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则旗帜 散则星辰
我在国美的日子
美术报 策划/全媒体新闻部 撰文/江凌 夏超
所谓岁月，便是一篇由许多细碎的过往拼写而成的文章，
无论那些随风散落的字句是否美好，都是心头永远拂之不去的萦绕。
正是那些喜悦和忧伤在时光中慢慢沉淀，才有了后来的故事与历史。
九十年，也长，也短。
在他们的记忆里，有教室里带着弧边扶手的木椅子，有学校那条几乎横贯全校的长廊，也有美院斜对面绿杨路的那家小木屋酒吧……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近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中国美术学院校庆海报
张远帆：师生同窗的日语课
1977年，浙江美术学院恢复招生。77级入学后的第一年里，有通知下来，入学时未经外语考试的学生们，将要在接下来的第二学年开始学习外语，否则毕业时将拿不到学位。
彼时正就读版画专业本科的张远帆心里有点慌乱：此前的近十年岁月，已经交付给了耕田和车床，于今全无基础，不知如何应付得来；但也有憧憬：学院图书馆新进的大批国外画册，是饥渴的学子们争相翻阅的香饽饽，如有外语的助力，或可获得图像背后的更多解读。
油画系和工艺系的同学必选英语，国画系的必选日语，而版画系的，则可以在英日间自选。一番挣扎后，张远帆选择了日语，想的是早点看懂阅览室里的那些日语版的版画画册。因“文革”的闭锁，找不到适任的日语教师人才，学院便破格聘请了原“杭高”的高材生彭世嘉来授课。
当时日语班的生员构成，可谓是色彩斑斓。除了国画专业的所有同学和版画专业的张远帆以及陈振濂等国画专业的研究生之外，还有国画系的刘江先生、陶瓷专业的李松柴先生等教师。当时的刘江和李松柴，都已是深受学生敬重的老先生级别的人物，教学和创作都很忙，却拨冗一起以学生的身份来同窗受业，其认真的程度甚至还胜于在场的年轻人。
两位先生是楚蜀人士，因方言的影响，念课文时屡有“那拉不分”的情况出现，便会听到同学的窃笑，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只顾请求彭老师为其反复地矫正读音。又或是会面带愧色地向老师道歉，说因为工作很忙，所以预习和复习做得不够等等。目睹先生们不计年龄和身份、孜孜求知的身姿，无法令人不生感佩，也令起初还抱有试试看心态的张远帆，也不得不打起十分的精神来听课。
开课不久，彭老师就以各人名字的日语念法来点名。古怪的发音，就成为同学间互相打趣的材料。刘幽莎三字的发音与汉语发音完全相同，显得不太好玩；而池沙鸿三字的发音却近似“吃砂锅”，特别好记，自此见面就叫后者了。如今张远帆和池沙鸿偶遇时，还是会忍不住地翻出这个梗来。
每周五节的日语课延续了两年。陈振濂以此为基础，后来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法专业文献。张远帆也以学得的基础，通过了国家的考试，幸运地抓住了留学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沙孟海在授课
陈振濂：喝到书法研究生教育的“第一口水”
张远帆的“班友”陈振濂1979年入学时只有23岁，在同期入学的研究生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我们喝到了书法研究生教育的‘第一口水’，对我这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进美院之前对于书法主要是兴趣爱好，但进入美院之后，书法成为了我一生探索和研究的事业，让我真正开始从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书法。”
1980年1月，陆维钊病逝前，仍坚持在病床前为研究生上了最后一课，并把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托付给了沙孟海。“老先生们对于中国书法教育事业有开创之功，从那会儿开始，再到我们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在书法学科化上不断探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陈振濂的青春记忆全部都留在了美院。“美院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激励我不停去进行各种学术探索。我对于日本书法的研究，包括后来书法的主题性创作，再到学院派书法的提出，都是在美院完成的。”
在陈振濂刚进美院那会儿，书法是否是一个专业学科都还存在争议。对比国画、油画、雕塑等专业，总感觉书法矮人一截。这也恰恰激励了他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把书法教育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在教学方法、创作形式、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做了深入探索。
陈向迅：老先生的严谨承载起90年的学术含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陈向迅从小就知道中国美院这所艺术名校。“里面有很多有名的画家，而自己对山水画的兴趣又特别大，所以很想进美院读书学画。”1980年，他如愿考进了中国美院国画系，因为这一年又重新开始人物、山水、花鸟专业分科招生。
1984年，陈向迅的本科毕业创作《牧歌三月》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一时间名声大震，他也因此顺利留校任教。1986年他开始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陆俨少先生。“对于经典的解读，笔墨的体会，这些都是老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美院国画基础教学的精髓。”
刚开始读研时，陆先生让他交份研究生学习计划，他用钢笔写好后交给导师，陆先生看后不但提了修改建议，还要求重新用小楷工整地抄一遍，老先生这一额外要求，让他心头一震，深深感到老先生治学的严谨，在国画系老先生的眼里，做学问每时每刻都应该是高标准和严要求。
这也影响了陈向迅在画画上的创作与探索。很多人看到陈向迅的作品，都会不禁发问，这是怎么画出来的。他的写意山水，说是写意，实则在创作前期从构思到起稿，比工笔画还要严谨，他认为，画画时的一笔一点都是非常讲究的，绘画创作中的“精致”也是他一直在追求的“品质”。
“教学相长”这四个字在陈向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对学生的教学，更像是朋友间的谈天对话，从教学到生活，无话不说。在校任教30多年，美院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更是见证他生活的处所。甚至他与夫人的结识、交往都与美院有关。用他的话来说，美院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
陆俨少先生的言传身教影响了陈向迅，而陈向迅又影响了一大批的学生，现国画系教师队伍中，就有许多他的学生，梨园薪火、代代相传，正是如此，才承载起了中国美术学院90年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学术含量。
吕学峰：“理论教研室”里的二三事
在张远帆、陈振濂、陈向迅等人就读的老美院的校园里，有一条几乎横贯全校的长廊。长廊旁有一幢青砖二层小楼，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理论教研室”的所在，那里有许多“有故事”的著名学者。
理论教研室下辖四个教研组，即史论组、马列组、文学组、体育组，担负着全院学生除外语之外几乎所有公共课的教学。
1980年，刚到教研室的吕学峰就开始依照传统称呼前辈们。先生们主要集中在史论组，其中有卢鸿基、史岩、钱景长、王伯敏、严摩罕，此外还有沈润堂、朱伯雄、严波、俞守仁等。
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院，校园生活中的许多细节是后来者无法想象的。随着思想解放，禁锢消除，先生们、老师们都变得开朗健谈。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活动，大家济济一堂，有些老先生乡音浓重仍踊跃发言，就国家大事、学校发展、专业走向慷慨陈词。
那时难得有一点工会福利，如夏天分西瓜、冬天分鱼或地瓜，老先生们也都各自展示“认真”态度。例如分西瓜时，吕学峰在场地中央，负责把西瓜依照大小排队再分堆，他们会在一旁仔细观看，然后提议将其中几个排列顺序加以调整，以彰显公平。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时常可以目睹一些老师（包括现在著名的画家）去工会互助会借上一、二十元钱，度过“青黄不接”的几天，待工资发放后再立即归还。面对清贫，先生们、老师们没有更多抱怨，依然认真教学、不求回报。
在理论教研室，吕学峰是最年轻的一员，许多跑腿出力的事情由他承担，因此与许多先生、老师也有了私交。钱景长先生的眼镜片真的像酒瓶底一样厚，打扫卫生时他常自嘲说看不见灰尘，吕学峰到其府上一看，的确历史“积淀”非常厚重。
王伯敏先生的黄岩腔是需要仔细分辨的，他曾经对吕学峰讲过，曾在酷暑盛夏光着膀子搭块湿毛巾、两脚浸在装满凉水的桶中降温，彻夜苦读。
83级国画班毕业答辩后的合影 1987年6月摄于国画系
后排（从左至右）：朱红、王庆明、刘文洁、吴山明、章祖安、顾生岳（当时的系主任）、童中焘、王冬龄、唐勇力、陈振濂、孙祥春（当时的系书记）、佟振国、孔仲起、楼非乃（当时的教学秘书）、徐默、王晋、夏晓龙、吴刚、王赞、银小宾
前排（从左至右）：潘丰泉、黄发榜、王劲松、何曦、胡寿荣、张西红、王作均、刘涌
潘耀昌：亲手做了几千张幻灯片
1979年，理论教研室有了第一批研究生，洪惠镇、欧阳英、潘耀昌、范景中、樊小明，他们毕业后也都留校，成为了新一代领军人物。
1985年理论教研室改组，分为马列教研室和史论教研室。同年，当时的院长肖峰提出建立史论系的建议。1988年5月，史论教研室正式改为美术史论系，潘耀昌任副主任。
当时没有电脑，潘耀昌和老师们就把系里做的事情以及书面的文件用复写纸存档，好像每个月都交一次，有手写的，也有用打字机的，在潘耀昌的记忆里，“打字机打着能把手指盖都打掉。”
那时候上课，还需要举着或黑白、或彩色的画册，后来，老师们开始自己在暗房里冲黑白照片。那个时候还没有反转片，全部都是老师们冲成黑白的幻灯片来放。彩色照片有了以后，系里的每个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科研经费都用在了买彩照上。有时候出国也是，旅游的地方有彩色幻灯片的就买，拿回来上课用。“后来电脑一来，我做的几千张幻灯片都没用了。”
黄河清：亲历赵无极短训班
就在潘耀昌入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学院开始自办学报，据潘耀昌回忆，当时按金冶的提议，学报定名为《新美术》，“新”字取其与传统决裂之意。同年，学院又决定把《国外美术资料》改为《美术译丛》，同时向全国发行。两刊均为季刊，它们的问世体现了学院介绍外国艺术、研究中国艺术并重的学术倾向。
1984年4月，黄河清借调入浙江美术学院，做《美术译丛》的编辑。他在1985年考了钱景长先生的西方美术史研究生。杨奇瑞、杨桦林、唐勇力等与他同届。
刚进美院，黄河清住在学生宿舍顶层年轻老师宿舍。一条长走廊两边，两人一间，全是如今美院或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左隔壁是吴海燕和李秀勤，右隔壁是龙翔和王炜民。往里面，有谷文达、郭贞、安滨、卢少夫、郑重宾等人。楼梯口有宋建明和韦天瑜。与黄河清同宿舍的，则是国画系刘健。
1985年，黄河清还作为赵无极夫人的翻译，全程经历了“赵无极绘画讲习班”。为期一个月的短训班，听课的有来自全国各大美院的优秀讲师画家27人。黄河清与短训班里的许江、孙景刚等油画系哥们“厮混”，以至短训班结束27位学员在花港聚会要成立画会，竟要把黄河清也算上，取名“28画会”。
“这期间，我也是一帮美院学生的‘帮主’，成员包括肖鲁，油画系常青、何红舟、陈宏庆，版画系李治……这个帮还一本正经有‘帮歌’，由李治作曲，多次聚会喝酒作乐。”
有一次，黄河清参加油画系毕业活动，坐在旁边的是王广义，“模样很淳朴，说是选修了四年法语，只会说‘你好、谢谢、再见……哈哈哈’，没想到后来变成像丢勒自画的基督那样披头长发，很‘艺术家’，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大天王之一！”
1987年6月，两年半的学制还有半年，黄河清写好了硕士论文，但未及答辩，便作为在校研究生被选派去法国，就学于巴黎索邦第一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