护照也能独立签订以前需监护人同意才能签的合同协议——其中就包括AV演出合同。这意味着在日本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有可能会出现“女高中生合法出演AV”这一让人啼笑皆非的局面,议员盐村文夏干脆表示:“4月1日就会开始有受害者,女高中生AV将会成为流行现象,不能容忍日本发生这么丢人的事。”

日本各界的担心,源于签AV合同本身处在灰色地带。被“星探”街头搭讪,以“模特”等职业的名义“诱拐”入行,拍完AV后还因违约金无法抽身的情况,过去时有发生。人们担心涉世未深的“新成年人”会成为无良片商的狩猎对象。

前AV女优胡桃香气一直是反对“诱骗拍摄”的积极发声者,《民法》漏洞在日本引发讨论后,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质疑:“社会期待未成年人能对自己拍色情片的决定负责,但未成年人能在什么程度上达到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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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香气大学时曾被“星探”搭讪,对方询问她是否对“魅力模特”感兴趣,“他有一张体面的名片,说话非常恭敬,感觉可以信任。”她将其视作自己成为明星的机会,随后参加了一场“节目面试”,到场后才知道需要裸体出镜。包括自己经纪人、制作公司总裁在内的十几位比她更年长的男性将她围住,不停劝说她接受拍摄合同,“我觉得有很大压力要答应,所以我答应了。”

后来的几个月里,制片商以演艺合约作为要挟,多次要求她拍摄AV,胡桃香气因此从大学辍学,等到脱身时已经很难再从事别的行业。另一位AV女优香西咲的经历与之相似,她24岁时完成签约,第一天上班才知道自己签的不是模特公司,“我无法脱掉我的衣服。我只能哭。”可她最后也只能选择屈服。

不过日本民间和政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既然成人年龄下调,18-20岁女性自愿涉足风俗业,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是“AV救济法”。法案在拍摄的每个环节都有保护性规定,防止再有年轻女性于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拍摄,同时也能保障现役AV女优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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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法案又引发了新一轮不满,日本一些女性团体认为,法案将AV、AV演员明确定义为“性行为影像制品”和“实施性行为的人”本身就违法。日本从1957年执行至今的《卖春防止法》禁止任何形式的性交易,而明面上,AV只不过是“表演”。“无码片”在日本流通则属于“出口转内销”,东京热、Maki Horikita、SKYANGEL等公司都是在美国注册,所以片头才会出现“FBI”的版权声明。

为“表演”性质的AV专门出台一部“救济法案”,相当于去掉了AV的马赛克,承认AV演员在进行真实的性行为。于是有人提出全面禁拍AV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伤害”,这才有了议会上的“禁AV提案”。

对此,有现役AV女优在推特上讥讽道:“禁止AV的话,只能开始相亲了。我就回乡下种菜养狗了。”还有AV女优抗议称:“比起操心AV,你们还是先操心性犯罪重罪化吧。”牵头订立“AV救济法”的盐村议员也认为全面禁止不现实,在推特上喊话“不要将两件事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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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NGO组织“Human Rights Now”的秘书长伊藤和子则在“AV救济法”通过后的倡议中写道:“未能就这部分内容达成一致,因此没有被纳入本次法案。这些课题仍需反复讨论,以期在两年内再进行修订。”


围绕“AV女优人权”的博弈

AV女优的人权问题,不是第一次受到广泛关注。

2004年,日本AV界发生过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的“芭奇事件”。片商“芭奇视觉企划”在拍摄时让女优服用迷幻药物,然后强施凌虐行为,异物插入导致演员的内脏破裂,四个月后该女优才康复,并对片方提起了“强制猥亵罪”诉讼。

由于女优记忆模糊,参与拍摄的人员最初因罪证不足释放。但在警方劝说下,该片厂签约的女优们接连说出内情,案件最后以片方代表被判18年告终。

“芭奇视觉企划”是家专门制作“猎奇”、“凌辱”系列的片商,据其工作人员井川杨枝后来在《尘封的成人影片》中的描述,芭奇不会提前告知女优出演形式,而是直接将她们叫来现场真刀真枪地拍摄,演员全是本能反应,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巨大,公司便靠此类反人性、反社会的内容牟利。尽管此事是日本AV界发生过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但后续影响主要发生在拍摄内容上,日本AV的产量、演员数量并未因此缩减。

不透明的“入行”机制,是更触及问题根本的争议重灾区。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后,杂志《周刊实话》称有一批“星探”深入灾区,看准灾民急需用钱的弱点,用高额酬劳诱骗年轻貌美的少女拍摄AV,在利益面前罔顾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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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日本的首个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Now”发布了一份关于“日本强制拍摄成人电影(AV)”的报告书,让强制拍摄问题成为了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该报告统计显示受害女性向“色情迫害及性暴力协会”咨询的案例3年内有72例,“以当模特为名被引诱”的案例有21件,“想停止继续贩卖拍摄的AV”有20件,“被强制拍摄AV”有13件。

报告还刊载了10位女优的具体经历,其中一位20岁的少女哭诉自己与平面模特事务所签约,临场才知道是AV,迫于“能在东京郊区买一幢一户建房子”的高额违约金,在无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还不得不喝完12升以上的水。

亦有受害女性表示,对被说服拍摄AV懊悔不已,心里想停止但还是拍了多部,因忍受不了AV四处传播而自杀未遂。

这份报告发布后,也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引退后转型小说家的前AV女优川奈真理子主张人权组织的目的是“击溃日本AV产业”,案例只发生在3个公司(SOD、CA和MOODYZ)之间,数量相对它们3年间发布的1.8万部作品不值一提,“虽说是想维护女性人权,不如说是想剥夺AV女优的权利。”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认为AV女优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职业,报告实则在“助长职业歧视”。

一些当时仍在从业的AV女优同样持批评态度,水菜丽称“读了但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初美沙希反驳道:“现在的日本AV产业界‘非常干净’,我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拍摄的,还认识了很多朋友。”河西亚美甚至表示“从来没见过被迫拍摄AV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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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AV界的乱象被披露后,日本内阁府在2016年年底首次以年轻女性为对象进行了一次性侵害情况调查。该调查以线上问卷形式进行,共涉及2万名15-29岁女性,有5200多名受访者表示曾被“星探”接触或主动寻求类似“模特”的工作机会,有不到200名受访者承认签署了相关合同,其中有27%的女性签完后发现“上当”。

随后在2017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宣布将对AV界加强监管,旨在杜绝街头搭讪路人、逼迫拍摄A片的情况。两个月后即2017年4月,“日本制片协会”、“AV女优联盟表现者网络”、“知识财产振兴协会”三家组织共同成立了“AV业界改革推进专家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就是现在的“AV人权伦理机构”,负责各项女优人权保障工作。比如AV女优引退后可能会在学业、婚姻、就业等诸多方面遭受社会歧视,该机构便在2018年2月开设了专项申请窗口,接受AV女优要求停止销售出演作品的申请,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五年条款”。两年时间里,动用该条款的下架作品达到160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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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制片方、行业机构、演员的漫长博弈中,AV女优的人权正在逐渐受到更多保障,这一进程显然还没到终点。


传统AV,夕阳产业

知名纪实作家中村淳彦在2017年出版的《AV女优的消失》中写过一个案例,中泽美由纪(化名)虽然是业界排名前15%的佼佼者,却只能住月租4万日元(约人民币2000多元)、没有浴室的老旧木制公寓,最窘迫的时候会断水断电,连电话费都交不起。

“我小学的时候就有D罩杯,从小一直梦想当偶像,大概中学时改变志向想成为AV女优。不管多穷,绝不做向男人拿钱的事。”曾这么想的中泽美由纪入行后却发现“原来AV女优的生活会如此贫困”,以她为代表的非顶尖日本女优平均月收入只有15万到20万日元,在日本和兼职护工差不多,属于低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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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女性风俗业从业者的时薪排行榜(2006年版)》,AV女优出演单体作品时的时薪最高可达3.1万日元,单部作品的薪酬可达80万-150万日元,AV女优的收入状况显然今非昔比。而中村淳彦在2012年出版的《AV女优实录》中就提出,业界长期不景气导致制作商会追求作品质量或各种各样的过激内容,这导致AV女优在薪酬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工作更加辛苦,一个匿名的具体案例是:某女优的时薪在扣除事务管理费后只有2000日元。

在上世纪的“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的人口结构发生过较大变动,按日本总务省的统计,1975至1995年间,25岁至29岁年轻人中的单身女性占比从20%上升到了48%,单身男性占比从48.3%上升到了68%,一批针对单身男女的新服务纷纷涌现,比如援交、爱情旅馆、电话俱乐部等,色情影像也是其中之一。

而矢野经济研究所的《2017年御宅族市场调研》显示,AV和成人游戏的市场规模在逐年下滑,“色情大国”日本似乎正在进入“性冷淡”时代。其中AV的市场份额下滑2.38%,为492亿日元,规模只有偶像市场的四分之一,能提供多种情绪价值的“清纯偶像”,似乎比只能带来短暂愉悦的“性感女优”更受欢迎。

传播介质的改变也动摇了AV产业的根基。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录像机价格直线下跌,录像走入寻常家庭,录像出租店遍地开花,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AV业蓬勃发展。1992年标志性人物饭岛爱出道后,她30多部作品每部销量都能达到1万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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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录像带再到DVD,21世纪初的光盘碟片见证了日本AV最繁荣的时期,AV成为了日本一张不太好看的“文化名片”,在全球、尤其东亚范围内属于珍稀品,乃至出现了挂上“FBI声明”出口售卖的局面。但当互联网普及后,这种稀缺优势便不复存在。

AV作为本就处在地下的消费品,盗版几乎禁无可禁。而P站、OnlyFans等成人网站跳过了“AV制片厂商”这一环,一些个人博主甚至能直接向受众提供内容,人们对AV的需求减弱也就不奇怪了。前些年流行过“VR拯救AV”的说法,但由于VR技术本身发展较慢,VR设备的体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没过多久又成了“AV拯救VR”。

从1982年打开地下市场的《洗衣店的阿健》算起,日本AV发展至今已有四十年,一种特殊但成熟的产业不可能迅速消失,身在其中的演员也需要得到更多人权关注。

传统AV已是夕阳产业,只是这一次,无论是出演者还是观众,都没有人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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