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各界人士为中国民族电影繁荣发展献计献策的研讨中，有的专家学者提出，为扩大传播效力，可考虑请一些有影响力的导演来拍这类题材的电影，如请李安这样的导演。这以后，我们与李安导演的团队，就多部民族题材影片进行了合作与筹拍工作，如《大兴安岭》、《成吉思汗的白云》等。
我想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李安毕竟只有一个。比起许多大牌导演，李安的作品不算多，20多年拍了12部影片，但是3次获得奥斯卡奖（1次最佳外语片奖、两次最佳导演奖），还有两次威尼斯金狮奖、两次柏林金熊奖。
对于一个华裔导演取得这个成就，在中国人眼里几近神迹。虽神奇不可重复，但他的电影创作对中国电影发展有很大的启示。
尤其是他运用电影手段艺术地表现传统思想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碰撞、交锋、交融，通过电影艺术用现代思想去观照、反思传统思想文化，以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如何自适、如何发展的成功实践，对于中国民族电影艺术水平提高似乎启发意义更大一些。
李安的奇特之处在于，他虽是一名国际导演，无论在成名前和成名后，总把自己放得很低。当他的小成本电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大奖时，他上台领奖致词却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也许无用之用才是大用，拍电影也是如此吗？这种低姿态在浮华奢靡的电影界、在物质主义盛行说大话的时代，是多么另类。台湾有记者采访李安时说：
“李安的出现打破了艺术家通常标榜的狂妄与自恋，他蹲得够低，所以他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看宗教都够广大、够透彻”。原理在此，蹲得够低站起来时才够有力量；蹲得够低，才能以平静的心投入创作。
面对当下形形色色的电影作品，在我心里最有份量的就是李安导演的作品，是排在第一位的；他成功的诀窍也许很多，但“蹲得够低”一定是排在第一位。
有一条“李安语录”最能说明他的姿态：“你越少，给观众想象空间越多，你是为人民服务。”这恐怕就是一个把艺术性和商业性融为一体、化解情怀与票房矛盾的诀窍。
李安电影的美学风格是“淡雅平和”，围绕着信仰、父亲、家庭和性这几个母题进行创作。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有着或激烈或平缓的戏剧冲突和意想不到的结局。
以他对人性如老僧般的透悟，使任何故事到他的手中，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历史的、现代的、科幻的、冒险的、亲情的…最终故事只是一个载体。
他以灵媒般的魔力让观众走入主角的生命，与它同呼吸共悲欢，观众在审美体验中渐渐丢开了世俗成见、体制束缚和思维框架，渐渐地爱起了主人公并跟随他一起经历未曾经历过的人生旅程。
他的作品，有的故事只是一个壳，内涵中有着丰富的文化主题和哲理意蕴，是对人生与世界形而上的思考与追问。从而他的电影创作就真正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与很多电影作者不同，他不认为自己是电影作者，他认为“其实是电影在拍你，不是你在拍电影”。
因为你好像被这个电影迷往了，你受到了电影的召唤，就好像说它要见观众了，观众也有这个需求，于是通过像导演这样的灵媒来达成，把它呈现给观众。
李安自称为电影的“灵媒”，这是他成功的又一个诀窍。在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安排的论坛上，李安讲到：“电影两个小时，观众是在看自己。把电影炒热是好事，但我们心里要有数，最后观众看的是打动他的品质。
一定要有和情感、思绪、情怀有关系的东西。只要讲到心坎里就会得到回应。对演员他也这样讲：“人家买票进来不是看你表演，是看自己脑子里的世界。观众只是借你的脸，想要他想要的东西。要想怎么去触碰观众，怎么透过故事的假象在黑暗屋子里默默沟通，这是真诚可贵的。”
从李安的电影创作实践可以看到，他是有根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古典美学观念、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同时在他身上又有西方文明的熏陶，形成了跨文化交融主体。
在艺术上，他本能地从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美学观念中汲取养料，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电影创作中，使中国传统美学观众与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出既不同于好莱坞又有别于中国本土电影的独特的“李安风格”。
李安电影所着力表现中华民族品格，这既是他影片的内涵，又是其创作的思想基础。李安在他的电影创作中广泛使用了中国民族元素、民族介质，由其在华语影片中大量运用以中国民族风格为特质的元素。
诸如中国书法、特色兵器、美食烹饪、旗袍服饰以至江南水乡、老上海风貌等等，让影像通过这些元素传达浓郁的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
李安无疑还是中国电影现代意识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的电影创作理念极具现代意识，一方面现代意识是他电影创作重点表现的内容。
在他的作品中，将现代思想、现代意识与电影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与传统思想、传统意识熔于一炉，使他的作品不仅成为中国民族特质的形象展示，也有效传播了现代思想、现代意识，充分体现了电影艺术所具有的大众文化传播特征，在平衡商业诉求的同时保证了电影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准。
